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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廷臣从武汉回来之后，连纯见没有给他分配具体工作，只是让他和几个临时工推着架子车在街上卖瓜果，规定他每星期三、星期六的上午半天和每天晚上的八点到十点（除星期六外），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大通县商业系统批判的走资派是局长顾庆池和副局长张广业。每次批斗他们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人陪斗，陪斗的都是各单位的“牛鬼蛇神”。农副公司陪斗的人当然的就是“四清”下台干部薛廷臣，地主家庭出身的李道坤，凑不够人数就将几个不好安名目的 “牛鬼蛇神”也拉去陪斗。其他各公司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陪斗对象，商业系统陪斗的对象一共有十几个。
1966年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中央**”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大通地区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除了“毛泽东思想捍卫队” （以下简称“捍卫队”） ，是个比较大的组织外，还有以毛主席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五十万红卫兵而命名的“八·一八”战斗队（以下简称“八·一八”），还有叫“八·八”的红卫兵组织等等。全县各系统、各单位以及与本单位业务有关的“红卫兵”组织也应运而生，如医院的“红医兵”、小学的“红小兵”等。在大通县范围内的所有 “红卫兵”组织，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形式，要不是倾向“捍卫队”，要么就倾向“八·一八”。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三条路线。不论什么样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都属于这两大组织的观点。这两个组织所持的观点是不一样，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捍卫队”基本上是属于保守的“保皇派”组织。“八·一八”是属于“造反派”的。虽然他们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说自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农副公司以当时的领导连纯见为首，以及“四清”运动中的几个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了农副公司的“捍卫队”小组。那几个积极份子是：甄云北、章守严、梁鹏喜、索充心，还有刚从财经学校分来的四个学生：石平、钱生狱、周海生、曹玉英。另外还吸收了赵发荣、李士帮、权作廉等公司的几个老职工。农副公司总共有三、四十个职工，“捍卫队” 小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占到公司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参加“红卫兵”组织，先由“红卫兵”组织进行动员，再由个人提出申请，然后再经 “红卫兵”组织的批准才能加入。人各有志，想法不一，有的人被动员了却不提出申请，有的人想参加也提出了申请，但却得不到批准。汪国贞很想参加，但却没有人动员他，他就写了申请，写了想法，表了决心，一心想参加“捍卫队”组织，但却没有能得到“组织”的批准。薛廷臣是“四清”下台干部，是被整的对像，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捍卫队”，也就没有人来动员他，他也不想申请。李道坤的家庭是地主成分，也没有人来动员他。
一开始批斗走资派的时候，这十几个陪斗的对象被积极分子们押着，站在走资派的旁边被一块批斗。后来，为了突出批斗效果，造反派们引进了外地的一些新招，给被斗对象每人制作了一块大牌子，在牌子上写上被批斗对象的“职务”、姓名，批斗的时候将牌子挂在被斗对象的脖子上。顾庆池、张广业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薛廷臣的牌子上写的是“四清下台干部薛廷臣”；给李道坤的牌子上写的是“四类分子李道坤”。其他陪斗人员有挂“牛鬼蛇神”牌子的，还有挂“六类人员”牌子的。
这些陪斗的对象挂上牌子之后，只知道自己是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后来加上了右派，就叫五类分子，但却不知道六类人员指的是什么。批斗到底都没有弄明白。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大批判也进一步掀起了高潮，批判。斗争大会成了运动的潜规则，每星期三、星期六上午批斗半天，除星期六晚上不开会外，每天晚上从八点至十点，两个小时的批判会是雷打不动，非开不可的。由于自然形成了一种规律，这些被挂了牌子的人也都习惯了。就是不批斗他们，他们也都自觉的将牌子挂上，到会上与走资派一块站两个小时。
