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那么他是农民的可能性更大。Kahneman和Tversky的试验发现，即使告诉人们各个行业的分布，人们仍然固执地根据Steve与他们脑海里典例的近似性做判断。
这说明，人是经验主义者，而不是理性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的大小。这两位心理学家还设计试验说明，人有非常强的以偏概全的倾向：只有少量的经历，就对整体下结论。即使科学家也在所难免。他们会认为在少量的样品（sample）中发现的规律在整体品种（population） 中同样适用，其实不然。
生活中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学校在聘选老师的时候，校方会下意识地更注重候选人在面试时一次讲课的表现。如果这一次讲课表现不佳，那么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候选人没希望了。最后被聘任的老师都是在这一次讲课时表现很好的人。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5年以后的表现令人失望，与应聘时的表现没有强烈的正相关。人们还很容易根据过去预计未来，其实未来很可能与过去不同。父亲身材高大，儿子不一定身材高大。期中考试成绩很好的学生不一定在期末考试考得很好。公司以前的利润很高，以后的业绩很可能会变化。
人们还根据印象和记忆做判断。例如，人们认为坐飞机非常危险而购买人身保险，因为每次飞机失事都是报纸新闻的头版头条，人们印象深刻，却忽略了每天有那么多飞机在天上飞，失事几率小于一百万分之一。卖航空保险的公司就是依靠人们错误判断飞机安全系数而赚钱。人们对越熟悉、越亲近、越重要、越是近期发生的事件记得越清晰，印象越深刻；这样的事件对人们作判断的影响就越大，而那些印象不深、想象不到的事件被忽略不计了。
两位心理学家还设计试验说明，当人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却需要做判断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任何蛛丝马迹帮助判断，即使那些蛛丝马迹与要判断的事情毫无关系。这解释了人们“饥不择食”“有病乱求医”的现象。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下意识犯的错误，我们要有意识地纠正。但不得不说，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八，待续）
【哈佛笔记145】积极热情与消极世故的较量
2011年08月15日 10：32
在实验中表现的好坏与孩子后来学业成功与否呈现强烈正相关。这个结果验证了那句“三岁看老”的俗语。有耐心、有毅力的孩子智商更高，以后学业成功的几率更大。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将来的人很难成功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期中考试后，莱布森返回讲堂，开始一个崭新的课题：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这是通过研究大脑神经的物理表现来研究人们在经济方面的认知和判断的领域。学者利用核磁共振等先进技术来检测人们在作选择时脑神经的变化。
“三岁看老”的实验证据
大脑有不同的功能区。有的功能区负责理性思考，有的功能区对感性的东西反应敏感。当人作决定时，要看感性占上风还是理性占上风。你能不能为了保持体型健康长寿，只吃蔬菜沙拉，还是禁不住诱惑，禁不住巧克力的诱惑，屈从于肠胃的快感？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苹果，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谈利益（interest）与热情（passion）的区别，到精神分析心理学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和自我（ego，superego和id）理论都是围绕这个命题的。感性的东西大多是直接的、迅速的、下意识的。而理性的东西是间接的、缓慢的、有意识的，具有前瞻性和分析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表现出的理性部分只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而那个强大的感性的id才是最真实的自我。
学者们围绕这个命题做过很多实验。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89年。三位学者用学前班的孩子做实验。孩子只要按桌子上的铃，马上就会得到一块香甜的点心。但如果他能忍住15分钟不按铃，他就能得到两块点心。这就测验孩子在非常幼小的年龄（4岁到5岁）是否能够克制自己，为了更大的回报有耐心等待。学者在20年后仍然跟踪这些做过实验的孩子，他们发现，在实验中表现的好坏与孩子后来学业成功与否呈现强烈正相关。这个结果验证了那句“三岁看老”的俗语。有耐心、有毅力的孩子智商更高，以后学业成功的几率更大。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将来的人很难成功。
