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致的。其实，斯密生活的时代远非祥和：各种战火不断，与此同时，生产力也迅速上升，远程贸易开始正常化，国家关系更加紧密，摩擦也更多。1745年皇室Stuart 家族的后代Charles Edward Stuart 要从Hanover家族（当时的乔治二世）夺权，发动起义，1746年战败；1754年到1763年英国又与法国在北美洲交战7年，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赢得了大片土地；各种发明创造（蒸气机、纺织机等）在推动生产力和远程贸易的发展。 斯密目睹了早期工业革命和早期全球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但他的心理平静、祥和、理智和清醒，所以才能勾画出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途径和前景。■
【哈佛笔记113】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洞见
2010年11月09日 12：04
《国富论》确立了利己动机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必须的。它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为嗤之以鼻的态度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亚当·斯密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1776年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现在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自由贸易理论等重要概念都源自这部作品。人们可能会由此以为这本书的内容很抽象，但实际上，这本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描述实际生活中具体事例的。斯密和科学家牛顿（1643－1727）一样都是谨慎的经验主义者。在斯密出生的16年前，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了。虽然苏格兰人受教育的水平普遍高于英格兰人，但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苏格兰。斯密在思考，苏格兰如何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追赶英格兰的经济水平？
在《国富论》以前，人们对经济范畴内的事务和关系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通过政府从上至下的管制组织而成，根本没有现在所谓的“宏观经济”这么一说。 人们认为应该有“正当价格”（just price）；这个正当价格独立于成本和利润，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处理经济关系时，重商主义盛行――人们把金银财宝看作国家的财富。于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总方针，努力积累贸易盈余。因为进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加工后再次出口，所以政府一方面从国际上寻找廉价原料，另一方面对进口加工产品施加关税。人们把所有有利于出口的因素看作好事，例如，人口越多越好（劳动力增加）和工资越低越好。正是这种经济指导思想成为亚当·斯密思考、写作的靶子――他要指出另一条和平致富的道路。
《国富论》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原因是斯密论证了以下观点：在一定条件之下，人们出于利己动机的行为会导致在更大范围内的最优资源配置，使很多人获利； 虽然这些更大范围的利益是这个人原来完全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利己”不是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之上。《国富论》确立了利己动机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在一定条件下，对创造更大的财富来说还是必须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为嗤之以鼻的态度。
斯密不是第一个洞察到这个规律的人。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荷兰人，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1733，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了这种直觉，体现在他的文集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描述当蜜蜂为自己的生活而辛勤劳作时，整个蜂群显得欣欣向荣；当每一个蜜蜂满足现状、绝对诚实、完全大公无私时，整个蜂群就丧失了活力，昏昏沉沉，如同死水一潭。这个荷兰人指出生活中令人憎恶的现象比比皆是：律师为了赚钱故意拖延案件；医生为了赚钱有意多开药；教会里的牧师懒惰无知；政府里的官员昏庸腐败等等，从而说明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真正美好的品德是人所不能企及的。他认为，正是人的好逸恶劳、贪婪无度、喜怒无常、和无止境的虚荣心使人辛勤工作，努力创造，使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舒适、更赏心悦目，以至于一个社会的穷人都比以前的富人生活得还好。所以，狡谐、奢华和骄傲必须存在，正是这些私心杂念和永无止境的欲望在创造财富；只要这些欲望被适当的正义和法律约束，就会有利于整个社会。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零和游戏，利己的必然是损人的，所以人们不喜欢他的思想，批判他玩世不恭，思想堕落。人们一方面不愿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另一方面又为这个新思想而着迷。
斯密的突破在于把曼德维尔这个直觉具体化了，机械化了，想透了。他举例说明。一个农民收获的粮食比自己能吃的粮食多得多，那么他就用富裕的粮食去交换其他日常物品。他并没有想帮助别人，但在满足他自己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和交换过程中，他也的确帮助了别人。这个例子适用于农村，对城市是否适用呢？城里人一定需要吃的，不得不从农村地主那里购买。城里人生产什么东西是有富裕粮食的农村地主一定要买的呢？斯密认为，生产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利益――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但消费者并不清醒，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新鲜的、奢华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所吸引，以为那些东西也是他们的必需品，于是慷慨解囊。当农村人购买城里人生产的东西的时候，城里就会变得欣欣向荣。
这个例子显示了贸易的两个条件：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和自由交换 （voluntary exchange）。 正因为劳动分工，人们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就有了交换的需要。斯密把劳动分工看作生产物品和服务的重要渠道，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源泉；而劳动分工不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爱好和天资，而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经历和经验，对不同工种有不同的熟练程度。在斯密眼里，人们的才能、资质都差不太多－－马路上看大门的或者给别人提包的人与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的经历不同而已。虽然斯密的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几乎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天才莫扎特（1756－1791）的卓越，但读者可以由此推测，斯密在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即便《国富论》在斯密有生之年被再版五次，国际知名，斯密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有时，最伟大的人也是最谦卑的人。正因为他心中“无我”，他才最客观，最敏感，最有洞见。
斯密区分贸易与重商主义。贸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和需求，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重商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存钱。这种思想在18世纪体现为没完没了地积累金子和银子，在21世纪体现为没完没了的积累美国国库券――简而言之，有这种思想的人是“为存钱而存钱”的守财奴。弗里德曼在这里顺便点到了中国的名字。
