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又将成为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安德鲁·科莫在那天打电话给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询问一切是否巳成定局。
安德鲁说，他父亲关于最高法院席位的考虑又有了新变化。州长原本以为克林顿要提名布雷耶，觉得总统没可能连续提名两位白人男性。现在科莫改变了想法，认为机会当前，还是勿失良机为妙。
斯蒂芬诺帕罗斯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你确定一旦总统打电话过去，你爸爸会接受么？”他问安德鲁，“我们可不想重蹈覆辙。在总统拿起电话之前，我们必须确定答案是 Yes，而非其他。”
“我再问问他，”安德鲁说，他让斯蒂芬诺帕罗斯先别挂线，“我刚才问过他了。答案是Yes。”
斯蒂芬诺帕罗斯迅速给克林顿打电话，请求和他见面。对科莫的这记马后炮，克林顿哭笑不得。不过，这位反复无常的州长对总统仍有一定吸引力。当晚，在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次酒会上，克林顿告诉斯蒂芬诺帕罗斯，他仍将在次日上午与金斯伯格见面，但科莫还是第一人选。临近深夜，安德鲁再次与斯蒂芬诺帕罗斯通了电话，两人商定，让科莫等待星期天晚上6点的电话。
克林顿与金斯伯格的会面在第二天上午进行。早些时候，努斯鲍姆正好看到埃德温·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篇文章，后者德高望重，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与首席政府律师。他在文章中说，瑟古德·马歇尔一直为民权而斗争，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直在为女权而斗争。这一提法引起克林顿的兴趣，也增加了他对金斯伯格的好感。会面时，金斯伯格提到她早逝的母亲，险些失去的丈夫，以及生命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这让克林顿看到——其实也是他的幕僚们所忽略的——金斯伯格的矜持外表下，其实是一个英雄的美国女性形象。或者说，是一名拥有博大胸怀的女性。
克林顿通知负责选择提名人的团队，下午5点开最后的拍板会。不过，正式开会时，总统迟到了半小时。他刚刚过来，斯蒂芬诺帕罗斯就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来自马利奧·科莫，这位州长再次变卦了。“如果去最高法院，我将放弃许多机会，”他说，“我想我不得不选择放弃。”斯蒂芬诺帕罗返回椭圆形办公室，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自己又被误导了，这次科莫彻底退出了角逐。第二天下午，克林顿宣布他将提名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正如前述，这已经是第7个人选了——出任最高法院第 107位大法官。
宣布仪式在玫瑰园举行，时值6月，正是阳光灿烂的时节。鲁斯·金斯伯格在致辞中提到了已故的母亲，“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也是最坚强的人，可惜很早就离开了我。我祈祷她所期盼的时代早日到来，在那个时代，妇女能够梦想成真，女儿会像儿子一样被父母疼爱”。克林顿伫立在金斯伯格背后，听到这些话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但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布瑞特·修姆（Brit Hume）却坏了气氛，她在仪式后不合时宜地问了克林顿一句：“此中任何决定的产生过程是不是都非常曲折？”当然，这一提问显然是话里有话。
克林顿几乎咆哮着回应：“你们把任何实质性决定都看作政治过程，我早就放弃纠正你们这种错误观念的想法了。你怎么能在人家刚刚在我面前发完言后，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总统暴跳如雷的情形第二天迅速占据了大小报章的头版头条，不过，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却广受好评。正像哈奇预测的那样，提名未遇任何争议。7月，持续3 天的听证会风平浪静，金斯伯格最终以96 ：3票成功通过确认。
金斯伯格的提名过程简直是克林顿执政经历的缩影。过程混乱不堪，结果却令人满意——对于一位政治立场中间偏自由派的总统来说，选中这么一位受众人爱戴的大法官需要相当准确的判断力。事实上，相对于约翰逊之后几位总统，克林顿通过任命大法官，成功地推动最高法院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多年之后，克林顿并未掩饰自己在选择金斯伯格之前面临的困境。他在自己957页的回忆录里，用两页篇幅叙述了金斯伯格的提名经过——这也是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对马利奥·科莫来说，在未来几年中，他就自己为什么放弃1993年那次任命给出了不同解释。当时，他不愿自己的经济问题被搬上台面。更重要的是，科莫说，他认为民主党内只有自己能够保住纽约州州长职位。但是，事与愿违，他在1994年的竞选中输给了乔治·帕塔基（Gee Pataki）。在主持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失败后，他回到纽约市，重操法律旧业，做起了执业律师。
新边疆（New Frontier）：约翰·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在接受提名演说中，肯尼迪说：“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1％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与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他要求美国人民必须准备作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
私人法律执业（private law practice）：律师既不受雇于政府机构，又非服务于私人实业或社团而从事律师业活动的情形。私人执业的律师可以开设一家事务所，或者成为拥有50名以上律师的事务所中的一员，或者在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中等规模的事务所工作。在美国，70％的律师从事私人执业，另外30％—部分是政府律师，还有一部分是公司法律顾问在美国，选择权至上派（prochoice）支持墮胎，生命权至上派（prolifc）反对堕胎，围绕堕胎问题，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经常在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疗原理和宗教教义中各取所需’争论不休。
君子报仇，16年不晚。因为克林顿在堕胎问题上与凯西闹别扭，联合戈尔一起不让他在1992年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发言。2008年后，民主党内初选，在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占据明显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州，凯西的儿子小凯西已担任联邦参议员，他公开宣布支持希拉里的竞争对手奥巴马，弄得希拉里非常被动。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自称“新民主党人”，并提出了一系列中间派改革方案。
