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问题已经从一个边缘学科成为一个主流学科，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以气候变化为题材的封面文章、头条消息屡见不鲜。
《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签定，从2005年2月开始实施，到2012年结束，仅仅包括除美国在外的37个发达国家。斯达文思说，即使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签署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对减缓气候变暖的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12月6日到18日）就是要讨论《京都条约》结束后的国际合作框架。斯达文思认为，众多国家不会在短短几周内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事，这比签署一个漏洞百出，草草了事的协议要好。
他承认，达成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可行的国际性协议非常艰难。 气候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具有公共产品的各种特征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自己不承担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但享受别人减少排放的好处。所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国际协议都应该包括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斯达文思说，达成协议非常困难的本身也说明各个国家对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严肃认真，不愿轻举妄动。
《京都议定书》一方面不包括任何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签约的发达国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减排目标，要求它们在短期内减排的数额太大。面对减排的巨大任务，国际社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短期内，努力减排，减排的数量很大，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减排的努力逐渐减少，减排的数量减速增长（increase at decreasing rate）。另一种选择是在短期内缓慢增加减排的数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减排的努力，使减排的数量加速增长（increase at increasing rate）。 虽然这两种途径的最终减排数量差不多，但是减排成本相距甚远。有研究表明，第二种减排途径会节省很大成本。这说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渐进式的，经久不息的努力才是最经济实惠的。
通过市场手段减排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对排放中碳含量征税，即碳税；另一种是控制排放数量，设置减排目标，通过政府发放，或拍卖排放许可，私营企业通过市场交换许可配额（capand trade）达到减排目的。两种办法的比较，具体见《哈佛笔记》第51节《征收污染税和配额交换制度比较》。斯达文思认为碳税在美国国会的阻力太大，不可行，他倾向配额交换制度。在2011年之前，各主要国家的配额交换制度会基本上建立起来。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国家的交换制度，并且允许使用发展清洁能源的努力抵消部分配额限制。协调交换制度的结果是各个国家配额里隐含着的排放价格 （allowance price）会日益接近，最终完全一致，达到整体系统平衡。
配额交换制度要受很多政治因素的限制。 达成国际协议的过程是政治性很强的过程，技术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只是为这个决议过程提供参考。这时，斯达文思简短介绍了杰弗瑞？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这方面的最新论文。弗兰克尔从各种现实的政治条件限制出发，兼顾效率与公平，推导出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途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也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它的语言是所有国家都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弗兰克尔首先考虑公平问题：越富裕的国家，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承担的减排成本不但应该越高，而且应该按照人均GDP高出的幅度递增（progressivity）。其次，他考虑到全面性问题：国际协议不但要包括发达国家，也要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否则一些国家勒紧腰带减排的数量会被另一些国家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全部抵消。再次，他把长期目标设置为：人均GDP相同的国家的人均减排量是一样的。最终弗兰克尔推导出减排公式，这样各个国家不是在遵循人为制定的减排目标，而是把各自的情况带入公式，计算的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就是它应该为缓解气候变暖应作的贡献。
斯达文思最后强调，各国首脑在哥本哈根最重要的不是签署什么所谓的协议，更不是要在哥本哈根合影留念，而是要通过这个国际平台，促使各个国家“走上正路（on the right path），建立有效的机制和机构”以缓解气候变暖。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问：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动力要加入这个体系？经济发展越迅速的国家就越不愿意受减排的限制，那些打算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也不会愿意接受这些限制。
斯达文思回答，南韩、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已经决定加入这个体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当地空气中的污染程度；保护环境也是保护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哥本哈根会议有两个任务：一是要决定签署《京都议定书》的37个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结束以后要怎么办；二是要设计一套整体方案，适用于所有国家。他领导的哈佛环境项目就是要为这些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客观的参考资料，说服各个国家 他们减缓气候变暖，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寄给各个国家的谈判小组，希望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和他们的决策过程。 当我在飞机场遇到的谈判人员都拿着我们出版的书籍和文章，还标上各种颜色的标签时，我觉得非常欣喜。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
（下一期的哈佛笔记，我们将介绍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他的观点与斯达文思截然相反，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哈佛笔记84】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
2010年03月22日 10：11
哈佛大学教授库珀说，配额交换制度根本就是错的。他两年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今年12月份将在墨西哥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他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
编者按：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大会已于去年12月结束。对于气候大会的意义，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期和判断。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国际约束力，但无论如何这是艰难旅途中的一步，具有积极意义。另一种看法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从根本上就是在错误的路径上前行，哥本哈根会谈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肯尼迪政府学院主管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文思（Robert N。 Stavins）代表前者的看法，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代表后者。本期介绍库珀的观点。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22日发自美国剑桥）2010年1月15日晚，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在塞浦路斯（Cyprus）的中央银行就气候变化发表公开讲演。两百多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或许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他的讲演带有历史的厚重。 他首先解释这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历史渊源。
