间传说中一直没有较好的声誉，总是作为一个残酷、凶恶、颟顸的暴君形象广为流传。如果我们拂去那经了千百年涂抹留在他身上的厚厚的“颜料与色彩”，还其真实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他也算得上是一位人才。商纣王长相英俊，虎背熊腰，精通武功，也有一手治国方略，只是后来暴殄天物、偏听偏信、闭塞视听，又遇到了比他更具雄才大略的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等英雄豪杰，结果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才为天下人耻笑。华夏民族自古就有“胜者英雄败者寇”的传统习惯，又由于更早的暴君夏桀要比他遥远六百多年，所记史料更为缺乏，自然而然地，他就成了中国上第一个愚昧昏聩、残酷凶恶、一无是处的昏君、暴君。
周文王“享国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着毕恭毕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纣王虽为周文王的韬光隐讳所迷惑，但也没有完全掉以轻心，只是东夷之乱一直牵扯、束缚了他的手脚。待到东夷局势有所缓和，他的目光这才投向了西方。这时，周文王已完全巩固了后方，开始腾出手脚由岐周而向东边经略了，并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作为向东扩展的前哨阵地。纣王并未忘记商周之间在过去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隐隐地感到了来自西方及其他势力雄厚的方国的威胁。于是，他稍施谋略，以朝贡、封赏之名将国力强盛的西伯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准备一一惩治。
姬昌自从继承王位以来，对商朝一直采取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韬晦之略；而在方国之内，他却严厉地推行富国强兵、伺机反商的政策；在内心深处，他一直将商朝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商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离开西周之前，他就作了两手准备，一旦身死朝歌，就由大儿子伯邑考继承王位，完成父王的未竟大业，并对有关后事做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三公离开方国到达朝歌，无异于变成了一只只毫无反抗之力，只有听凭商王宰割的羔羊。纣王虎视眈眈，终于找了一个借口露出狰狞面目举起了屠刀。
关于这段史实，《史记？殷本纪》记载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姜里。
商纣王以九侯女之淫乱为由头，首先拿九侯开刀；然后锋芒一转，将对此事不满、抗争“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块；姬昌虽然对纣王心怀仇恨，充斥着一股难抑的怒火，但其韬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叹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纣王抓到了一条整治姬昌的把柄，“窃叹”又够不上死罪，就将他囚禁姜里（今河南汤阴县），关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灭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远臣服商朝。
两千多年以后，明代许仲琳依据有关商周冲突的神话、传说、轶闻、正史、野史等资料，敷衍出一部长约七十万字的长篇。写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诞不经，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商周之争的明晰线索与重要史实。
商纣王将西伯侯姬昌作为人质囚在姜里，一关就是八年。八年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度过它。
周文王身遭囚禁，其结果似乎要比他预想的好得多多，因此，他不仅没有哀伤悲叹，反而还为自己的“漏网”而感到庆幸。当然，囚禁在一块方寸之地，一举一动全在商人的监视之下，连吃喝拉撒都没有半点自由，更不知何日、也不知能否活着返回西周，这对曾经为王几十年的西伯侯姬昌而言，与过去在西周发号施令、众人敬奉、养尊处优的日子相比，无异于从美好的天堂猛然跌入了凄惨的地狱。
然而，他要活下去，还得好好地活下去才是。早年立下的复仇、克商、建功、立业的宏愿是他顽强活着的信念与支撑。管它粗茶淡饭、破衣烂被，只要能够活命不至于饿死冻死就行。他虽囚身商地，但一颗心，却仍在故国上空盘旋。西周的统治王位，还虚席以待；西周的祭祀祈祷，仍供奉他为精神偶像；西周的发展，正按照他制定的模式一以贯之地前行。这些，似乎都不必他过多地牵挂与操心，那么，身居斗室，该做些什么好呢？
周文王感到了烦躁，还有空虚与无聊。他不能这样待在狱中，得好好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那时的部落，政治与宗教合而为一，既是首领，又是巫师，一般都是身兼二职，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处斗室，虽然失去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但他还可以继续扮演一个大巫的角色。于是，短暂的无所事事与无所适从过后，他很快就迫使自己进入到一种平和、自在与放松的状态之中。他因陋就简，随便找来或向狱卒讨要几根竹签或树枝作为占卜工具，从自己开始，天上人间世界万物一一卜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出狱？纣王是否继续怪罪于我？我能否逃过命运之劫？我有可能活着返回西周吗？回去后将做些什么？周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发展结局如何？人活着的价值与意 义是什么？世界本源由什么构成？茫茫无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么？……他一边占卜，一边写写画画，并将一些独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墙上或睡觉的床上。
这样一来，个人难以独处的枯燥日子就很好打发了。不知不觉间，白天一晃就变成了黑夜，一天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
慢慢地，他就对过去惯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满足了，觉得它们难以达到占卜宇宙万物的目的。于是就想，伏羲将阴爻阳爻三三相迭组成八卦，难道我就不能再将伏羲三三相迭的八卦再来它一次两两相迭吗？这如同闪电般一掠而过的念头很快就被他紧紧抓住不放，马上在地上阴爻阳爻重重叠叠地画了起来。阴爻阳爻三三相迭变为八卦，八卦两两相迭就组成了六十四卦。姬昌用这种方式占了几卦，觉得视野比过去要开阔多了，所占卜的内容更是天上地下、宇宙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他为自己的创造与发明而狂喜，他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自己正置身小小的斗室，忘了吃饭睡觉，只觉得身与天地世界相连，心与万物神灵相通，进入到人生一种最佳的“气功场”之中，恍兮惚兮，物我两忘，他是一个人是万物中的一分子，又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通天神灵！他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遨游八极，他上天，他入地，他雄心勃勃，他想穷尽人类、世界、宇宙的所有奥秘，将它们囊括在既有限又无限的八八六十四卦之中。于是，他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地占啊卜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得到了无可言说的启迪、获得了少有的智慧与力量。日子一长，就总结出了不少可循的规律。渐渐地，狱中已被他画得一塌糊涂画得满满当当半点空间都没有了。正在这时，周国派遣使节带着金银珠宝打通关节探监的来了，他什么也用不着什么也不想要，只是以一个大王的身份命令使节，要他们想办法弄一些羊皮与木炭送上前来。
不多日，一张张质量上乘的羊皮与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条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条，将编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写在羊皮上面，并为每卦取了一个卦名，用乾、坤、顿、蒙、需、讼、师、比等文字一一标示。然后，他根据自己对人生、诸多事物的分析、总结与概括，分别写在相应的卦爻下面。