此外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实验，测试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弃眼前利益而顾及将来。这对理解人们在储蓄和消费方面的行为有帮助。还有实验测试人们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是否是一定的，是否所有人相差无几。这样的实验对教育思想和方式有深远影响。如果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是一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孩子在早期随意发展，相信等他们成熟以后，自然会变得专注深入。如果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不是一定的，而是习惯养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孩子幼年引导他们，抵制诱惑，让他们养成耐心专注的习惯。还有实验表明，人们在为他人提建议或作决策时，容易理性务实，而为自己做决策时就会被感情冲昏头脑。这是意料之中的，正所谓“旁观者清，当事者迷”。
所有这些实验还不能完全回答“人们是如何做决策的”这个问题。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知道在实验室和实际生活中从哪里入手改变人们的选择结果。或许研究大脑神经系统的物理反应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渠道，而洞察力非凡的心理学家和小说家才是把握这个问题的能手？
积极热情与消极世故的较量
行为经济学家对人们感觉的好坏总结出几种理由。一种是出于“大公无私”： 如果别人——尤其是那些不如我的人——能生活得更好，我的感觉（福利）会更好。一种是由于做了道德上正确的选择，感觉更好，例如为灾区捐款等。一种是如果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生活得更好，我的感觉会更好。与此相反的是报复心态：如果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生活得更糟糕，我的感觉会更好。还有一种是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如果我的消费水平比别人高，我感觉会更好。与此相反的是平均主义心态：我生活的小圈子里的人的消费水准越均等，我的感觉越好；如果我生活得不如我周围的人，我会非常难受。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心态。行为经济学家想深入了解形成人们偏好（preference）的机制。
有一个说明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实验。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为公共产品贡献一块钱。因为公共产品的价值为正，而且性质是“公共”的，每个人能都从中得到好处。 这个好处，比方说，是两毛钱。假设这个游戏（或一个社区）有N个人。只要N×0。2元大于一块钱，那么从这个社区的整体利益就增加了。但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从个人利益出发，贡献的一块钱远远大于两毛钱返回的好处，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作贡献、不合作、占别人好处（搭便车）的动机。
怎样才能鼓励人们自愿地为整体利益作贡献呢？参加游戏的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返回给每个人的好处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少贡献和回报的差别；参加游戏的人之间的交流越多越好，关系越密切越好，这样就有攀比心理，做贡献的人的带动效力就越强；游戏早期人气比晚期旺，越到后来越没人气，所以游戏开始的次数越多越好。
这就意味着游戏的组织者不能告诉参加游戏的人第几轮游戏是最后一轮。如果人们知道第十轮游戏是最后一轮，那么每人都会选择不作贡献，因为没有再次合作的必要了。如果第十轮游戏没人玩，那么第九轮游戏就是最后一轮；因为同样的逻辑，人们也不会作贡献。以此类推，直到第一轮游戏，所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主动作贡献。整个游戏因为所有人都能预见未来的最终结果，根本就不会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而现实没有那么悲观。总有一些积极热情的人（或者天真的人）会主动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即使到最后一轮游戏。经验表明，这部分人一般占总人数的15％ 到20％。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会挑起新的游戏。自私自利的人出于对自己长期利益的打算，从战略角度出发，也会陪着玩这个游戏，采取合作态度，为公共利益捐款。这两部分人占的比例越大，公共产品就会越丰富，返回给社群中每个人的好处都会越多。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九，待续）
【哈佛笔记146】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
2011年08月22日 10：55
在经济学家眼里，经常是效益第一，公平第二；他们认为，那些把公平看作第一位、效率第二位的人都是处于嫉妒，才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莱布森让学生玩一个著名的游戏（the Ultimatum Game）：任意选择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让他们分10元钱。其中一个人是出价的人，他选择给另一个人多少钱，给自己留多少钱。另一个人选择接受不接受这个分配比例。如果第二个人选择不接受，那么谁也别想得到这10元钱，两个人的福利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增长。如果他选择接受第一个人分钱的方法，那么两个人的福利都会有所增长（虽然增长幅度不同，除非第一个人选择与第二个人平分这笔钱）。
