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福特说，“几年前，农民对各种税收怨声载道。现在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问题。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最近出台的刺激经济的四万亿元新投资方案，是否包括对医疗系统的投资，还仅仅是建更多的桥梁和马路。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建立更好的行之有效的系统（system），减少人们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担忧，让人们敢于花钱。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
他显示了一张爬华山的照片，说，“我问身边爬华山的中国年轻人什么是道教，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问他们‘你们学什么的？’‘核物理’、‘财经’等等。我想找真正的道教隐士，最后总算在一个庙里找到了，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以后再来拜访。他拿出一张名片说，‘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他的另一张照片是一些和尚坐在电脑房里用电脑，说明现代技术和信息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中国信基督教的人很多，大约在6000万左右，我路过一个教堂，想看看中国人做礼拜，但是那天正好牧师不能来，人们非常失望。他们看见我，就说，‘老外一定会念经。’我本想拒绝，但想这也许是个好故事，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拿起圣经，把小时候学的、模模糊糊还记得一点的段落重复一遍。”纪福特说。他还播放了一张在教堂里传经的照片。
最后，他总结说，“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定有它的成本，中国在资源、环境和人力方面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建立更好的机制。”■
三十八 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
21世纪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威廉·科比（William Kirby）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课题。11月21日晚，科比在哈佛法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即是上述题目的一个部分，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
今年10月，费正清中心组织了由大中华地区各大学的校长、院长参加的关于高等教育的闭门会议。这为科比的讲座提供了素材。
科比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2002年到2006年，科比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一起，一直把改革本科生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他们居安思危，认为哈佛大学尽管名列前茅，但不能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卸任以来；科比一直关注和研究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
科比首先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近几年的迅猛发展。200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大约是600万人，到2007年增长到了260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在校本科生是1300万人，研究生只有200万人。中国大学的数量和校园面积都在飞速增长。上海复旦大学就有四个校园，图书馆、科研设备、科研经费都可以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媲美。
“中国这样快的发展，给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有合作的机会。”科比幽默地说，“离哈佛大学越远的地方，哈佛大学的声誉就越好。”
“大约100年以前，如果有世界范围的大学排名，没有一个美国大学会进入前十名。大约有八个大学会是德国的，两个会是英国的。事态是变化的。50年以后，100年以后，哈佛大学未必就名列前茅。哈佛成立于1636年，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基本模仿英国的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学习和在世界范围内招揽人才，哈佛才成为今天的哈佛。如果我们不广纳人才，如果我们丧失原创性，我们就会丧失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当然，以前哈佛大学为了广纳人才，几乎没有从校内提拔的正教授，绝大多数正教授都是从外校招聘进来的。那是走极端了。近几年有所改变，校内提拔和外校招聘有了比较好的平衡。我访问台湾时，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招纳大陆最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他们就会在知识领域落伍。”
科比提到上个月在费正清中心组织的高等教育会议时称，“虽然各个大学有很多不同点，但我们面临很多相同的挑战。例如，大学规模什么时候应该扩张；应该如何扩张；如何在保障教育质量的情况下扩张；如何鼓励教师在做研究的同时教好书、上好课；如何鼓励教师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如何做好国际化教育，适应全球化发展——这一点在美国人被视为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趾高气昂’的今天尤其重要；如何培养一个‘完整的人’（a whole person）。”
在科比看来，教育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还包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教育不是通过重复的训练培养一种技能，而是培养学生的鉴别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的思考问题，有独立的完整的人格，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通才教育（或博雅教育，liberalart education）的目的。这一点和哈佛新校长福斯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讲的大学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如出一辙，遥相呼应。
“这就需要中国重新重视人文教育。自从民国初年，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相信科学技术是国家富强之路，就开始重理轻文，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变革和‘文革’以后，文史哲方面的专家就更少了。”他注意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我在一些大学很高兴地看到，孔夫子的塑像在取代毛主席的塑像。”最后，他引用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暴虐横行或物欲横流的时候，是诗歌在呼唤正常的人性的回归。“肯尼迪在说诗歌，但他的话也使用于各种人文教育。”
有学生问，“学生毕业后最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你说的这种教育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呢？”
科比回答，“通才教育的重心是开阔学生的眼界，要学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适应力。绝大多数学生今后做的工作和上学学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灵活性，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高盛现任首席执行官Lloyd Blankein上大学时的主功是历史。现任财政部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大学时主攻英文专业。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年龄阶段，为他个人的成长，也为未来的社会，打开他的视野，打开各种可能性。”
他还提醒说，并不是每个人在18岁时都应该进大学，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没有准备好（not ready），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进大学，他们应该先做别的事情，无论是旅行还是工作，等他们准备好了再进大学。“我见过的一些最努力的学生是在哈佛成人教育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工作一天以后，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上课，但他们自己要求学习。他们比很多的年轻学生更有动力，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一个社会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随时提供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和切入点（entry points），也就是说学习永远不晚。”■
