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森提出的分析阶段的理论。
马丁等（1983，439－440页）记录了一位IBM公司女管理员敢于对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表示异议的故事。故事大致如下：
这位管理员是位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她的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于是，她被给予一份工作，直到他回来为止。这位名叫露西·伯格的年轻妇女的任务是检查人们进入安全区时是否佩戴准确、清晰的身份证明。
和往常一样，沃森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朝她守卫的区域的大门走去，他佩带着允许在工厂其他地方出入的黄色标牌，但未戴允许进入她负责看守的大门的绿色标牌。“我身穿肥大的制服，浑身发抖”，她回忆道，“制服遮了我的颤栗，但却藏不住我发抖的声音。‘对不起，’我对他说。我知道他是谁。‘你不能进去。你的出入未得到许可。’这正是我们应该说的。”
沃森的陪同人员吃了一惊；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曾料到的。有人发出嘘声表示不满，“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沃森扬扬手制止了这声音，这时其中一位随行人员走回去拿来了一个正确的标识。
马丁等解释了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道德意义，他指出，对于组织的高层成员来说，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是“连沃森都要遵守规章，所以你当然应该遵守”，而对下层雇员们来说，故事传达的信息却是“无论谁违反了规章，你都应坚持原则，予以制止”（440页）。故事的涵义在于，尽管其他公司领导会轻视规章，而沃森却为所有的雇员树立了榜样。马丁等用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说明一个组织展示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别的区别性特征的方式。有趣的是，马丁等显示了这样一个现象：这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相似的故事在许多组织中都可以找到。
尽管马丁等对于上述故事在组织中起到的作用的方式提供了颇有帮助的分析，但他们几乎未指出故事在部分构成这一组织的权力关系的情境中可能是怎样运转的。通过对故事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产生和再现所起的作用作出批评性的解释，可以对故事作出更充分的分析。换言之，下面的分析显示了组织叙述一方与作为另一方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统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首先，对故事的考察需要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等几方面进行，这些环境为叙述过程中展开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情境。故事不会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与IBM作为一个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特征密切地连接起来。在行动层次上，故事的主角卷入到了地位悬殊的相互作用之中，但这种相互作用是由交往双方被要求扮演的组织角色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出现的行为是因情况而异的。因此，一方面，故事的意义和激励作用由地位的差别而形成，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人所参与的活动是各人在完成他们的组织角色中所追求的目标的产物——伯格扮演了保安员的角色，而沃森则扮演了组织的元老的角色。
在公共机构的层次上，IBM为员工的行动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范围。组织成员对于明令规定的和禁止的做法都有相当明确的指示。人们一般都承认，IBM组织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极其重视对权威结构的明确描述，并以传统的、等级制方式构建权威关系。这一等级制度并不以此来决定组织活动，而是建立一种使组织行为由此而形成的解释框架。因此，这样的权威关系形成这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与该故事相连的情形有可能发生。汤普森（1984b，
135页）指出“公共机构是产生权力的场所，也是统治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情境中，所叙述的伯格与沃森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视为这些“结晶化了的”叙述的例证。这个故事表达了IBM历史中某一具体时空中的“一瞬间”，这一瞬间浓缩了权威关系的基本结构。就以前面所举的秘书一例看，有人也许会说故事的冲突和意义是由体现IBM机构特点的统治的结构关系的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社会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上，人们需要研究IBM公司在美国公司或资本家企业这一更广泛的情境中的方位。伯格与沃森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际间的交往。相反这两个角色是资本主义基本关系的化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劳方（伯格）和资方（沃森）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劳动力以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向资本拥有者出售技能的前提下，这样就使剩余价值积累成为可能并使资本膨胀，从而不断再现该制度。在结构层次上，显然伯格与沃森间的相互作用是由这种最基础的关系所构建和限制的。这一冲突是对支撑了IBM公司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结构因素的表达和重组。
