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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苏军虽在张鼓峰建筑了坚固阵地，但我军并末企图夺回。苏方以张鼓蜂事件作为苏军的胜利，大肆宣传。
据判断，苏军于七月九日占据长期以来，有满鲜人来往的张鼓峰并坚决确保该地的意图，从全局观点非认真对日作战，而是为了牵制日军的华中作战。同时为了准备对日战争，对通往北朝鲜、东满的日军作战铁路施加威胁，并侦察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
此外，也可能由于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安部长（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本书作者注）留希科夫大将（应为上将）逃亡满洲境内事件，为了挽回远东红军的威信而进行的示威运动。
八月十日左右，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事件是由于现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红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
九月八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朝鲜军移交关东军：
一、解除朝鲜军司令官在珲春地区保护帝国臣民之任务，解除时间自十月八日起。
二、关东军司令官为防卫图们江下游方面之满洲地区，必要时得以一部军队配置于沿北朝鲜东部线地区。
（摘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编》）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公共文献摘编（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从其形成、确立到发展、演变的每个阶段，均有其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从孕育、形成到完全确立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带有过渡性的近代土地所有制，即具有日本特点的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逐渐资本主义化、两重性表现较为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明治维新初期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
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但也正是通过地税改革在农村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这种体现父系家长统治的宗法社会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且，在地税改革后，农民未能获得土地，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使国内市场极为狭小，从而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其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采取军国主义路线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中，明治初期的一批“政商”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10年中，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藩阀政府、建立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武装部队和警察，直到以西方为样板，迷信武力，扩充军备，对亚洲弱小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孕育进而初步形成。
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明治政府继续贯彻“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全面奠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亦完全确立。
从日本产业革命的实际进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首先以军工生产为主建立近代的国营重工业，并同时带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工业化。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便依靠国营工业（以军工生产为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故而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
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而不断推进的。
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的寄生地主又往往兼有资本家身份。
至于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既成为日本产业革命进展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就是说，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战争促发展”的战略。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在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内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经济体制中，后起的近代日本，只有用发展军事作为必需的补充，只有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不断发动战争来弥补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确立提供土壤和条件。
在明治初期、中期形成和确立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以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极不成熟尚未充分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
日本军国主义依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从其形成和确立开始，便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并不断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而与日本军国形成发展有不解之缘的近代日本经济，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急速发展起来。
这种互动关系贯穿整个日本近代时期。
（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阶段（1894～1936年），在经济领域则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孕育和形成。
日本在确立军国主义体制后，很快就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正是通过这两次战争，使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取得了大量权益。
甲午战后的十年，日本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狂热lang潮，产业革命达到高潮。
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