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缔约方第15次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1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于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关于环境和发展的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而这个会议又是建立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关于人类环境的国际会议上（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气候变化在1992年被认为是人类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于是缔约方于1994年开始进行关于气候变化的年会。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是例行年会。
这次年会之所以与众不同、倍受注目，主要是因为在2007年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第13次年会决定，要在两年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年会里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按照这个标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年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 《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是在会议最后一分钟由美国、中国、印度和南非支持的书面文件，是掩饰会议彻底失败的装饰，完全没有法律效力。“如果这次会议的议题本身不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会议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接着，库珀例举哥本哈根会议程序上的缺欠。伊朗、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代表利用这个国际舆论平台，大肆攻击否定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小国家也可以利用“平等”发言的机会阻止会议日程，有一个小国家让整个会议浪费了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G77竟然选了一个苏丹代表作为G77的发言人。无论这位苏丹外交官的素质和经历有多么出色，仅仅是苏丹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排放温室气体的数量、苏丹忽视人权的记录就足以使他不胜任这个职位。众多程序上的缺欠令人们怀疑这个为期两周的，有代表196个国家的几百名谈判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否能够真正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
库珀质疑这次会议成果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会议的程序和形式，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途径――配额交换制度（capandtrade）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他说，他不但在两年以前就预计哥本哈根会议会失败，而且预计2010年12月份即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6次会议也会失败。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迅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等新兴国家）没有理由接受任何阻碍他们经济发展的减排目标（quantitative target），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又必须被包括进来。库珀说，这些国家不愿意，也不应该在牺牲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在他看来，减少贫困（或经济发展）比缓解大气变暖更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所以在有关配额交换制度的国际谈判中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发展中国家不会签署牺牲自己经济利益的条约；他们签署的条约不会损失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不会真正达到减排的目的。
其次，污染许可证和配额本身是政府制定和分配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有更大的权力和“寻租”空间。几乎可以肯定，腐败在所难免。 再次，无论如何谨慎的制定配额制度，最终的结果都会有无数的漏洞，政府防不胜防，很难达到减排的目的。例如，“碳抵销”（carbon offset）的定义和标准就非常含糊不清，企业可以在其他国家重新部署排碳量大的生产，或者声明在其他国家保护了多少森林，政府很难跟踪核实。而且，配额交换制度会造成一批新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者。例如，华尔街主管贸易、交易的投资银行正在建立庞大的游说团，宣传这个制度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人会从这个体制中得到巨大的生意和利益。
作为经济学家，库珀当然不喜欢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减排，而倾向另一种市场途径――国际协调的碳税（harmonized carbon tax）。通过价格变化达到减排的目的是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途径。碳税的好处是建立在行为基础上的（actionbased），具有跨国界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谁也逃不掉；而且发展中国家也会更愿意加入进来，缓解类似“发达国家不让我们发展”的阴谋论带来的偏见。一些欧洲国家在配额交换制度上投入很大，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但这并不防碍实施碳税，而且可以与碳税结合起来，共同达到减排目的。
库珀当然知道“税”在政治生活中的敏感程度，所以称其为“碳费”（carbon charge）而不是“碳税”。 他说，“即使是配额交换制度，其实质也是碳税。这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你如何叫这个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其实质是一种税，它会不会像其他税一样打击经济增长？（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第 53、54 节《费尔德斯坦评析美国税收制度》和第55、56节《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库珀认为不一定，这取决于这种税收被政府用于何处。“如果这种税收被用于支持农业科研，然后把研发成果在实践中实施推广，那么就会提高生产效率，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如何使用这项税收 － 是减少其他制造福利损失的税收（distortionary taxes），还是补贴穷人或实施其他福利政策，还是偿还国债 － 库珀没有“一刀切”的建议，而是建议各国政府酌情而定。
在问答时间里，有人怀疑碳税的可行性，因为碳税在美国政界几乎是“禁区”：任何政客倡导碳税就等于“政治自杀”（political suicide），自己主动断送政治前途。 对此，库珀幽默地回答，“当一个民主社会意识到其他方案行不通的时候，就会尝试这条路。而且我敢肯定，每个国家的财政部长都会喜欢我的政策建议。” 还有人问，如果实施碳税，税率应该是多少？库珀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而是解释制定这个税率的原则。“这个税率应该大到引人注目的程度，但不应该大到导致经济衰退的程度；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不同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碳税率可以不同，但经过三到五年的时间，所有国家的碳税率应该达到基本一致，这样就不会给企业跨国界钻空子的机会。”
会后，许多听众对库珀在讲演中的表现啧啧称赞。其中以色列前国家科学院院长（President of the Israe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861995），特拉维夫大学化学教授（Tel Aviv University），Joshua Jortner的评价最为形象贴切，“听库珀的讲演就像是在听莫扎特的钢琴曲，丝丝入扣，优雅动听。”■
【哈佛笔记85】哈佛的减排热潮
2010年03月29日 1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