从推论分析的层次上解开故事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这要求我们展示叙述形式与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大部分在前面对叙述结构的讨论中都已有展开。让我再重新作一简要概括。首先，叙述通过描述用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道德剧来为话语提供一个封闭意识。在这一具体情形下，我们具有明确的叙述结构——地位高的人尝试打破规章，受到地位低的人的干预，地位高的人服从了规章——这样就引导听者得出关于规章制度在这一特定组织中的重要性的结论。其次，这样的故事并不像其他形式的话语一样容易接受相同水准的效度测试，并因此在它们对组织事件的描绘中表现出相当水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IBM的故事无论真实与否，都会在整个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任何人都不会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它是一个故事这一事实本身使它具有能够被无休止地复述的特点，这部分地构成了其象征性权力的基础。
故事的意识形态作用分析中的最后一个层次是解释。在这一点上，我想用前一章所概述的吉登斯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三个功能来为故事构建一个意义。这样的分析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在前两个分析层次中显示的意义和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得以明确体现。
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功能——把局部利益表述为全体的利益——在故事中得到清楚的呈现。我们记得，这种功能使得促进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的社会实践被视为是所有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故事的情境中，有关局部利益对全体利益的论题把其自身显示在对规章制度的服从上。就全体利益而言，故事不言而喻地暗示了公司制定的规章是为了全体雇员的利益。一位下层雇员要求沃森遵守规章，这一事实产生了暂停公司的等级制度的效果，局部利益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这样看来，规章制度似乎超越了局部利益；所有雇员，无论处于何种等级，都被要求服从规章制度。
但故事掩饰的是这一事实，即正式的规章制度是由沃森为首的公司精英所制定并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的。IBM是一个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之一是保持尽可能大的市场占有率。这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采取严格的防御措施以保护公司机密。只有走在技术领域竞争的前列，才能保证IBM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故事提到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为了像沃森一类人的利益的，而并非像露西·伯格这样的人们的利益。
违反规章制度的问题在分析故事在否认或转变矛盾中的作用时才变得更加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故事就是一个矛盾。它所传递的道德规范表明在IBM公司，谁也不能“高于法律之上”。但故事已成为组织的传说的一部分，这一简单事实就表明了这一规范有时也有例外。如果沃森像其他雇员一样服从公司规范，那么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故事把沃森同时描绘为既是一个任何雇员都能与之交谈的“普通人”，又是一个寓言中所讲的比现实生活中的人更高大的人物，在这一意义上，故事的矛盾性就更为突出。因此，该故事本身传达的意思是：在一个层次上，它是向听者／读者讲述关于IBM运转方式的直截了当的叙述；在第二个、也即超层次上，故事起到了反思作用，通过说“这是关于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IBM总裁的故事”而树立了沃森的特别形象。故事通过把焦点集中在沃森和一个最终赢得他尊敬的雇员的相互作用上，从而掩饰了作为个人的沃森与作为权势显赫的公司总裁的沃森之间的矛盾。
把叙述置于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情境中，这样就有效地掩饰了沃森在公司的职位这一物质现实，而职位的影响仅仅是把这两个角色在公司等级制度上分开的巨大分界线。在这一意义上，故事的作用取决于有根本差异的要素之间的紧张状态；故事告诉我们，在（谈到）遵守规章时，在公司中的等级地位就算不了什么了（制定规章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但同时听者／读者又必须视沃森为博得众人尊敬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故事或许通过具体化过程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仅凭其叙述结构，故事的形式得到无限制的复述。正如马丁和鲍尔斯（1983）指出的，组织故事比含有同样信息的一组统计数字更易于记住。当然，故事出现于所有文化背景中，其目的之一在于呈现给听者一个代表故事所处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赋予其生命的“生活片段”。通过不断进行的复述活动，故事中的事件被文化成员视为当然而接受。即使故事是编造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因为当故事被复述了相当的次数时，叙述的事件就变成“真的”一样了。
