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橘者言- 第7部分

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受过沦陷之苦，也逃过难。我背诵过总理遗嘱，也唱过《东方红》。我在香港念过书，跑过摄影沙龙，做过生意，也在街头卖过字，赌过棋。童年时的顽皮今日西湾河的街坊仍有所闻。我在奥背龙村打飞鸟，太宁街听粤曲，太古打乒乓球，海旁钓黄脚，天台放风筝……这一切，于今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提到这些陈年旧事，是因为我不想以什么学者或教授的「资格」向港英致敬。我要以一个长大了的香港顽童的身分说几句心中话；这些话，肯定是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一致要说而没有机会说的。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什么高见。我们都不希望港英弃港而去，但港英的去留可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既然将要去了，我们都觉得若有所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担心香港的将来——这是另一回事。我们感到失去的是这么多年的交情，「鬼头」变成朋友。我们记得抗战期间的困苦共处，记得难民不断涌至，也记得苦尽甘来，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却不记得有过哪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英国人的奴隶。
五十年代初期，每晚我们一群人在西湾河的海旁纳凉，上下古今无所不谈。骂港英政府，评贪污，是有的。后来纳凉的地方建了大厦，一切都在变。朋友中不少到外地走走，开开眼界，久而久之，他们都体会到香港的「优越性」。近十年来，有钱到美国购买衣服的香港太太们，买回来的都是香港货。这些转变，使我们对港英增加了感激，也增加了尊敬。我们很现实，老早知道政治口号是换不到饭吃的，所以从来没有想到专政或民主的事。
至于什么民族大义，我们倒是老行家，经验丰富。五十年代初期皇仁书院的某届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六七个都为民族大义而回到祖国的怀抱，付出代价。过了几年，他们都先后跑回香港，面有菜色，先前的民族大义口号都变作三字经。这些人目前在香港及外地都很有建树。「大义」之后仍然大有所成，确是令人佩服！但其它为民族大义而付出代价的朋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劝容国团回国的人，我是其中一个。民族大义的高昂代价越来越明显，而冒生命危险偷渡来港的行为也很有说服力。朋友之间就再没有提什么民族大义的了。
我们于是乐意地接受了香港人是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对政治问题绝少关心。不管我们是什么国籍，拿什么护照，我们知道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这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殖民」，而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令举世瞩目！
九七问题兴起之后，民族大义之风卷土重来。但这是新的民族大义，与旧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主要分别，是新的只是风，不付代价。识时务者为俊杰，后生着实可畏。
提起爱国，我们也是爱过的。中日战争之际，我们在香港的何尝不曾热血沸腾，何尝不曾同唱郎毓秀所唱的救国歌，又何尝不曾抢着支持那位义卖飞机榄救国的仁兄。而现在呢，我们不知道要我们爱的是中国？是共产党？抑或是高级干部的话？既不知是什么，要爱也就无从爱起。港英呢？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的爱，这是港英的可爱。
我们都爱香港。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首很流行的怀念香港的歌，是田汉写的词，如诗如画，既无殖民之意，也无奴役之音。我还记得其中几句：「那儿有，筲箕湾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阳，皇后大道的灯火，香港仔的渔光，浅水湾的碧波荡漾，鲤鱼门的归帆饱张，宋皇台的蔓草芜荒……」这首歌的名字是《再会吧，香港！》。我们不希望因九七问题而要再作些「再会歌」，就是要作也难以像田汉那么潇洒流落。二十年来香港大厦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劳斯莱斯与电子游戏机都不是诗人的好材料。宋皇台的荒草是已杳；浅水湾的碧波何在？就是筲箕湾的月色也远不如昔日的那般迷人了。
以芳草、碧波，甚至月色去换取高楼大厦的万家灯火，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怨的。有谁能以保存碧波或月色为理由而去阻止那些投奔自由的人？
