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与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 尽管从宗教中演变而来的一些生活态度完全可以独立于宗教而存在，例如，勤俭节约、努力工作、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等等，但宗教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分裂组合而来的不同派系仍然影响着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立场。
经济学承认，税收减少人们追求私利的动力，因为利润的一部分被政府收走了；但税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其他人获得好处。政府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自由，但在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过度剥削等方面可以起到增加整体福利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确切地量化这些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经济学家喜欢建立包涵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模型――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做些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另一类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人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
例如，经济学家不喜欢贫困――暴力陷阱模型（Poverty / Violence Trap Model）。在这个模型中，众多的公式表达了一个很潜显的逻辑：收入越高，贫困越少——贫困是收入的函数；投资越高，收入越高——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暴力活动越少，投资越高――投资是暴力活动多少的函数；贫困越少，暴力活动就越少——暴力活动多少又是贫困的函数。 这就回到了系统的初始条件。于是，一种地区有良性平衡或良性循环；在那里，贫困少，暴力少，投资高，收入高。另一种地区有恶性平衡或恶性循环；在那里，贫困高，暴力多，投资低，收入低。在这类模型里，初始条件就决定了最终结局；人是无能为力的，无法打破恶性循环。经济学家更愿意相信，人是有所作为的；人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实现更美好的明天。这与他们有线性前进的世界观很有关系。
弗里德曼接着自问自答。如果没有宗教领域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从命中注定论到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弘扬神的伟大，到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从相信人类社会的循环往复到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斯密领导的思想革命（Smithian Revolution）是否会发生？弗里德曼说，很可能会发生，因为很多经济思想可以独立于宗教问题而存在。如果没有宗教领域的思想变革，低税收、小政府――反政府管制、自我选择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是否会在美国如此根深蒂固呢？弗里德曼认为不会。自食其力、自我实现、日新月异地提高自我和社会的乐观主义思想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相信，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为精神生活的提高创造条件，整个社会也更有可能成为有道德、讲美德的社会。 这与弗里德曼在他2005年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的中心思想完全一致（《哈佛笔记》专栏中《哈佛前校长谈“有关幸福的政治”》有对这本书批判性的评论）。
最后，弗里德曼总结讲述经济思想与宗教思想相互关系的意义。它一方面在于理顺经济思想史，说明斯密思想革命的重大意义——它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选民对当今经济政策的态度和看法，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提高经济政策被广大选民接受和认可的程度。这与弗里德曼在开学第一天对整个课程的综述首尾相应（详见“哈佛笔记109：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中的前半部分）。■
【哈佛笔记122】西方医疗体系之间的横向比较
2011年01月10日 10：35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美国医疗体系与加拿大、日本、西欧国家相比而言，更加市场化，更加不平等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0月中旬期中考试以后，卡特勒开始进入他的“拿手好戏”――讲解医疗体系。一个国家医疗体系的运作太复杂了。一些专家用来解释这个体系的图示看起来像一团乱麻，无从下手。科特勒让学生从医疗体系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入手，思考这个体系中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需要医疗服务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保险（私营的保险公司或国家保险）。 保险公司从客户（病人和健康的人）那里根据条件（financing rules）收取保险金（premium），提供保险覆盖面（coverage），再根据付款规则（payment rules）付给医护人员；医护人员根据一定的就医原则（access rules）接纳病人。
一个理想的医疗体系应该既平等、又高效、又鼓励发明和使用先进医疗技术。“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只要有病，就应该受到同等质量的治疗；“高效”意味着没有过多、或不足、或错误地使用医疗资源；但“平均主义”的医疗体系往往不利于发明创造最新技术。高效率与保护隐私权有时也不能兼得。例如，把所有病人的病历都放在网络上，所有人随时都可以查询，虽然高效，但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正因为医疗体系的理想目标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完美无缺。我们都生活在矛盾中，而在这些矛盾中的不同选择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趋向。
西方医疗体系之间的横向比较
美国医疗体系与加拿大、日本、西欧国家相比而言，更加市场化，更加不平等。加拿大、法国和英国都是国家通过税收，垄断医疗，成为唯一支付医疗费用的主体（single payer），这样所有公民无一例外，都平等地纳入国家医疗体系。在加拿大，各个州政府充当这一角色，医生的收入大约只是美国医生收入的一半。
这样做的问题是医疗供给受到限制：挂号难，排长队，有的重大病情等不及排队只能到美国来动手术。医生下意识地“节约用”手术（rationing），手术是医生不得已而为之，是最后策略。结果是，加拿大人动手术的机率小，总数少，但健康程度根据各种指数却比美国人高。相比之下，美国人动不动就手术治疗，效果并不好。美国在医疗方面的花费现在是GDP的16％，而加拿大的医疗花费是GDP的11％。英国人没有加拿大人来美国看病的地理条件那么便利。有经济能力的英国人可以付高价，正当地迅速见到医生，不用排队或者少排队。加拿大没有这个合法渠道，有钱没钱都一样，医疗体系一视同仁。
日本也非常注重平等就医，把病人承担的成本部分（copay）压缩得很小，医生的利润很薄。那日本医生怎么办呢？他们的对策是一方面提高周转率，几分钟就看一个病人，紧接着就看下一个；另一方面多开药，以药补医。 结果是，日本人是吃药最多的，照片子，做各种检查测试最多的人口。所以有人说，日本的人均寿命最高与日本医疗体系毫无关系。
美国相对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优势在于医疗技术更新快，发明创造多。 美国医疗费用在60年代只占GDP的2％，而现在是GDP的16％。部分原因是因为现代治疗思想和手段与50年前截然不同。50年代，医生对心脏病人的建议经常是吃止痛药和卧床休息，这当然也是最便宜的治疗方法，完全没有现在的高科技。 当新的更有效的医疗技术、设备和医药被发明出来时，新的问题也产生了：成本价格太高产生了不平等和公平与否的问题。美国不搞平均主义，高成本、高价格自然而然地就把很多人排斥在外了。
