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太平洋上空传来“虎！虎！虎！”
灼烫的电波穿过浓浓硝烟，在太平洋冰冷的云浪间飞驰。
1941年12月8日上午8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机动队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担任这次偷袭的空中指挥官渊田大佐下令飞机上的无线电兵向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南云发电报：“TOH！HUH！HUHru！”并向东京转发报告。
在附近海面坐镇“赤诚号”上的南云，当即收到了这一电报。
远在广岛湾“长门号”旗舰上的山本五十六和东京的大本营，也同时收到了这一电报。
在太平洋中心区域，从飞机上低功率发报机所发出的微弱电波，能够传到日本本土，在当时还是创记录的。
但只有极少人知道，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池步洲的中国抗日青年也创造了奇迹。
中国重庆歌乐山丛林郁，军政部军技室的青年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真神了，近30个昼夜的拼搏终于结出了硕果——早在五天前，这位热血青年就已经破译了这封电报使用的密码。
国与国之间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现实的利益。二战前后，国际风云诡谲：德、意、日三个“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尔后又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德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飞机在苏联的大地上、天空中长驱直人。斯大林仓促应战，又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日苏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对日宣战上。
“虎！虎！虎！”这个代号，二战以后几乎尽人皆知了，后来还成了一部美国二战电影的名称。关于其含义，一般的说法是事先约定偷袭成功的暗语。之所以要选“虎”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有一民间谚语：“虎行千里必凯旋”。为此，传记作家吴越曾专门致函询问晚年侨居日本的池步洲老先生，池老先生回信说：日本政府在发动偷袭珍珠港之前几个月，就曾经用密电向各使领馆发布了许多暗语，这些暗语也都先后被他破译，但其中并无“虎！虎！虎！”这条暗语。渊田当时在飞机上发出的密电，可能是“东风，雨”这一隐语。这条隐语是日本政府发布的若干隐语之一，表示“日美开战”，这是日本政府规定全军甚至所有使领馆通用的，只要播发这一暗语，全军和驻世界各使领馆全都了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偷袭珍珠港单独设一隐语。因为“东风”二字的日语发音为TOHHUH，其中HUH的发音，与汉语“虎”字发音相近。“雨”字在这里当动词用，意即“下雨”，日语的发音为HUHru，其中－ru为尾音，很轻微，听起来和HUH也相差不远。因此，“东风，雨”的日语发音，是TOHHUHHUHru，反复播发，就讹变成“虎！虎！虎！”了。
风急浪高惊险回国
池步洲，1908年2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工部，学机电专业。毕业后，经人介绍，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谋取一个翻译文稿的职位，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三个儿女先后出生，更让池步洲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使池步洲从幸福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谷底。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第18天，乌云滚滚，停泊在神户港的“上海丸”轮船拉响了第一声汽笛，航程的目的地是中国上海。眺望大海白浪滔滔，池步洲的心里很不平静，不禁回想起近半月来的风风雨雨：
池步洲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处工作，比一般人更加清楚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知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很想回国参加抗战，以尽匹夫之责，但羁绊太多，何日成行，一直难以确定。半月前，一位在日本警视厅供职的朋友匆匆赶到他家对他说：“你已经上了警视厅的黑名单，尽快离日回国吧。”这使池步洲终于下定决心，立即启程回国。他说服妻子，数日内办完房屋退租手续，处理完家当。但是，按当时日本的规定，凡中国人娶日本配偶出国，必须要有其父母的签字才能成行。为了减少麻烦，池步洲给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白滨英，还让妻子穿着中国旗袍，交谈时全讲中国话。
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女儿美惠子只有3岁，还不会汉语。小姑娘看到大轮船非常激动，便用日语嚷起来，急得白滨晓子只得用日语呵斥。几个警察走过来，发现白滨晓子是日本人，便不准她离港，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行，非得要她的护照上有她父母的签字才行。这时“上海丸”已拉响了最后登船的汽笛，在这紧急关头，赶来送别的妻子的哥哥白滨常太郎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