（1984。05。11）「九七」的两个基本困难
经济学古老相传的英文名字是「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拉丁文中有「法律经济」（Lexecon）这个字。古老作时兴，近二十多年来这门学问在欧美大行其道。随波逐流，我对法律是稍有涉及的。一九九七的问题是属于「法律政治经济学」；以我所知，世上从来没有这门学问。法律与政治显然是息息相关，而二者与经济又有古老的传统合并，所以世上没有「法律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这三者合并实在是太复杂了。
既然没有融会贯通的学问，「专家」就容易产生——这是史德拉（G。　J。　Stigler）在开玩笑时的格言。但幽默往往是包含着真理的。自九七问题兴起之后，香港的「九七专家」比比皆是。我并不是有意讽刺这些高手（其中不少是好朋友），而是关乎自己利害的大事，意见纷纷在所难免。
有不少读者要求我多写点关于九七问题的文章。我想，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像九七这种事，而有关政治的问题我一向是避而不谈的。作为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人，我心中认为应该要说的话，已在《向港英致敬》一文内说过了。但该文与学术无关。撇开政治不谈，单从法律及经济的角度来看，九七问题有「引人入胜」的条件。将来的学者总要写上好几本书。但在今时今日，这问题并不是论文的好材料，因为它实在是太复杂了。
但九七问题显然是香港开埠以来最热门的题目；《论衡》若不谈九七，就不够「现代化」。婉转的话我不会说，所以在打算写一系列有关九七问题的文章之初，我不能不先向读者解释我所知的不足而又非冒充一下「专家」不可的矛盾。
港英要弃港而去，九七就有着两个无法完全避免的基本困难。第一，香港是一个大企业，由港英执政。若将这些执政者全部更换，连企业的字号也改了，不管是逐步更换还是一齐更换，都有不良的经济效果。要是这个企业蚀大本，声名狼藉，那么换班底、改字号，可能是上策。但「香港企业」在国际上有丰功伟绩，声名卓著，这更换总是不妥，更何况要接班的主持者所专长的政制，与香港是站在两个极端。我不是说港英的行政没有可批评之处（批评香港政府的文章，在国际的学术杂志上我发表了的要比任何人都多）。但批评是一回事，一个制度是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衡量的。在整体而言，香港企业的制度实在难以苛求。这观点，历史是会同意的。
撇开统战的口号不谈，我怀疑中国的执政者会否定港英对香港企业所作出的经济贡献。曹操也曾煮酒论英雄，何况中、英并非敌对。
作为一个国际商业中心，香港人的思想是很现代化的。说什么民族大义、光宗耀祖、爱国热情，对他们来说，都及不上人民的生活享受与自由重要。不单是香港人如此，我所认识的「国际」朋友的观点都是一致的。既然企业办得好，要换班底，要改字号，在某程度上香港人就要付出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有所值，香港人与中国执政者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
中国的执政者将「统一大业」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闭关自守三十年，他们仍然有着抗战及革命期间所强调的国家观念。但「统一大业」的重要性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分析去反对价值观。香港人所反对的就是这个价值观并不是他们的，而代价却要他们支付。这是伦理上的反对。
我从不怀疑现在的中国执政者是把民生放在很高的位置，但他们对一个成功企业改字号、换班底的代价显然是低估了。这是一个严重的讯息问题，有着多种含义，我会另文再加解释。我也从不怀疑中国的执政者对香港是有善意的，但我却不能忘记已故的夏利．庄逊（H。　Johnson）曾对我说的话：「到地狱的路，通常是以善意铺出来的。」我衷心希望这句英国格言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派不上用场。
第二个基本困难，就是任何合约或协议都一定要放弃某些权利。这个规律我曾在一九七○年《法律经济学报》的《合约结构与产权理论》一文加以详述。中国坚持要拥有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不肯明确地放弃权利或将权利转让，那么香港企业的权利就无法清楚地界定了。那是说，在「两权不弃」或「两权不减」的情况下，真正的「港人治港」或「制度不变」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说中国对香港没有诚意，也不是说中国不会尽力保障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维持社会安定。要点就是中国若不肯明确地放弃某些权利，香港企业的权利就起了混淆——制度就改变了。
