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D）的数据，中国经常项目今年的盈余是GDP的5。4％，明年将是5。9％，中国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超出了任何资本帐户“以防万一”的需要；美国经常项目今年的赤字是GDP的3。4％，明年将是3。7％。有人认为这个不平衡不可持续，库珀不这么看（详见《哈佛笔记》第70－74节）。胡锦涛说，中国汇率政策是中国自己的事。虽然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不是最大的，瑞士和新加坡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但是中国的基数大，规模大，影响大，非小国可比。如果中国拒绝让人民币升值，那中国认为这种收支不平衡该如何解决呢？
第五，在国际货币储备的管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提议过渡到由国际货币基金（IMF）发行、各国官方金融机构使用的SDR（特别提款权）体系，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过渡到新的体系。过渡到SDR体系实际上是IMF在1978年的官方立场，但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受到重视。现在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在讨论此事，库珀自己也身在其中。
库珀总结道，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外国人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邓小平的28字方针中的“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出头”的思想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中国必须从整个国际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自己的对外关系。■
【哈佛笔记92】一位年轻外国学者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10年05月17日 11：51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斯考德·肯尼迪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4月26日下午，印地安那大学政治系副教授、中国政治和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斯考德·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哈佛大学做公开讲座，题目是“中国的学习曲线：中国是如何重塑全球治理的”（The Mandarin Learning Curve： How China Is Reshaping Global Governance）给公开讲座。
肯尼迪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南京霍普金中美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历史，2001年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200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中国的游说业》（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与很多外国人相比，肯尼迪对中国的看法相对客观积极。
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外国人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观点是为中国与世界接轨叫好（cheer leaders）；另一种观点比较保守，警惕性很高（alarmists），他们担心中国入世后会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无论是哪种观点，这些外国人作判断的前提假设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国际规则是公平的；如果中国不完全开放，落实、执行国际承诺，错误在中国。
肯尼迪则与众不同，他选择从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说，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全国人大作有关中外关系的报告，他不会从中国是否与国际规范合作、是否执行国际承诺这个角度出发，而会从中国是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保护、提升自己利益的角度阐述中外关系。
肯尼迪想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学习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玩国际游戏玩得怎么样？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其他国家要怎样对待已经进入国际领域的中国？
他从三个层次来讨论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规则的使用；国内政策法规对国际规则的处理。他认为，国际规则既有自由主义倾向，也包括保守主义因素。例如，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定期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官员提供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的形式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前两个小时讲解自由贸易的好处，后面29天半的时间都用来训练这些官员如何利用世贸原则在牺牲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自己的利益。虽然中国在贸易方面还没有完全自由，但基本上坚持公平贸易的原则。
肯尼迪认为，有些国际规则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应该反对。例如，世贸组织1994年签定的《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明显是保护发达国家利益的，阻碍知识技术的传播，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保护研发者利益。TRIPS本身就是由享有很多专利权的十几个大公司起草的。肯尼迪说，他的观点与美国政府的立场相左，但他是做学术的，他要保护的是公共利益。
由于时间关系，肯尼迪直接给出他的研究结论：
1）中国在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也更加保守；中国是在国际规则之内游戏，知道如何自我保护，例如越来越多地用反倾销法起诉他国。
2）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更加倾向保护生产者利益，而不是消费者利益。例如，生产者竞争政策比食品安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这是他们国内政治经济传统决定的。
3）有国际业务的公司比仅仅有国内业务的公司更有竞争性；他们是坚定地自由主义者，限制着保守主义在中国扩张。
4）在关于游戏原则的国际谈判中，中国的基本立场都是保持原状。中国在处理技术性问题上比较强，但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比较弱。
5）中国企业对国际原则还不够了解，他们在多哈回合的谈判中还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中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磋商还不够密切。
6）中国在国际上的摩擦几乎都是在国际原则不清晰，或根本不存在的领域发生；况且国际规则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例如，在汇率政策上，国际上还没有共识，到底是应该提倡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因保持人民币坚挺而受到国际赞誉，而现在因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不变而受到指责，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在互联网问题上，国际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对于谷歌最近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我们没有一个标准轻易判断。在铁矿石的谈判中，国际上本身没有好的体制，不完善的国际体系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钢协）糟糕的表现加在一起使谈判结果越来越糟。中国是钢铁最大的生产者，生产钢铁需要大量铁矿石，中国自然而然成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70％以上的铁矿石出口垄断在三个大供应商手中：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今年一季度，中国77户大型中钢铁企业中十户亏损，亏损面达到了12。98％。大中型钢铁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处于盈利低水平状态。