从战争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和投资的高潮，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大体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形成的基本过程。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具备。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是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持续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
军事封建的特点贯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密切结合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演变到法西斯主义阶段后，其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或最高阶段，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阶段。
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其在经济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以较为单一的垄断资本为其社会经济基础。
在这一阶段，随着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稳固，特别是随着农业统制的加强，寄生地主制不断衰落。军部和财阀紧密联盟成为日本法西斯统治和法西斯体制的主要支柱。
也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带军事封建性的日本垄断资本。
日本军财紧密联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形成和巩固的。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的对外侵略战争与扩充军备，得到新兴财阀的全力支持。军需生产的高额利润滚滚流向财阀。而日本对外倾销受阻使国外市场缩小，进一步促使财阀积极靠拢军部，支持军部扩充军备的要求，仰仗军部去武力争取、确保市场和资源。
与此同时，军部也作了重大改组，统制派确立了在军部的支配地位。
统制派主动接近、拉拢财阀，争取财阀的支持、合作。军财的双向接近，便有了军部与财阀的紧密联盟。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法西斯统治得以建立和加强，军部敢于飞扬跋扈，并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经济，即战时统制经济体制。
战时统制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统制经济，是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体制。日本统制经济体制的指导原则是法西斯极权主义，是一君万民的极权主义。而且，这种经济体制被作为整个法西斯体制的基础。
正是随着极权主义新统制经济的进展，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机构得以完备，其他的法西斯文化体系、思想体系同时得以形成。
第八章 特别班与九段办事处
第八章“特别班”与“九段办事处”
叛逃的留西科夫由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斯波行雄和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的宇多川达也秘密用军用飞机护送到东京后，首先由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特高科对他进行了例行的审问。
随后，留西科夫就被关进了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地下室，继续接受审问。
几天后，他又被秘密隐藏到第二部下属的“九段办事处”，继续进行审问。
留西科夫在六月底之前，由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陪同着再次返回满洲之前，一直就被关在这里。这是后话。
日本二战时期的内阁是“战时内阁”，其权利最大的决策机构是“军事大本营”，简称“军部”。在很多情况下，“军部”发布的军令、政令是至高无上的，就连裕仁天皇都要听命于“军部”，或者屈服于“军部”，亦或者受制于“军部”。
陆军参谋本部本身所属的众多部门又都是日本“军事大本营”的重要决策部门。
参谋本部第二部是则专门负责情报和谋略的一个重要部门。
第二部在陆军参谋本部、甚至“军事大本营”作出有关战争的决策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整个“战时内阁”时期，可以说参谋本部第二部的声望远远的高于参谋本部的其他部门。第二部的几任部长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如臭名昭著的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在一九四八年年十一月四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都担任过第二部的部长。
日本三大特务机关之一“土肥原机关”的首脑、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也曾供职于第二部。
留西科夫叛逃时，第二部的部长是本间雅春（又译本间雅晴）。
本间雅春于七月十五日晋升为陆军中将、调任陆军第27师团，任师团长后，第二部部长一职由谋略、情报专家山口喜三郎陆军少将接任。
负责继续审问留西科夫的机构就是当时最为神秘的“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特别班”。
由于它的“办公”地点设在东京都一个叫做九段的地方，又被称作“九段办事处”。
这个“特别班”是专门为了审讯留西科夫而成了的特别机构。
（一九三九年三月后，这个特别班被命名为陆军参谋本部第十八班，后来演变为专门监听外国间谍相互之间无线电通讯联络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人员最多时，拥有一百二十多名专职军官。）这个机构的第一任班长就是不久后、即七月十五日接替本间雅春，就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的山口喜三郎陆军少将亲自担任的。
留西科夫到达“九段办事处”后，山口喜三郎曾经专门设宴招待了他两次。
斯波行雄则是在山口喜三郎高升后，接任了这个“特别班”的班长职务。
宇多川达也则是根据斯波行雄的要求，参谋本部第二部专门从关东军司令部借调过来，协助他继续对留西科夫的审讯的。
也就是在宇多川达也来到东京后，斯波行雄正式向他详细的介绍了他秘密制定的那个极其大胆的行动计划。
宇多川达也立即对这个行动计划表现出了极大关注。
随后，他们二人经过反复的谋划，将行动计划写成正式报告，正式交到了山口喜三郎的办公室。
行动计划被批准后，他们二人就成了具体的执行者。
这也是后话。
第九章 最后一次审讯留西科夫
第九章最后一次审讯留西科夫留西科夫被带到东京后，斯波行雄和宇多川达也一连几天继续对他进行了“苏俄在远东地区谍报网”和“苏俄在欧洲地区谍报网”两个专题的进一步审讯。
在此之前，根据留西科夫提供的苏联在远东地区情报人员的姓名、详细住址，已经有大批的苏联情报人员被捕，苏联在远东地区谍报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可以说，在满洲地区，除了同时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苏军总参谋部和共产国际的代号“莱欧”和“高”的两个谍报机构，其他所有的谍报机构几乎全部被日本关东军、朝鲜驻屯军、满洲防谍科破获。
这主要是在留西科夫到远东地区任职前，“莱欧”、“高”两个谍报机构就已经在这一地区活动，他并不掌握他们的具体情况。
正是“莱欧”谍报机构在此后出色的工作，才使得日本和德国谋略专家们制定的由留西科夫执行的两次企图刺杀斯大林的行动计划未能成功。这是后话。
至于“苏俄在欧洲谍报网”的审讯，则是根据“日德防共协定”的约定，德国方面已经正式提出希望得到留西科夫提供的情报，并派专人来到了东京。
“九段办事处”是一个由三排平房组成的独立小院，小院有一条小巷直通临街的大门。四周被一片三到四层楼房包围着，这片楼房是日本军方的一处后勤机关和大型军需仓库。
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担任警卫，外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神秘的“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特别班”。
留西科夫的房间是三排平房中间的一排一套有里外套间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