西方医疗体系的演变过程
二战以来，西方医疗体系基本经历了四个阶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成为全民医疗的“领头羊”。 全民医疗是指，所有人向政府交纳医疗保险，政府用这些保险费来承担所有医疗成本。1945年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1883－1967））击败保守党领袖邱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他决定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改良家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 在1942年写的著名报告（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建造社会保障体系。Beveridge的理念是，所有生病的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能够就医，而且都能够受到同样质量的治疗；价格不应该是任何人的障碍。当所有人都能享受宽厚、人道的服务，不受价格的限制，那么人们的倾向就是过渡消费，使医疗供给显得供不应求，成为“瓶颈”。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领域的主旋律是控制成本。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八十年代初，美国经济衰退，政府赤字开始膨胀；医疗体系感到成本的压力。每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国家主导医疗支出的政府就不得不削减医疗开支。最近二十年，医疗体系主要以增加竞争为手段来控制成本。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增加了病人承担医疗成本的份额 （cost sharing）。保险公司和医疗组织之间都增加了竞争。这些策略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一定作用，但不久新问题又出现了。 医疗组织（医院、医生）开始不同形式的合并，以提高讨价还价的能力（merger and cartel； bundle services）。 1999年英国建立国家医疗质量研究所（National Ins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主要任务是评估新医药技术的成本与效益。 这与美国医改中被共和党指责的“死亡判刑委员会”（death panel） 的意思类似。
接下来，第四阶段的医疗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呢？美国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连年递增的医疗成本；不均匀的医疗质量；大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在正规医疗体系之外），不能平等就医。卡特勒倾向的答案是：医疗供给统筹管理（rationing），改革付帐体系（payment system），增加病人承担成本份额，增加在预防疾病、健康宣传等方面的投资。■
【哈佛笔记123】美国医疗体系的演变及最新一轮改革
2011年01月17日 11：02
科特勒主张，按照病人的整体经历、治疗效果付账，而不是按照医疗程序付账。 但他没有细说，这一思想如何落实在医护人员的人头或单位上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任何重大体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历史。 美国医疗改革并不是最近两三年才引人注目的，它有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1912年泰德。罗斯福总统（Teddy Roosevolt）就承诺要建立国家医疗保险，但在竞选中输给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失业率在20％以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DR）考虑了国家医疗保险，但没敢向国会正式提出议案，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提倡并签署了《社会安全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成为“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一部分。 这个法案通过设立专门税收（payroll tax），发放退休金、失业金、残疾保险等 （详见《哈佛笔记》专栏中《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第125到133页）。 这项举动已经极富争议，罗斯福不想再火上浇油，引出医疗保险的问题。 二战后，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再次积极倡议国家医疗保险，但被美国医疗行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组织的社会舆论击败。
1954年美国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规定，雇主为雇员购买的医疗保险可以作为营业成本，从利润中扣除，然后计算营业税的基数（《哈佛笔记》中《美国医疗体系现状》和费尔德斯坦系列对此均有论述），于是医疗保险和给职工的其他福利都变成可以减税的花费（tax deductible）。这个规定使雇人单位采取“增加职工福利，降低职工工资”的雇人策略，私有医疗保险随之迅速扩张。以至于现在，当公司主管与工会讨价还价时，公司主管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明年只能给你们的收入增加3％，你们自己决定在福利和工资之间如何分配这3％。”言下之意，羊毛出在羊身上，反正公司利益不能损害。正是因为这个税收政策，大公司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愈加宽厚，有些还包括每年两次或三次的例行洗牙。
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国家医疗保险方面的努力遭到和杜鲁门总统一样的阻击。 六十年代，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老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与现在截然相反。 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主要是儿童。 1965年Medicare 和Medicaid 国家项目应运而生 － Medicare 承担65岁以上老年人的医疗花费，Medicaid承担收入在一定程度以下穷人的医疗花费。左派抱怨，这样的覆盖面还不够大。右派抱怨支出太大，国家负担太大。 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1976年卡特总统再次主张国家医疗，再次遭到挫败。 在最近的公开讲话中，他指责当时的麻州参议员太德。肯尼迪（Ted Kennedy）煽动国会，反对他的主张。
八九十年代，社会福利的覆盖面逐渐扩大。不但老人有社会退休金（Social Security）和Medicare，穷人有Medicaid，孩子、孕妇和其他有困难的妇女都被囊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只要人们发现一类值得同情的人，国会政客就有理由把他们加进来。这些类别的人一旦享有国家福利，政治家就休想再减少这些福利。 如果他们在国会倡议要减少某类人的福利，他们回到自己州的时候，不但会遭到选民的强烈指责，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把鸡蛋砸到他们私人汽车的门窗上等类似新闻屡见不鲜。
1993年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牵头再次起草国家医疗保险的议案。卡特勒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成员也参与其中。各种反对声音震耳欲聋，最后克林顿夫人意识到国会投票无望，不得不撤回长达24万字的议案。1997年国会通过的《国家儿童医疗保险项目》（State Chil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缩写SCHIP）使税收承担的（tax backed） 儿童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几乎包括了所有儿童。 2003年Medicare也负担病人处方药（prescription drug）的费用。这样，国家承担医疗保险的比例越来越大。
2009年12月参议院以60比39的多数票通过《保护病人和经济适用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