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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介入拯救了协约国。美国海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最终扩大了对德国的封锁范围，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的资金确实变得十分重要。到1916年年底，英国的信贷几近枯竭，英币的价值完全依靠美国人愿意以接近五美元兑一英镑的汇率实现。英国人一直在资助俄国，债务最终积累到了800万金镑，按现在的价值计算，应该要翻40倍（英国和苏联在1985年时解决了这笔债务问题）。要是美国政府为英俄法等国提供资金保障，它们才能继续使用借贷。现在，美国政府这样做了。原材料也大量地流向了协约国。但是，要建立一支美国军队并把它运送到法国则是另一码事，这花费了数月时间。到1918年，每月有20万美国军人到达欧洲战场。可是在1917年，美军的教官们不得不对美军士兵进行培训，可他们自己也只知道战靴和马鞍。从这种意义上说，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是正确的，美军参战在形式上无关紧要。如果同盟国能够在1917年赢得战争的话，那么美军的参战将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英军和法军在尽最大可能使霍尔岑多夫的预测成为可能。罗贝尔·尼维勒将军几乎毁了法军，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也做了大量毁灭英军的事情——据说是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将军，虽然作战最有成效，但却导致参战的大部分英军阵亡。尼维勒将军不是傻瓜，他意识到如果能够正确地使用大炮，这还是一场能够发展成为机动战的战争。现在，英法联军方面拥有数千门大炮和数百万发炮弹，也有了几种新式武器。在1914年时，飞机还很容易遭到破坏，只能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用来探明人群的位置并命中目标。现在，飞行员能够射击敌人而不会打到自身的螺旋桨。与此同时，单翼机已取代老式缓慢的双翼机，空中拍摄的照片也更加精确。此外，英军已发明出坦克，火炮手之间的通信联络方式也有所改进（德军的电话线埋在6英尺深的地下），“徐进弹幕射击”正在成为进攻的标准方式——尼维勒认为它将会带来战争的胜利。直接控制步兵前方60码区域的弹幕，能够打哑敌人的炮火，直到攻击者进入到手榴弹投掷范围之内。而手榴弹的技术和威力也有所提高。步兵战术倒是需要改进——不再是波浪式的，不再是1914年时大群大群的步兵推进，而是改为小分队的方式，士兵们从一个弹坑到另一个弹坑，沿斜线急速移动。一个分队向敌人射击，掩护另一个分队快速前移。
尼维勒将军充分洞察到了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并认为从他在凡尔登战役取得的胜利来看，他已经找到了一种获胜的方案。他称之为“滑轮组合”，意思是指挥有方的各兵种的协同互助。从政治上和就他本人来说，尼维勒将军也是一位合适的指挥官。他是一位新教徒，而新教徒们（通常都是工程师和医生）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栋梁，为这个国家提供着道德典范、教育和精神动力，包括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尼维勒将军的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他能够吸引住那些出席伦敦午餐会的人们（有人曾指出，午餐会上有女士在场，这可不吉祥），并能够解释清楚他的作战方法。消息传到了大事临头的德国人那里，他们必须更加节约利用兵力，缩短防线。现存的西部战线反映了1914年时的事态，但并非发展的必然结果。
西线现状是因为西线具有一些独特之处——早在1914年，双方完全是出于威信和影响力的缘故挖掘战壕，各自的军队都据守着极为脆弱和花费巨大的阵地，造成了防线的僵持。英军守卫的伊普尔和法军守卫的凡尔登都是三面被围，守军遭受着纵射的威胁。与此同时，德军整个阵地非常漫长，毫无必要，但恰恰又必须为它配置兵力——如果能缩短防线，这些部队本可以被用到其他更有效的行动中去。从索姆河战场到巴黎东北部山脊上的贵妇小径，德军的防线布置在一个巨大的突出部上，处在英军的防御区域之中，没有任何战略价值，毫无用处。如果英军从巴黎东北部，或从阿拉斯到巴黎西北部发起攻击，就能够压缩甚至夺取这个突出部的边缘地带。因此，对德军来说，合乎实际的目标就是缩短防线，把军队用在更有希望的事情上。从2月9日到3月18日，德军实施了阿尔贝里希行动，也就是战略性撤退。这次行动的名字取自瓦格纳笔下那个卑鄙龌龊的小矮人阿尔贝里希，因为后撤中的德军在村舍中设置陷阱，在井里投毒，并把树木砍死。协约国的军队挺进这片遭到损毁的土地，却没有任何办法来恢复它的原貌。德军的撤退也破坏了尼维勒将军最初的计划，因为这份计划是以细心计算德军大炮位置为基础的。现在，他不得不进行全面而必要的准备工作。由于尼维勒将军是新任的指挥官，他的声望在于维持军队的良好状态，放弃这一点就将招致毁灭性的痛击，因此，他把其声望寄托在前线，但噩梦却随之而来。为了保持前线军队高昂的士气，尼维勒将军决定把他的作战计划直接告诉官兵们。而在一次突袭战壕的行动中，德军抓获了一位法军军士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尼维勒将军作战计划的副本。
