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
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
帮你的帮你,不帮你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
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
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
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
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人主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
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锈”和“卿相之
尊”,说得不好了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
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
进言,广博和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
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
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
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02)。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
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
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
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
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
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
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共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
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03)。这部书除文辞之胜
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西元前四○
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
;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注释:(01)《离娄》(02)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
史辩》第四册。
(03)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参考资料」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第二册(清华大学讲义排印本)。
《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
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
》、《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
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
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
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
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
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
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
》、《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
;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
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
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
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
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
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
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
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
;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
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
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
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
《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
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
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
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 ),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
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
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
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
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
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
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
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
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
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01)司
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
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02)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
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
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
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
(西元前104 ),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
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
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
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
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
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
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
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
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
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
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
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
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
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
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
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
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
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
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
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
《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
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
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
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
明些。”(03)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
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
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
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
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
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
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
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04),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
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
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
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
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
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
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
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
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
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
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
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
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
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
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
(05);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06)。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
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
》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
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
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
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
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07),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
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
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
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
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
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
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
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08)。
“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
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
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
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
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
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
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