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储安平的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发表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居然平安无事，直到5个月以后，1948年12月24日，《观察》才遭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
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讯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
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铎，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埔军校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蒋。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
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铎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讯。张今铎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铎给《观察》写军事通讯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①
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一家杂志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②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1）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
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
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观察》的言论以批评国民政府为主，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当时的认识尚不能说幼稚，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她强大，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有时使他们的理性多少受一点影响，就拿储安平来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他甚至承认过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评蒲立特的访华报告那篇文章中也多少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和对美国的排斥，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切充满矛盾地统一在储安平身上。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他们的最终选择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他可以说冒着很大的风险抗议对《观察》的查封，然而在《观察》复刊号上，他又基本上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这其中有多少是出于政治压力？有多少是出自真诚？一时不好妄下结论，但在储安平转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
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候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日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像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①
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
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
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2）
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②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困惑。《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①
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②
后来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500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2000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100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3000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
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人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
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