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
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
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
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的译语。宋
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
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
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但将神怪人情化。
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
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辞赋,一方面是翻译
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
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
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
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
这样的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
:“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
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
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
说佛典这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成为专业,大流行
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
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
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
制上一年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
中的《三国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
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
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
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
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
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
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
“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
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
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同在四书里。又称为“制”,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
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
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
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
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
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
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
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
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
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
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
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
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人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
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
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而姚鼐集其大
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35),所以称为桐
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
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
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縠梁传》、
《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数到归
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
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事、汉赋中板重
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注疏
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
方苞论文,也讲“阐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
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雄浑,却能
“迂回荡漾,余味曲包”(38),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
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
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
(39)。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
是所谓“阴与柔之美”(40)。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
这分明是八股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的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
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
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
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
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
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
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
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
;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
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
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
“言”,“论难”的“语”(43)。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
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
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44)。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
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45)——韵只是句末韵。
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
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6)。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
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
作——也更是附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
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多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
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
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
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
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
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
道古文的源流,文经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
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47),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
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
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
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纵笔所至不检,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
一种“魔力”。(48)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
“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
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
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
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
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注释:(01)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政
府公报。
(02)《说文》辛部。
(03)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04)《论语。宪问》。
(05)《论语。先进》。
(06)《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07)《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08)《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09)《非命》上。
(10)《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1)《滕文公》下。
(12)《非相篇》。
(13)八十一章。
(14)《齐物论》。
(15)《问辩》。
(16)上节及本节参用傅傅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中央研究院语
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条二分)说。
(17)《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
诸。”楚人要学齐语,可见齐语流行很广。又《韩诗外传》四:“然则楚之狂者
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楚言”和“齐言”并举,可见楚言也是很
有势力的。
(18)《史记自序》。
(19)《后汉书。班彪传》。
(20)《史记评林》总评。
(21)《金楼子。立言篇》。
(22)宋赞宁论罗什所译《法华经》。语,见《宋高僧传》卷三。
(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六之二。
(24)佛教徒注释经典,分析经文的章段,称为“科分”。
(25)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26)《师说》。
(27)《谏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28)樊绍述《墓志铭》。
(29)(30)《答李翊书》。
(31)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
(32)《文说》。
(33)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
(34)陆游《老学庵笔记》。
(35)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36)《古文约选。序例》。
(37)见雷《卜书》。
(38)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档古文绪论》。
(39)刘大櫆《论文偶记》。
(40)姚鼐《复鲁絜非书》。
(41)《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
(42)《书震川文集后》。
(43)根据《说文》言部。
(44)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
(45)《文心雕龙。总术》。
(46)《金楼子。立言篇》。
(47)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
耳。”
(4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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