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
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0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
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
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
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
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
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
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
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0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
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
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
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
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
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
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
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
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
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
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
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0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
是给封建制度打了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
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
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
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是
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
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
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
之政”（0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
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
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
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
纵等恶端。性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
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人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他却注
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
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
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光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
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小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
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来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
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是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
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
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
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
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墨家和别
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
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
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
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
家更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
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
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
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
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
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
“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有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
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06），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
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
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07）；将天下给他，换
他上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
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
：“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地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
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
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
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
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
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
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08）。事物变化的最大
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
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09）“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0）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
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
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
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就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
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气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
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
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
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
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
治上的制度，便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
儒、墨是“不知耻”的（12）。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
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
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人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
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晚家，出于讼师。
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
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
是。”（13）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
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
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言，
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
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
叫作“合同异”（14）。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
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
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
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
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
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
“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
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
以自重。孔子托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
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
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
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
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
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
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
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成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
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
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
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穷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
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
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
说的作到否。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
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势，就可以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
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
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
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也是有迷信成分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巫祝
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
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
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
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
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
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
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
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
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生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
永保。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
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
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
一些“非常”、“可怪”（21）之论，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
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
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
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
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
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
（22）。但时机到底还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