框架虽然搭成，但其中的粗陋与不足显而易见。他没有满足，也没有休息，还是每天占卜不已，然后将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作为爻辞一一充实在每卦之下。
为防失落，也为防范纣王，姬昌将它们一式两份，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写在两张羊皮上面。一张留在狱中供自己继续研究探索，另一张则买通狱卒，让他带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藏好，转交使节带回西周，作为他对周人政治、生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的一种指导，也是一份立志推翻商纣统治的政治宣言书。他要让周人知道，他虽然离开了周国，但还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他们应该继续奋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狱中已近八年了。这时，周使前来告诉他，说周人向纣王奉献了莘氏美女、骊戎文马、有熊九驷等奇珍异物，纣王大悦，已有放他归国之意。其实，周文王早就用自己创造的神灵卦爻卜得了自己否极泰来的好运。纣王打算放他出狱，呈献奇珍异物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在于已然平息了的战端又因东夷叛乱而重燃战火，商纣王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他可不想继续囚禁西伯而让周人找到挑起战端的口实。况且，他将西伯侯囚了八年，西周也没有半点轻举妄动，而姬昌在狱中也无冤言，只是像个疯子般一天到晚地写呀画呀，还发出一串串让人莫名所以的喃喃自语。是啊，八年时间，完全可以把一个正常人关疯关狂呢。为了笼络西周，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东夷，狡猾的商纣王眼珠一转，也就准备“开恩”将他放回。
姬昌知道自己归国在即，在出狱之前，又将这些年来推演的卦爻归纳、总结、整理了一番。面对着一张张用黑黑的炭条工工整整地誊写好了的白白羊皮，西伯侯猛然就想到命名的问题，是啊，总得给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血结晶取上一个合适的名字才是。那么，该叫什么为好呢？他冥思苦想，脑海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大字——“易”！
什么是“易”？“易”义多多，主要有：一、“易之为字，从日从月， 阴阳具矣。”好，西周就应该阴阳相交、刚柔相济；二、“易，飞鸟形象也。”对，西周现在已是一只展翅翱翔于蓝天的飞鸟了；三、“易，即蜴。蜥蜴因环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哦，西周马上就要取代商周了……由此看来，以“易”而名命，是再好不过的了。它是我们周人的“易”，那么就该叫“周易”才是。当然，这个“周”字，除了西周方国之义外，还有“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
于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由殷商零星散乱的龟骨占卜，到《周易》的抽象、规整与总结，是一次具有实质性突破的理性上升，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普遍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写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周易》的出现，象征着第三期人为巫术的正式诞生。据此，也有人将伏羲八卦称为天启八卦、先天八卦，文王八卦称为人为八卦、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八年的囚禁生活， 周文王绝对不会推演出一部规范完整的《周易》出来。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难以捉摸的人类产物，如果不是周文王，伏羲八卦肯定还会向前发展，巫术也会向着第三期的人为形式确立，但时间将会大大推迟，并且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我们难以想见的模式，而中华民族的定型及对后世的影响，就肯定是另一种脉络与轨迹了。
是苦难造就了周文王，催生了《周易》的诞生。对此，史马迁写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孟子也曾写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周文王归返西周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渡过渭水，将曾经告密的亲商近邻崇国灭掉。然后，他将都城由岐周迁至沣水西岸，将全部关中平原据为所有。而对商朝，周文王还是对它保持着过去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终其一生，不曾有过一次正式的反商之举。他是一个相当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势力还赶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训他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轻举妄动，要以暂时的屈从换来发展的时间与扩张的空间。于是，他不断地征伐周边弱国小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文王死时，周国已将版图与势力范围扩大到东至江淮，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的广大地带，“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消灭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基础。
周文王死，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又经过几年的充分准备，周人羽毛渐丰，实力足与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会八百诸侯于孟津，这才正式举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两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势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纣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统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属地区。这年，周王朝在新都镐京正式建立。
传统的“上帝之手”四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地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剩下的事，就该由后人来做了。
周文王虽然从未正式举过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础——西周以一个蛮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绝对优势，并在《周易》中明确了反商灭商的政治纲领及兴周建周的未来蓝图。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础之上大举兴兵挺进中原，代商而立，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实际统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蛮与征服、融合与发展、文明与进化等方面经历了一番长期、艰难而痛苦的碰撞，尔后转化、定型、积淀为一份丰厚的民族遗产。
周代承续夏商的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将它们融为一体，发明了一套依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权与政权合为一体的家国同构模式。 国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于一体，是广大民众最高最大的家长，他以王权为中心，把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所有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严格贯彻到家族与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礼乐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