尼维勒将军认为，英军在阿拉斯发起进攻，将会首先削弱德军预备队的力量。4月9日，加拿大军人攻占了维米岭，而英军则从他们躲藏的勃艮第城古老地下室中突然现身，德国守军惊慌失措，他们的大部分兵力任凭英军精心设计的前线阵地上的炮击摧毁。这一天，英军和加拿大军人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后，黑格将军又按照他的习惯，坚持连续炮击，但却没能取得任何新的进展。甚至在整整6周的时间里，他坚持骑兵聚集待命并期望着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发起冲击，一点也不考虑骑兵会堵塞道路。与此同时，德军已乘火车赶到前线。阿拉斯战役标志着一种新型战争正在出现，炮手们现在能够处理大量巨型炮弹，并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不过，英法联军在后方的组织上却出现了大问题，尼维勒将军和黑格将军的关系开始变糟。这位法国指挥官用轻蔑的言语暗示英军要求了过多的铁路运输网，并在浪费资源。在这一点上，尼维勒将军可能是对的，但在关键时刻寻衅吵架并非明智之举。劳合·乔治不信任黑格将军，他利用这个事件要求黑格将军服从尼维勒将军的命令，可当尼维勒将军自己的种种行动造成灾难性后果之时，劳合·乔治自身也名声扫地。
英法联军确实在按尼维勒将军的计划采取行动。4月16日，他们对贵妇小径发起进攻，这也意味着要把塞内加尔军人＇81＇赶进雨雪交加的苦境之中。而德军充分预料到英法联军会实施炮击，因此早已远离危险地带。尼维勒将军承诺，作为他作战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他无法在战斗的前两天取得胜利，他将停止进攻。但除了在兰斯东部地区之外，法军在其他地方都遭到了失败，但尼维勒将军却坚持进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到此时，一些与重要人物有关系的下级军官想方设法把前线的事态告诉了国民议会议员，可政客们无论如何还是十分认可尼维勒将军，因为他能够处理好与英国的关系。随后，20世纪的法国几次都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军队兵变。士兵们拒绝再次赴死，而将军们却要求他们勇敢面对。1917年的法军兵变（像稍后的意军崩溃一样）成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起义反抗的明证。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居伊·贝特隆希尼（Guy Pedroncini）是一位十分细心的法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大约有4万名军人卷入了这次兵变。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前线的兵变参与者在与明理又讲求实际的军官们交谈后，都又重新表态要遵守军纪。尼维勒将军本人很快就被解职，法军新的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将军对于如何才能恢复军队士气有一定的见识——只有49人被处以死刑，并以更人道的方式处理了逃兵和临时换职等问题。参与兵变的士兵们想让德国人来占领法国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们开小差，他们的女人会要求他们返回前线。无论如何，法军恢复了秩序，将军们也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贝当充分意识到他必须坚持小规模的、有效组织的行动战略。这些军事行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战果，比如，在10月，法军夺回了贵妇小径上的“拉富突出部（Laffaux salient）”。法国将血战到底，因为年高德劭但十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克里孟梭＇82＇在这个时候出任了法国总理。
就在尼维勒将军遭遇兵变的这个春天，另一场大规模的兵变也开始上演——这一次是俄军在分崩离析。德国人在1914年时就曾预测，他们在当时而非几年之后就能够打败俄国，从德国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精准的估计。就俄国的情况来看，到1916年，它的战争物资生产至少是充足的，它所缺少的是更先进国家在运输、定量配给、财政和国家统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化水平。俄国的大城市里充斥着难民，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挤满了火车车厢。与此同时，用于运输军队的火车则少之又少。此外，俄国首都每天只能得到50辆卡车的粮食，而在战前，它还能得到90辆卡车的货物。