三十九 跨国公司如何做国际投资
佛理指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合资公司；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不会减少其在国内的投资
11月初，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开始讲“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安查思教授的课程名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以期中考试为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就是“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11月19日的课上，安查思把哈佛商学院副教授福利思？佛理（Fritz Foley）请了过来，因为佛理在“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方面做了不少前沿性的研究。
佛理于2002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经济学博士（business economics），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任教，近几年，在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等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他在哈佛商学院主要给MBA二年级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管理。
在19日的课上，佛理讲到了一些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体现了商学院的一些典型的政策立场和主张。
商学院的人一般都站在公司的立场，为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说话，主张“小政府”——公有空间越小越好，私有空间越大越好。哈佛商学院位于波士顿市区，而哈佛大学的主体位于剑桥区，中间以查尔士河为分界线；哈佛商学院的对面恰恰是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政府学院的基本主张与商学院背道而驰。所以佛理时常提到“河这边的看法”与“河那边的看法”的不同。
佛理说，跨国公司主要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相对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伺机调整自己的资金和产业结构，利用自己公司内部强大的融资渠道和当地公司竞争，实现利润最大化。
如果一个公司拥有国外一个公司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那么这个国外公司就是它的关联公司（affiliate）；它就是这个关联公司的母公司。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国外设独资公司，而不是与当地公司创建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s）。虽然外国独资公司面临许多行业、股份比例、市场份额等政府限制，但出于保护商业机密、技术手段方面的考虑，他们仍然倾向于独资而不是合资。技术转移更容易出现在从母公司到独资的子公司或到拥有大部分股权的子公司。
海外直接投资（FDI）分为纵向投资（vertical FDI）和横向投资（horizontal FDI）。纵向投资是指按生产程序分成国内生产和国外生产。例如，如果国外劳动力便宜，国内研发实力强大，那么，国内研发、国外组装可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跨国贸易就是公司内部的贸易（intrapany trade）。
横向投资是指在国外建立一个在功能方面和母公司基本相同的公司。这种投资适用于产品重量大，跨国运输不便，但为了占领国外市场，接近消费者，公司决定横向投资。典型的例子是丰田汽车。
许多跨国公司青睐纵向投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和公司内部贸易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转移价格就是利用各个国家不同的公司税率（corporate tax rate），适当改变公司内部贸易的原料和产品的价格，使得公司最大的利润出现在公司税率最低的国家。美国的公司税是35％，加拿大是45％，爱尔兰是10％（这也是为什么爱尔兰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原因；大量外资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税率如此不均为转移价格创造了大量机会。
在美国，贷款的利息可以减少公司赋税的基数，所以在同样情况下公司倾向贷款而不是直接融资（增发股票）。在资本市场薄弱、公司融资困难的国家，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独具优势，因为它可以从母公司借钱。这一优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公司没有外国母公司作为后盾，当亚洲货币贬值，为了偿还以美元计价的贷款时，纷纷倒闭。而跨国公司因为有公司内部的融资机制得以坚挺如初，甚至借机抢占当地公司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心跨国公司因为在海外投资而减少在国内的投资，进而影响国内资本的积累、国内的就业和劳动市场。哈佛大学费尔德斯坦教授（Martin Feldstein）在1995年就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影响微不足道，但美国政客在竞选中和各行各业的工会领导一直以减少就业为由反对美国在海外投资。
佛理的最新统计研究表明，海外投资不但不会减少国内投资，而且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国内投资，使国内的母公司更有竞争力，创造更大的价值，甚至增加公司国内员工；它们的关系呈现正比，互相弥补，互相促进，而不是替代性的。他说，虽然他的观点是少数派，但他相信这是正确的。
他的研究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征收公司税，因为这样的公司税是建立在海外投资的数额百分之百地取代了国内投资的假设之上的，而这种假设根据他的研究完全不成立。所以那些限制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政策也会限制美国公司在国内的表现。佛理说，那些限制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美国政府历来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收入征税。但为了不让美国人的收入被两次征税，美国政府允许美国公民用上缴其他国家政府的税抵消上缴美国政府的税。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只要不返回美国，就可以推迟上缴这部分利润的公司税。如果这些利润在海外用于再投资，那么就不存在公司税的问题。但只要返回美国（repatriate），就要交35％的公司税，如果发给股民，股民还要交分红税（dividends tax）。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在像爱尔兰这样公司税很低的国家拥有大量的现金。现金在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显著增加了。
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内投资法”（Homeland Investment Act），大赦国外返回的利润，希望这些利润可以在以后两年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在这个法案的保护下，跨国公司的350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返回了美国。这些钱干什么了？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在就业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那些在海外囤积了大量现金的美国跨国公司是这个法案的最大受益者。
所以，佛理说国会很难通过立法规定公司现金的用途。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公司税越高，外国公司在这个国家的规模就会越小，资本与劳动力（capital to labor ratio）就会越小，上报的利润就会越少，价格转移就会越多。这和商学院的基本观点相辅相成——高税收不会凑效。■
四十 哈佛遭受40年来最大投资损失
过去四个月损22％，约80亿美元，估计到明年中，损失可达30％。投资缩水直接影响明年各院系的预算
哈佛大学的投资记录向来优异，但2008年，却成了40多年来最惨淡的一年。
今年7月1日到10月31日的短短四个月中，哈佛大学的捐款（endowment）的投资已经损失了22％，大约80亿美元。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有些投资在市场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