莱布森问学生的问题是：如果你是第一个人，有分配钱的权力，你最多愿意给第二个人多少钱？如果你是第二个人，只有接受不接受分到你手里的钱的权力，你愿意接受的最低限度是多少（如果低于这个限度，你就拒绝，那么两个人谁也别想拿到这10元钱）？
这是一个适用于很多情景的话题。例如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如果合作成功，双方都获利。如果一方认为贸易好处分配不均，从而拒绝合作，那么谁也别想从贸易中获得任何好处。如果效率第一，无论好处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双方整体的经济“饼”还是通过贸易做大了。如果公平第一，那么即使“饼”不做大，双方也要保持利益均等或保持现状。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也在这里。
2007年，哈佛宏观经济学家曼昆（Gregory Mankiw）在哈佛最大的桑德斯礼堂上“经济学原理”课的时候，当场拿出10张面值1美元的钞票，从几百名观众中任意找两名学生上台玩这个游戏。第一个学生出价1美元——自己保留9元，让给别人1元。第二个学生为了不空手而归，竟然接受了这个分钱的办法！这10元钱在玩游戏人的眼里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如果因为分配不公就拒绝享有部分10元钱的好处，从绝对个人利益说是不划算的。 曼昆当即把钱分给这两个学生，并对第二个学生幽默地说，“你可以成为经济学家了。”在经济学家眼里，经常是效益第一，公平第二；他们认为，那些把公平看作第一位、效率第二位的人都是处于嫉妒，才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
桑德斯礼堂上的现场表演是个例，现在让我们看看莱布森课堂里学生的均值。每个学生都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交给助教。助教分析数据的结果是：愿意分给第二个人最多的钱的均值是3。61美元，愿意接受最低的钱的均值是2。34美元。在更大范围的实验数据分别是4美元和2。5美元。哈佛经济课里的实验数据分别稍微低于平均数据。这说明哈佛的学生更理性、更自私。这里有“选择偏见”（selection bias），也有“训练偏见”（treatment bias）。哈佛学生平均来说都更理性、更自顾自，否则被录取的可能性就很小，这是选择偏见。大多数经济课的训练也会使你更理性，更关注自己的福利变化，不管他人怎样，这是训练偏见。
大量实验表明，对第一个人来说，最佳分配方案是让利3到4美元之间，以增加自己保住6至7美元的可能性。还有实验表明，如果第一个人是独裁者，他让利的均值只有2元，即20％。如果这个游戏不透明，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第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或有没有钱，那么第一个人让利的均值就降低到6毛钱，即6％。第一个人很有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私吞了，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设计更复杂的实验，模拟人们的报复心理等等。总之，行为经济学家在尝试各种方法摸索能解释人们偏好的最精简的规律。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十，待续）
【哈佛笔记147】经济学家眼里的“幸福”
2011年08月29日 11：30
在人们的记忆中，某种经历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经历的性质和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幸福”（happiness）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有数据主观（被采访者自报幸福程度）、定义不严谨的欠缺，所以莱布森建议学生有鉴别地看待这些研究。但是这个议题显然很重要，否则莱布森不会用整整一堂课的时间（1小时23分钟）综述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信仰和行动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如果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那么无论多么离奇的行为，我们都可以想象出充足的理由使其顺理成章。例如，吸毒成性可能是理性的，因为戒毒的暂时痛苦对他福利的负面影响大于他戒毒后长期的正面福利。与六小时前刚刚遇到的一个异性结婚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异性展现了你梦寐以求的所有特征。杀人抢劫也可能是理性的，因为凶手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偏好叫做“显现出来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s）。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一直是一个主要假设。在这个前提假设下，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想象并解释出使人们行为顺理成章的那些逻辑。
经济学家用“福利”（utility）这个概念来度量和解释人们行为的后果。对于吸毒成性的人来说，继续吸毒这个决定的福利（决策福利，decision utility）大于戒毒这个决定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