薛廷臣已经把挨斗作为自己这一时期的具体工作了，星期三、星期六这两天，他总是提前把牌子挂上，等待着被押上台；每晚八点中开会，他总要提前到会，等待着挂牌子陪斗。
一天晚上，时间还不到八点，薛廷臣就拿着牌子去了会场，到了那里以后，会场里却没有人。他便拿着牌子站在会场等。八点已经过了，才有两个人来准备挨斗。但等了好一会儿，连纯见和那几个积极分子竟没有来。陆续来的几个人便在那儿一直等，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见再有人来，也看不见领导，大家商议了一下，便都带上牌子回家了。
因为没有通知开会，也没有通知不开会，薛廷臣回到家后把牌子往墙根一靠，坐在家里等候通知。等了一会儿，还把他等得坐立不安。他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直心绪不宁，竟然还觉得还没有挂上牌子在那里站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快。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心神不安的薛廷臣便想喝点酒，以打发难熬的时间，他翻腾了一会儿，在家里没有找到酒。家里这个月供应的一斤散白酒他早已经喝完了，瓶子酒贵，他买不起，家里也没有攒下酒。他在家里徘徊了一会儿以后，薛廷臣确认不会再开会了，便去了街上的二食堂，在食堂里打了二两酒，也没要菜，坐在那里干喝起来。
一般顾客不买菜光买酒是不行的，营业员是不会卖给他的。但薛廷臣这个“阶级敌人”却因为群众基础好，人缘好，总是受到优待。商业系统旗下的营业员们对薛廷臣总是特别照顾。这一时期，因为商品贫乏导致几乎所有的商品供应都比较紧张，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或者限量供应的。酒的供应是根据货源情况而确定的，在货缺的时候，一个粮本一个月供应半斤散白酒，丰裕一点的时候按一斤供应。薛廷臣每次去打酒，都是拿着粮本和一个一斤的葡萄糖瓶子，不管是缺的时候还是丰裕一点是时候，营业员都会给他打上一斤。当然，除了他的人缘好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曾经是商业局的办公室主任，在职期间的形象比较好，大家都很认可，加之他平易近人、善待下属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即便是被打倒了，营业员们还是对他一直都很客气和尊重，并力所能及的照顾一下。
薛廷臣把二两酒喝完之后便起身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感觉，走起路来脚底下轻飘飘的，心里感觉挺舒坦。回到家后也不那么急躁了。从那一次以后，薛廷臣知道了自己最合适的酒量是二两。
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给薛廷臣升了一级，把他的牌子换成了和顾庆池、张广业的一样，牌子上的字换成了走资派。不但和走资派“一律平等”了，好像比那两个真正的走资派还高了一等。顾庆池、张广业两个人的牌子上只是在名子前面写上“走资派”三个字，而薛廷臣的名子前面除了“走资派”三个字外，还加上了“死不悔改的”五个字。薛廷臣这个走资派比顾庆池、张广业多的这五个字，好像说明他这个走资派，比那两个局长走资派的资格要老一点。薛廷臣挂上这个牌子以后，没有感到压力，反倒觉得心里有点“光荣”和“自豪”的感觉！
所有人脖子上挂牌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牌子上的名字上面用红笔打几个×××。薛廷臣曾在小说里看到过在名子上用红笔打了×××的，是意味着要被执行死刑的。人犯在被杀头的时候，名字上就画上了×××。他觉得他们这十几个被挂了牌子的人，没有一个人干过要执行死刑的事，也没犯下被执行死刑的罪，思想上就是弄不明白，在他们名字上用红笔画×××是什么意思。他虽然一直不能理解，但却没法去问。事实上，这一时期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他不能理解的事多着呢！后来，薛廷臣又反过来琢磨：商业系统挂了牌子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全县就更多了，就连县委书记、县长也都挂的是走资派的牌子，名子也都用红笔打了×××。大通县的“八丶一八”红卫兵，把当时的省长王昭揪来大通批斗的时候，王昭的名子也用红笔打了×××。就连国家主席也挂了牌子，名子上也用红笔打上了×××，最后连性命都没有保住，不明不白的死了。还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以及其他一些革命老前辈、老干部，都有同样的遭遇。这么一想，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无名之辈，受到这么一点挫折也算不了什么，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也就不觉得稀奇古怪了。如果在