再者，普遍的贫困也许可以忍受，但如果一些人拥有燃料和食物，而另一些人一无所有，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人们怀疑德国人隐藏在俄国各个角落，包括沙皇那光彩照人的皇后也是德国人。彼得格勒＇83＇的那些大发战争财的“资本家们”一般都有个外国名字。这样的局势是如何要了俄国沙皇的命的呢？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再次发生了！3月8日（俄历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首都工人阶级的妻子们举行示威，抗议面包价格的不断上涨。她们不得不早起，冒着彻骨的寒冷，通常却是白白等待，最后发现面包房没有燃料烘烤面包，或者是期待涨价的“投机商”把面粉囤积了起来。3月里的第一周天气非常寒冷，可随后却突然变暖，这种情况使得妇女们有条件进行示威抗议。
那个时代的俄国和往常一样，沙皇的国家机器完全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甚至连张贴宣布军事管制海报的胶水都没有。正如乔治·奥威尔对18世纪的英国所做的评价，让一个人继续营业和应召入伍之间没有中间手段。先是警察试图控制事态，这造成了少数人的死亡；政府随后就命令军队采取行动。但在1917年时，俄军由非志愿军组成，他们住在首都行政区中心地带的庞大兵营中，心怀不满，偷偷喝酒，并试图接近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们。在一个较为先进的国家里，都会在某处类似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地方为这类士兵安排住房，但破败的俄国无法提供这样的基础设施。被要求向民众射击的军队在俄历2月27日（公历3月12日）发生哗变，沙皇政府当即垮台。大街上到处都是士兵，他们乘坐卡车，挥舞着红旗，四处横冲直撞。
第二天，独特的俄国革命诞生了“苏维埃”，这个俄语单词的意思是“委员会”。2月28日，各个工厂和士兵群体选举产生了光荣的罢工委员会，但社会革命党中那些痴迷于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俄国议会，也就是国家杜马中的一些政客也加入其中，这些人认为他们必须接管政权。到这个时候，许多将军也开始支持罢工委员会。当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摆脱掉沙皇尼古拉二世。每一个人，包括位于莫尔斯卡亚大街——彼得格勒最繁华的大街——帝国游艇俱乐部的成员都认为沙皇已是累赘，将军们也要求沙皇逊位。俄历3月2日（公历3月15日），沙皇被迫引退，国家杜马的政客们随即建立“临时政府”，终于宣布俄罗斯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政客们却不愿进行真正的选举。苏维埃是继任政府，握有权力，但对于3 000人聚集在塔夫里达宫（Tauride Palace）＇84＇，其中2/3又是士兵的情况，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苏维埃只是决定成立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可这些人根本不会进行组织筹划。当时，俄国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没有可以依靠的中间力量，基本上不具备阻止革命发展的手段，而后来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革命，由于政府都能立刻从工会那里得到支持而失败了。工会可能会和老板发生争吵，但他们不想破坏秩序，甚至在濒临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尽力发挥作用维持秩序。可是在俄国，除了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有工会之外，不存在其他工会组织。而且，社会革命党中的知识分子错误地确信，工农兵与政府的“对抗”将会变得没有危害。于是，他们筹划停止行军礼，废除军队中死刑，并规定军队中的每个人都应加入苏维埃，选举军官并监督他们的行动。
但是，导致革命的因素并没有消失，与之相反，事态变得越发糟糕。在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中（有些所谓的革命是虚假的），都存在着一大引擎，即通货膨胀。1917年俄国的公共财政已经崩溃。在1914年，俄国政府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甚至沙皇自己都用口水贴邮票以节约资金。战争变得异常昂贵，政府则不知所措。俄国政府规定不许喝烈性酒，而国家税收的1/3来自对伏特加的垄断，这样一来，政府就毁掉了早前的利益来源。由于没有了所得税这一工具，也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从庞大的中产阶级那里获取战争贷款，俄国政府只能越来越快速地发行纸币，发行量太大，连印刷机都坏掉了。顾客要是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的话，银行会给他一大沓指南，让你自己往钱上印数字。这样，纸币上的零在增加，商品价格标签上的零也是如此。在流通链条的每个环节，食品储备变得不可预测：从作为生产者却得到毫无用处纸币的农民，到在保险库里储存食用糖的银行——因为糖至少还有存储价值。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影响到交通运输，因为开往这个国家产粮大省的火车，半空而回，而在其他地区因缺少运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