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到前一天（4月25日）世界银行决定增长中国整体投票权1。65个百分点（从2。77％提到4。42％），使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地位提高后对世界的影响，肯尼迪判断，中国不会因此而对国际规则发动任何革命；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会努力保持现状，维护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而不是重新编写新篇章。■
【哈佛笔记93】解读希腊危机（上）
2010年05月24日 17：26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弗兰克尔主张，让希腊债务问题再严重一些，等到希腊政府从资本市场上借不到款，难以为继，他们才能认识到希腊需要的体制改革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 发自美国剑桥）
希腊危机及国际援助
5月初，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救助方案层层升级。5月2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对希腊1；1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这是对一个国家最大的援助，相当于希腊GDP的一半。希腊同意在2014年前把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而裁减目标的一半都要在今年完成。随即抗议示威游行在希腊首都雅典此起彼伏，以至政府机构瘫痪、人命关天。全球股市也随希腊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5月4日，欧美股市全线大跌；6日，道指盘中暴跌近千点，大有蔓延全球之势。
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被迫决定设立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zation Mechanism）；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危机继续蔓延。其中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 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提供2500亿欧元。IMF还承诺，如果欧盟成员国家需要进一步援助，IMF会按照既定贷款项目和程序，照章办事再次与欧盟合作。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起因很简单。2009年10月，新上台的希腊社会党政府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3。6％，远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允许的3％的上限；希腊公共债务已占GDP的115％，大幅超出欧盟限定的60％的上限。希腊财政系统的可持续性由此遭到置疑。2009年底，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下调希腊主权债券评级。2010年4月底，标普进一步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降为“B＋”，使其成为垃圾债。
救助希腊一方面需要欧盟和IMF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需要缓解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 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有毒资产”是与房屋贷款有关的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现在的“有毒资产”是希腊主权债券，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券紧随其后。德国银行、法国银行都持有大量“有毒资产”，短期借贷利率由此突然上升，于是银行普遍惜贷，造成欧洲金融市场流动性减少，经济紧缩。这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
为缓解流动性紧缩，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与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中类似的救助方式，同意购买低质量国家债券和私有债券，建立3到6个月的贷款设施，并且为应对美元短缺与美联储互换货币（dollar liquidity swap lines）。其中，中央银行间互换货币的运作是这样设计的：外国中央银行（这里指ECB）以本币作为抵押从美联储借美元，然后把美元借给本国的想买美元的金融机构；在贷款到期后，外国中央银行（ECB）以借贷时的汇率把美元还给美联储，并偿还利息；这样美联储不承担任何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在ECB宣布这些措施之后，欧洲债券市场有明显好转；股票市场仍然起伏不定，这说明任何外围的救助也不能取代希腊政府本身“瘦身”的努力。希腊政府向欧盟和IMF许诺的裁减计划（austerity measures）中包括：取消公务员奖金，公务员薪水降低14％，增值税从21％提高到23－24％，平均退休金减少11％，高收入人员的退休金减少更多。虽然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恶化2009年9％的失业率，但“瘦身”就意味着勒紧裤带过日子，就是要达到“又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少吃）草”的目的。
是否应该挽救希腊？
希腊危机爆发超过半年，绵延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社会不能当机立断地采取救助措施。越早救助，问题的程度越轻，救助的成本就越小；越是拖延，救助的成本就越会成倍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拖到不得不救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1994－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详见《哈佛笔记》中萨默斯讲课系列第21节《挽救墨西哥》）。
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原因又是因为解决危机需要承担风险，担当责任和经济负担。这种事情谁愿意做？国际社会内部分歧诸多，议而不决。救助类似危机中的国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本职工作，IMF比其他组织更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条件性约束（conditionality）使希腊履行减缩开支的承诺。 但欧盟是否愿意求助于IMF在今年年初又是问题。这涉及到欧盟领导人的面子问题――是否愿意承认欧盟不是一个真正的联盟。
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在今年二月份撰文，说欧盟仅仅是一个货币联盟，不是一个财政联盟（fiscal union），这是人尽皆知、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欧盟的主要国家 － 德国、法国 － 的纳税人愿意为希腊危机买单，那没问题。问题是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想法是，希腊政府有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的习惯，为什么花钱慎重、责任心强的政府要为花钱随意、责任心弱的政府买单？所以德国、法国的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会对希腊危机坐视无睹，另一方面屈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一拖再拖。弗兰克尔说，其实那些财政纪律良好的北欧成员国家最应该支持希腊从IMF那里借钱，否则这些钱就得从他们自己纳税人的口袋里出。他们或者是务实一些，选择从IMF那里借钱，或者是死要面子（硬撑着“欧盟是一个真正的联盟”）活受罪（自己借钱给希腊）。
欧盟从起初的犹豫不决到最后同意救助；从顾全面子，不愿意求助IMF到被迫同意，援助计划从1100亿欧元贷款增长到7500亿欧元，再增长到由全球多家央行支持的1万亿美元援助计划，这其中的周折可想而知。 要想成功救助希腊，救助计划就要足够快，足够大，足够有信誉（credible），这样才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蔓延。但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持异议。他说，这种想法是基于国际社会一定会救助希腊的假设上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我们就要担心“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巨大负作用，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强调的财政纪律在实践中就无法落实。弗兰克尔在二月份时主张，让希腊债务问题再严重一些，等到希腊政府从资本市场上借不到款，难以为继，他们才能认识到希腊需要的体制改革是多么重要，多么迫在眉睫，不可避免。
多年来，欧盟国家间主权债券率一直相差无几，非常奇怪。这说明资本市场不分青红皂白，把希腊债券和德国债券等同视之。直到2009年底这两个国家的国债利率差才迅速拉开。弗兰克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