斯密也考虑到劳动分工过细对工人的不良影响。重复枯燥无味的劳动会使人丧失智力和判断能力，变得无知和痴傻。在这种情况下，斯密认为，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普及基础教育，缓解极度分工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斯密认为政府重要，但并不完全信任政府，不相信政府有好的用心，就会有好的结果，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人，都有人的弱点。斯密对一切都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他也怀疑商人――他们总是抱怨工人工资太高，却从不说自己的利润太大；他们总要提防工人组织工会，却从不说自己也在联合其他同业厂家，增加市场势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很长篇幅反对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垄断，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还是商人主导的，还是工人主导的。他提倡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里，买方和卖方讨价还价，最终产生价格；价格反映了物品和服务供需相对稀少的程度，成为配置资源的指示灯。在这样的市场里，“利己的行为”还能“利人”。 斯密对“市场”这个渠道如何运作的解释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中各种模型的理论基础。
斯密没有考虑到有些贸易交换不是“自由交换”。 例如，自然灾害过后，灾区急需饮用水，饮用水成为必需品，灾民没有不买的选择。在斯密眼里，贸易交换都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贸易需要卖方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理解买方的需求，然后进行交换，产生价值，这是好事。贸易使人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同时，又获得经济独立。与斯密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也认为，贸易能开阔人们的视野，抵御偏见，而且也能打磨人们的棱角，使贸易双方变得像绅士一样有风度。
虽然从总体来说，斯密赞同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干预经济，但我们很难说斯密是右派经济学家，还是左派经济学家；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斯密思想中层次丰富，每个层次中又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地带，不绝对，不走极端，任何简单归类都难免片面。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经济学家引用斯密，自由派经济学家也引用斯密；资本主义者引用斯密，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也引用斯密，因为他主张市民社会，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等级。有人认为，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也受了斯密思想的影响。在斯密的复杂思想体系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弗里德曼强调的当然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
【哈佛笔记114】哈佛前校长谈“有关幸福的政治”
2010年11月15日 09：01
政府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世界上只有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王国（Bhutan）真正把“幸福”作为政府明确追求的目标之一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0月19日，哈佛前校长德瑞克？巴克（Derek Bok）教授以“有关幸福的政治”为题（the politics of happiness）作公开讲座。巴克是哈佛大学历史上唯一个两次担任过校长的人。从1971年到1991年，他任校长二十年。2006年萨默斯卸任后，巴克接任临时校长，直到2007年福斯特上任。在任校长之前，巴克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三年。多年学术行政生涯使他对高等教育有深入思考，有多部专著。而他最新的著作却是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政府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
巴克早年从斯坦福获本科学位，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从哈佛法学院获法学博士；今年整好80岁。他满头白发却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他说，他从70年代就对“幸福”这个问题感兴趣，可是“幸福”这个概念太模糊，无法客观定义，很难研究。退休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完全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完全没有限制。所以退休后，他就想研究这个很难从学术角度把握的问题。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Jeremy Bentham （17481832） 认为，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要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或净幸福程度（用幸福的程度减去不幸福的程度）。 但因为幸福的程度无法度量，所以这个思想在这之后的两百年无人问津。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学者再次对“幸福的程度”感兴趣，采取调查的方法（survey）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人们在面对自己的老板时最不幸福，在有性生活时觉得最幸福。近年来，法国总理、英国首相都在不同场合相继点明人们幸福程度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上只有深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不丹王国（Bhutan）真正把“幸福”作为政府明确追求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人们常常被错觉所迷惑。当我们真的得到我们原以为能使我们幸福的东西时，我们其实只有暂时的满足感；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幸福。同样，生活中非常糟糕的事情也只是暂时地影响我们的情绪；一般来说，我们会很快走出阴影，生活得一如既往。
那么，什么才能给我们带来相对长久的幸福感呢？研究人员发现：成功的婚姻、亲密的朋友、助人为乐、参加社会组织、相信宗教、人们自我感觉的健康程度、拥有自己的企业或事业、和廉洁高效的政府及民主政治体制。巴克说，很难想像在腐败猖獗的政体下，人们有真正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什么能给我们带来相对持久的悲伤呢？爱人或孩子的死亡、离婚、长期忐忑不安（例如，失去医疗保险）、失业及其引起的丧失收入、身份和自尊、和由于健康因素引起的长期痛楚、失眠、抑郁等症状。
在微观层面，富人比穷人感觉更幸福；但这不能解释一个宏观现象：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比50年以前高很多，但美国人的总体幸福感并不比50年以前高。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东部较高，但幸福指数恰好相反――纽约州、马萨诸塞州的幸福指数远远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州。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钱在人们的幸福感中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人们的幸福感比“钱”和“权”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更重要。幸福的人更加健康、更加长寿、更加与人为善、在社区组织和生活中更加积极踊跃、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所以巴克认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应该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目标。
有人不重视关于幸福感的普查数据，认为那些都是基于人们主观的自我感觉，太不准确，无法把握，根本不应该把理性的政策制定建立在“松软的沙滩”上，随时可以塌陷。 对此，巴克反驳，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失业率、贫困线等数据都有很多不完善、不确切的地方；关于幸福的调查数据并不比这些常用的经济数据差。在巴克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如果经济增长损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能使人们更加幸福，为什么很多政府在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计人们的生活会足够富裕，以至于人们会发现自己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花在音乐艺术等更精致的精神生活上。巴克解释，显然，凯恩斯没有担心未来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而担心人们会如何使用太多的闲暇时间；这说明，经济增长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政府要重新分清主次。美国民意测验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