大通县只给薛廷臣一个人挂这样牌子那他早就羞的跳河了
入 狱 ＇本章字数：5598 最新更新时间：20131214 07：51：46。0＇
037 入 狱
由于“八·一八”战斗队和“捍卫队”两大组织的观点不同，他们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和斗争，今天“八·一八”说：中央军委来电支持我们。明天“捍卫队”又说：中央**来电支持我们。老百姓也弄不清楚，究竟那一派是正确的。
有时候两派的斗争还相当激烈，不光斗殴，甚至还动用了武器。西宁就曾发生过一起“报社事件”。两派为了争夺报社这个宣传阵地都动用了武器，武斗中两派都打死了人，当地部队也介入了。
中央发生的事情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上面的风向标一般很难掌握。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公安局突然到处抓“八、一八”的头头，再后来连“八·一八”的一般成员也被抓了，最后就连倾向“八·一八”观点的其它“红卫兵”组织中的成员也开始被抓了。听说“八·一八”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为什么成了反革命组织，没有人知道。“捍卫队”成了真正的革命派，凡是“捍卫队”认为需要抓的人都可以抓。由于需要抓的人太多，公安局忙的抓不过来，便由各单位的“捍卫队”队员参与抓人。抓到的人全部被押送到县公安局的监狱里面进行看管。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薛廷臣和农副公司会计李道坤突然被农副公司的“捍卫队”抓了起来。因为没有手拷，来抓人的人，用绳子将他们五花大绑，然后押送到公安局。
他们两个不是“八·一八”的人，为什么抓“八·一八”的人却把他们这些不是“八、一八”的人也抓进公安局，薛廷臣一点也弄不明白，但身不由己，没有办法，人家想抓就抓，想怎么就怎么，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是刀底下的豆腐，只能任人宰割。
薛廷臣和李道坤虽然不是“八·一八”的人，但农副公司的 “捍卫队”硬把他们两个也抓起来押送到了公安局，其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彻底打成反革命分子，彻底整垮。
被抓到公安局以后，那些人让薛廷臣和李道坤跪到南墙根先向毛主席请罪。南墙根很阴冷，他们被冻得承受不了，但没有办法，只好咬着牙吞声忍气的硬受着。一直等到 “捍卫队”办完了相关的手续以后，他们才被“捍卫队”的人交给了监狱里的管教。
入监的时候，首先是要被搜身的，那些人把他们随身带的钱、粮票、水果刀、水笔以及鞋带、裤带等全部交给了管教，由监狱管教登记保管。
因为抓的人太多，监狱已经没有地方放人了，后来又在公安局的后院里设了个临时监狱。一间房子里要住十几个人，监室的门背后放着一个尿桶，由两个人轮流值班，每天倒一次。监室里臭气熏天，但总比南墙根冻得要命要强得多。
在监狱里，一天只让吃两顿饭，而且吃饭是定量的，饭菜质量也很差，每顿饭都是两个加了玉米面的小馍馍，一碗白菜汤，一般的人根本就吃不饱。当然也有个别人吃不了还要剩，那是因为思想想不通，背着很沉的思想包袱，发愁的吃不下饭。
黎明化工厂党委书记童国贵被送进监狱之后一句话也不说，总是在那里哭。薛廷臣问他：“你怎么不吃饭老是在哭？” 童国贵抽噎着回答道。“我也不是“八·一八”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进来了。” 薛廷臣不解地问道： “抓进来就抓进来，有什么可哭的？”童国贵哭着说道：“我妈在家里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子，这可叫我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孝子境遇薛廷臣很同情，一直劝说他，让他不要怕，也不要有太重的思想负担。在薛廷臣的劝导下，童国贵不哭了，但因为他心里老是想不通，眉头上老是一个疙瘩，思想负担很重。吃饭的时候，别人都是狼吞虎咽，吃不够就没了。而他却只吃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每顿饭最多只吃一个小馍馍。薛廷臣和他睡的地方挨着，他吃不完的馍馍都给薛廷臣给吃了。
薛廷臣的心很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没干坏事，只要没做亏心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只要还有一口气，哪怕天塌下来，只要砸不死，就照样挺着胸膛往前走。”因为心宽，所以他能吃能睡，他始终相信，挨整的日子不会太长，只要自己没干坏事，以后一切都会澄清的。
入狱以后，薛廷臣心里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