举一个例。假如某甲是一所商业楼宇的业主，拥有产权及使用权。某乙要在该楼宇开设酒家，甲就对乙说：「你尽管用吧。我不会向你收租，不会干涉你的行政，你有困难时我会资助你，你可放心投资。但使用权（或治权）我是不会放弃的。」在这情况下，无论甲所出的条件如何优厚，善意如何明确，乙的行为是绝对不会跟他有了清楚而固定的权利一样的。要使乙方有清楚的权利，在某程度上甲方一定要将某些权利清楚地放弃。这是所有合约或协议的定例；这也是所谓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不可缺少的基础。
假如甲对乙说：「权在我手，但我决不会用这些权利去管你。」乙就会想，世上哪会有有权而不用的人？他又会想，既然有权而不用，那么甲要权来作什么？那就是说，权在甲的手上，阻吓的能力就已存在。这也是说，有权在手而不用的人，在无形中已是用了权力！无论甲将他的善意说得如何详尽，乙的权利总及不上甲对他说：「权是你的，不属我的，你好自为之。」
在九七的问题上，中国的执政者好像是说：「香港人的产权不变。」但他们又说：「香港的主权及治权是我们的。」这两句话的矛盾所在，就是因为中国的执政者没有说：「香港人的产权不是我们的。」不说这句话且加以保障，就解决不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困难。虽然若说了这句话，「一国二制」还有其它的困难，但这些其它困难在原则上是可以解决的。
读者可能要问：「美国政府不是有着国家的主权及治权吗？在美国国内又何尝不是有着不同的产权制度？」答案是肯定的。但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市民的私有产权不是政府的——政府对这些权利无权过问！
撇开要保障一个承诺的困难不谈，单就要中国明确地表示香港人的产权并非他们所有，就不易办到。这是因为他们现有的宪法——以共产党为至上的宪法——是难以容忍这个明确的表示的。所以严格来说，困难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两个制度」，而是在于「一个党、两个制度」。
自贺维访港之后，一个已知却「未定」的猜测被正式地公开了——港英在九七后将弃港而去。撇开英国国会将来的决定，上文所提出的两个基本九七困难是现实化了的。一般言论中所提及的信心问题、自由问题及甚至保障问题，都是以上提出的两个基本困难的副作用。这些困难不易解决。但以我个人之见，要对九七问题作有建设性的提议，跟解决任何问题一样，第一步要指出困难所在。
（1984。05。15）经验的说服力
在上一篇文章，我谈到「九七」的两个基本困难。第一是「改字号、换班底」会引起不良的经济效果；第二是「一党二制」会导致香港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使制度有所改变。我要花两篇的篇幅来分析第一个困难，提出一些建议，然后再分析第二个困难。
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会同意，假若中国今日的政制及经济成就如美国、加拿大、澳洲或甚至台湾，将香港改字号及换班底就不大叫人担心。有很多细节在这里难以详述，我个人认为就算中国有如美国，改了香港的字号及班底也不会比港英的办得好，但在大致上，若中国的制度有优良的经济表现，改字号的困难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与「中国」的名字无关。
赵紫阳问：「香港人怕什么？」这句话把香港人吓了一跳。有一个美国朋友（是经济学高手）跑来见我，提起九七，他也问：「香港人怕什么？」我也愣住了。虽然这位朋友不大明白九七问题，但我素知他的脾性，若不是百思不得其解，遍问不知所以然，他是不会跑来问我的。我沉思良久，无以为对。两人静坐十多分钟，我突然灵机一动，说了两个字：「Empirical　regularity　（经验的规律）。」他站起来，点点头，转身而去。
经济学上有一个困难，那就是要解释人们的预期是怎样形成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有好的答案；但有些情况答案并不容易（例如通胀的预期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预期若有了转变，行为就跟着不同，经济前途也就会受影响。一般人所说香港人的「怕」，对九七「没有信心」，就是说香港人对将来的预期有了转变。单就这一点——姑勿论其它——就足以使香港的经济一败涂地。
行家说行话，我那位美国朋友问：「香港人怕什么？」他的意思是：「香港人恐惧九七的预期性是怎样形成的？」我答：「经验的规律。」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往，在共产政制所及之处，民生及自由乏善可陈，是香港人熟知的经验规律。经济原理对他们不重要；共产中国将来的转变或经济的优良表现不在他们的经验范围内。经验的规律有说服力，预期也就因而形成了。」要想改变他们的预期，改变他们的经验当然是好办法。但在十三年内中国能在这方面做得到多少？若预期大幅度地恶化，香港的安定繁荣难以维持十三年。
一九八一年，我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这本小书（一九八二年出版），推测中国会逐渐采用近于私产的政制，扩大市场的运作。三年后的今天，我对这推论很感满意。说实话，我很佩服邓小平，因为在历史上所有的共产政制中，他是唯一敢将门户开放的执政者。讯息有说服力；中国的门户开得够大，再也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