拉尼·吉尼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保障基金会的律师，是克林顿读法学院时的同学。克林顿本想任命她出任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提名之后，保守派对其大肆攻击，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联邦检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又称美国检察官，主要职责是对违反联邦民事和刑事法律的行为进行指控。该职位由1789年《司法法》设立，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任期4年。每个联邦司法区设一名联邦检察官，有若干助理检察官协助其工作。除了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外，联邦检察官及其助手在联邦地区法院要维护美国的利益。联邦检察官在决定哪些案件应提起公诉，以及哪些民事案件应协商解决或提交法院处理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多年之后，克林顿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还提及此事：“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与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第6章 流亡者归来？
1993年7月20日，金斯伯格确认听证会第一天，文斯·福斯特自杀了。他是白宫副法律顾问，和克林顿夫妇从小石城时期起就是好友，也是大法官人选选择程序中的关键人物，可他还是无法适应华盛顿恶劣的政治生态。面对媒体对他的公开批判，他心力交瘁，终于抗不住压力寻了短见。由于福斯特突然去世，白宫被一片愁云惨雾笼罩，因提名金斯伯格成功带来的喜悦很快被冲淡了。
克林顿执政第一年，好坏消息交替袭来，弄得他晕头转向。无论政治还是其他事务，一切都好像濒临危机边缘。8月，国会勉强通过了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众议院 218 ： 216票，参议院50 ： 50票，最终还是由副总统戈尔打破平局，投下了关键性一票。9月，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促成了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历史性握手。尽管乔治·米切尔以协助克林顿推动医疗改革计划为由婉拒了提名，但医疗改革工作不但没有进展，反而陷入泥潭。与此同时，克林顿夫妇1979 年在阿肯色州白水地区的一笔房地产投资也闹得沸沸扬扬。1994年1月，克林顿邀请一名独立法律顾问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审査，看看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有可能被提起起诉的地方。后来，各式各样的调査居然贯穿了克林顿余下7年任期，最终导致了对他的弹劾。
对克林顿来说，1994年全年简直都是一部慢镜头灾难片。各类纷扰纷至沓来，先是希拉里·克林顿被揭发在一次商业贸易活动中获取暴利，接着是助理司法部长韦伯斯特·哈贝尔（Webster Hubbell）辞职，而对福斯特自杀事件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2 月11日，一位名叫保拉·琼斯（Paula Jones）的前阿肯色州雇员，在一次保守派政治集会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克林顿曾在小石城一家酒店的房间内强行向她求欢。医疗改革计划，克林顿任期内的中心议题，在国会屡次碰壁后，最终胎死腹中。
流年不利，4月6日，哈里·布莱克门宣布辞职。与怀特上一年的突然卸职不同，布莱克门的这一决定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凯西案的协同意见中，布莱克门就已流露出去职之意。“我已经83岁了，”他在1992年6月写道，“不可能永远在最高法院待下去。”人们已经选出一名支持堕胎权的总统，金斯伯格也接替了怀特，布莱克门一手炮制的里程碑式案件——罗伊诉韦德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安全。 （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后，凯西案中5 ： 4的格局将变为6 ： 3，支持堕胎派将占据多数。）1993年12月的复活节周末，布莱克门就曾强烈暗示克林顿，他将在明年退休，现在，他也的确这么做了。
1994年，政治环境的转变也影响了大法官人选的挑选程序——包括最高法院本身。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貌似安全，但保守主义运动却暗流涌动，一直没有放弃否定该权利的努力。虽然民主党仍控制着白宫与国会两院，却一直在与各方政敌的交锋中勉力支撑，而且明显已力不从心。总之，新的行政分支面临一系列潜在危机，转向反映出它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司法反革命潮流已酝酿很长时间。
1994年4月，距离上次挑选大法官巳有13个月时间，克林顿开始寻找布莱克门的继任者。这一次，克林顿还是想选一个政治家，他再次请乔治·米切尔承接这一席位。这位缅因州参议员已经宣布他不会参与11月的再选，对他来说，接受提名好像并不存在阻碍。但是米切尔告诉克林顿，他想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身份，为推动医疗改革计划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如果自己接受任命，这项法案可就彻底完蛋了。最终，米切尔还是没有接受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布鲁斯·巴比特也决定退出角逐。 大法官搜寻工作又转回原地。但是，这次选择将没有去年那么多条条框框。克林顿已经考虑到所有可能的候选人。日益恶化的政治处境，使这次选择必须顾及多数人的意愿。而且，这次提名布莱克门的继任者，或许将成为克林顿最后一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从最高法院目前状况来看，其他几名大法官在1994年时都还不算很老。再不赶紧安插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时不我待。
肯尼迪参议员打算再次推荐斯蒂芬·布雷耶。与上次挑选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克林顿与布雷耶那次糟糕的会面情况也被传了出去。足智多谋的肯尼迪这次没有直接与克林顿联系，而是寄了盘录影带给总统，里面记录了布雷耶对一群来访的俄罗斯法官发表的一番机智诙谐的演讲。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试图说明，瞧，布雷耶并不古板》布雷耶的运气确实不错，这时，白宫法律顾问刚刚由努斯鲍姆换成了劳埃德·卡尔特（Lloyd Cutler），卡尔特原是华盛顿的一名公司法律顾问，和布雷耶是铁哥们儿。 不过，克林顿此刻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来自小石城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
阿诺德绝对属于精英中的精英。20世纪早期，他的外祖父莫里斯·谢泼德 （Morris Sheppard）就曾在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位置上干了近30年，女儿嫁人世代以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