当然，故事的作用至少部分取决于其讲述质量，就此例而言，无法知道故事在组织语境中可能是怎样被叙述的。无疑其基本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每次重述的细节描述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所给例子中有足够的细节显示了操作的具体化的过程。首先，故事对两个主要人物进行描写的方式存在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几乎未谈到沃森本人，除了述及他“和往常一样，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相比之下，对伯格的描写就很详尽。“她是一个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我们被告之，她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制服，而且在面对沃森时非常紧张。
对伯格的相对详尽的描写强调了她与沃森之间的地位差别。在这一情境中，故事着重于传统的性别作用的地位差别。例如：伯格不仅仅是一位妇女，而且是位“新娘”，这暗示了传统的主妇角色以及强烈的天真感；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处于一个自己并不适合的位置。不合身的制服巩固和增强了这种意识，这一点也暗示了她与她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新娘”一词揭示了人物的单纯和依赖性，这与“真实的”公司世界的犬儒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她的体重意味着她缺乏身材优势，这一点至少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是与缺少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这再次显示了两个角色在地位上的差异。
对沃森的具体描写的省略加强了他作为一个神秘人物的地位。用来描写他的陪同人员的“随从”一词是用来称呼伴随皇室成员的人士的正式用语。另外，沃森在故事中始终未开口讲话。曾有一刻甚至有人替他讲（“你不知道他是谁吗？”）。即使是在他可能要说话的那一刻，他也只是扬扬手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并不是故事表面的主题中心所在，但却构成了对沃森和伯格两个人物的鲜明对照。听者／读者获得的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组织成员的写照，而是具有英雄品质的人物。因此，故事通过展示沃森对组织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把他的英雄形象具体化了。
另外，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故事把组织的规则系统本身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组织规则是人为建立的规范系统，目的是向成员提供一套有关组织的“语法”，组织行为即建立在这一语法框架和情境中。这些规则为组织的结构形成指明了方向，并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到促进和限制的作用。相比之下，IBM公司的故事否认组织规则中固有的人为因素，剥夺了规则的促进和限制的功能。露西·伯格对规则的一心一意的服从并未反映出多少拔高意义上的对公司的忠诚，反映的只是对规则的执行是因为规则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故事显示了规则本身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独立于它们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位于这一情境中的规则体系和组织形成过程被分为两块，双方存在于一种几乎是对立的关系中。在大型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的人们经常经历这种对立状态。这种强烈的情感常常表现为：行政管理机构不遗余力地通过精心制定、令人难解的规则体系（无处不在的一式三份的格式就证明了这一点）使自己得以长久存在，并且不断地与组织公开声称的目标的实现相抵制。这种具体化过程的结果是，组织的活动“具备了一事物的特点，并因而获得一种‘虚幻客观性’，一种似乎具有严格的理性和无所不包的自治权以掩饰其基本特点的任何痕迹：即人们之间的关系”（Lukacs，1971，83页）。
最终，叙述通过为组织成员们提供“智力和道德上的领导”的例子来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功能。正如葛兰西（1971）所指出的，当由统治精英所提出的世界观点得到从属群体的积极接受和追求时，统治的过程进行得最有成效，在IBM故事的例子中，我们有突出的例子表明组织规则得到下属成员严格强化的情况。这些规则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地执行的，就这一点来说，故事愈发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情境中，故事传递了IBM组织结构的合法性和合宜性。这表明了雇员们要时刻准备着竭尽全力保护该结构，即使是冒着激怒上司的危险。因此，对制度的信奉承诺就被肯定并等同于制度的合法性。
因此，上述分析提供了对IBM故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解释，说明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可以用来叙述以再现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统治意义形成的方式。解释提供了以表达叙述和意义为一方和以统治关系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系的尝试。
当然，对单独一个故事进行的分析存在严格限制，这里并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