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对象如何界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的纺织品配额，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给予一个失业人士特殊待遇的充分理由何在——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比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移向印度，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工资高到一定水平，美国公司移向印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曼昆接着问：“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是一种耻辱，还是某种光荣（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虽然在美国标准看来，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冗长，工资之低和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无法忍受，但美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却能使这些工人过上比没有它们时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公司不为他们支付高工资？”曼昆说，“因为和任何私营企业一样，这些公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努力使成本最小化、股东利益最大化。”
“既然贸易如此有利，为什么美国不放任自由贸易，放弃复杂的多边贸易谈判，不管别国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贸易采取的是重商主义。他们视出口为宜，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害，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出口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口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享受到超越本国生产可能性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只是我们为了取得进口而必须卖给国外的。问题是，受惠于廉价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并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组织起来了，并对华盛顿施加了影响。
曼昆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又作何解释呢？”他解释说，当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大大超过卖给中国的，美国就对中国产生了入超，中国对美国就是出超。因此中国开始将其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要理解美国的贸易赤字，我们就必须理解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这会在下学期中涉及”。
最后，曼昆向学生们推荐了四本书，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大众读物——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哲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阿兰·格林斯潘的《动荡的时代》。■
十三 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对贫困、分配不均、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课程重点是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课后小组讨论，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是在WTO贸易争端中代表公司利益，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代表国家政府。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一学期中，从指定的四个题目中选三个，写三篇四五页的发言稿。
这种非理论课程是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的，虽然学生的学期成绩在教学大纲中有计算公式可循：期末考试（40％）＋三篇短文（45％）＋小组讨论表现（15％）。最终成绩取决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萨默斯课程要求的三本必读书分别是：Martin Wolf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Joseph Stieglitz的《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和Jeffrey Frieden的《Global Capitalism》，外加长达八页的参考书目。这并不奇怪，大多数经济系课程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有的经济系教授还说，他们要求的阅读量比起文史学科要求的阅读量少多了。
萨默斯选择和Lant Pritchett教授合讲这门课程。Pritchett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在去年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9年，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居住和工作，对发展经济学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萨默斯说：“我和Pritchett教授都是学者和实践者。”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如何把两者有机地在这门课中结合起来吧。■
十四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萨默斯在哈佛讲堂上阐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剖析市场化思维回归之由
在2月7日的课上，萨默斯向哈佛本科生讲解二战后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他面带微笑，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如数家珍。
首先，他解释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优缺点。优点是，在这一体系里的国家政府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以此维系货币稳定；缺点则在于，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给而刺激需求，也即其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不能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地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则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货币，买进第二国家货币，以争取更高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内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则短期资本帐户绝不可放开。
萨默斯回忆起他在1967年随父母住在伦敦，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50英镑以上的现金。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
接着，萨默斯解释了二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先用PPT显示了凯恩思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和预言，“德国不可能履行所有的承诺……有这样的和平条约，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是混乱和战争，而且越快越好。”果然不出凯恩思所料，德国政治经济形式的严重恶化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二战后不重蹈覆辙，乔治·马歇尔（Gee Marshall）在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被战火摧残的欧洲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也是为了纳入德国，以防其重新军事化，也囊入美国，使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战后国际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拒共产主义的苏联于圈外。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给所有的国家提供联合的安全保障。
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建设发展银行（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以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后改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中，IMF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时提供贷款，帮助解决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这些贷款并非援助，而是需要偿还本息。与此相反，世界银行是以支持成员国家发展建设为目的，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IMF更像一个银行，而世界银行更像一个基金。关贸总协定是为了鼓励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不是一个组织。直到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才成为一个组织，有比较严格的解决争端机制和执行机制。
以上这些组织统称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就几乎相当于金本位。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此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从而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itton Woods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十五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