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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竞争的后果是什么？不完全竞争导致价格高于成本，消费者购买量低于效率水平。过高的价格和过低的产出，是伴随不完全竞争而来的非效率的标志。
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全竞争。例如，航空公司在某些航线上可能没有竞争，但在其他航线却有许多对手。不完全竞争的极端情况便是垄断——惟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某种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例如，微软就垄断着Windows操作系统的生产。
自20世纪以来，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反对垄断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极端形式。政府有时还对地区性的供水、电话和电力等垄断行业的价格和利润加以管制。此外，政府的反托拉斯法还禁止各种固定价格或瓜分市场的行为。最重要的对不完全竞争的制约是将市场对竞争者开放，无论竞争者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除非政府通过关税和管制对它们进行保护，否则很少有垄断者能够长时间地抵挡住竞争者的攻击。
外部性
非效率的第二种类型是溢出效应或曰外部性，它所指的是强加于他人的成本或效益。市场交易一般是指人们自愿地以货币来交换物品或劳务的活动。一个企业用鸡肉制作冷藏鸡腿时，它从鸡肉市场上向所有者购买鸡肉，卖鸡者得到了鸡的全部价值。你去理发时，理发师得到了相应的时间、理发技能和理发店租金的全部价值。 。 。。 想看书来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2）
但是，许多相互作用却发生在市场以外。一种情况是，航空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噪音，它们一般不会因为干扰了机场附近的居民而向他们进行补偿。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公司大量投资于研究和开发，这也会对社会的其他成员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例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研究员发明了交换机从而触发了一场电子革命，但是该公司的利润增长却仅为全球社会获利中的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些事例说明，一个行动可能在市场交易之外有助于或有损于其他人的利益，也即存在着根本不发生经济支付的经济交易。
外部性（externalities，或溢出效应）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
当今，政府对负外部性通常要比对正外部性更为关注。随着社会人口日益稠密，随着能源、化学和其他原料产量不断提高，负外部性或负的溢出效应已逐渐由微小的麻烦变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正是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地方。政府干预的目的是控制住外部性，如空气和水的污染，矿区的裸露、危险的排废行为、不安全的药品和食品，还有放射性物质，等等。
政府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家长那样常说“不”字：不让工人暴露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不让工厂的烟囱排放出有毒的烟尘；不得出售危险的药品；不得不系安全带驾车，等等。在自由市场和政府管制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要求我们对双方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尽管如此，今天还很少有人赞成重新回到经济不受管制、企业可以随意倾倒废料（如钚）的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
公共品
尽管像污染或全球变暖等负外部性问题常常成为新闻热点，但从经济角度讲，正外部性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正外部性的重要实例包括：高速公路网的投资建设、国家气象服务、基础科学资助以及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等。它们并不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物品。私人生产公共品势必导致供应不足，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
正外部性的极端情况是公共品。公共品（public goods）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公共品最好的例子是国防。一国对外作战（ 发现和追踪恐怖分子，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争夺土地控制石油，或是为了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无论愿意与否，该国都需要为其行动付出代价并承担战争的成本。
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生产。在购买公共品，如国防或灯塔时，政府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大笔开销的个人行为并无二致。政府通过向某些领域投入足够的货币选票，使资源向那里流动。一旦投入货币选票之后，市场机制就接手过去，引导资源流入企业，从而生产出灯塔或坦克。
灯塔是公共品吗
很多年来，灯塔都被列为典型的公共品。它们可以拯救生命和船只。但是灯塔的值班人却不能向过往船只一一收取费用；就算可以收费，也不能说明这种社会服务符合了效率的要求。灯塔服务只有在完全免费提供时才可能达到效用最大化。因为，为100艘船提供服务的成本并不比对一艘船提供服务时更多。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回顾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灯塔史，并认为它们是由私人经营的。出现这个结论之后，“灯塔是公共品”这个观点就变得有争议起来。科斯发现，在购买了王室许可证，得到了政府的授权，并因提供“灯光服务”而向附近船只收费之后，英格兰的灯塔是能够盈利的。从这段历史中，科斯所得出的结论是：和很多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相反，灯塔的服务是可以通过私人企业来提供的。一些人甚至因此认为，灯塔根本就不是公共品。
但是，不妨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公共品的两个关键性特征是：增加一个人消费服务所追加的成本为零（非相克性），不排除他人享用（非相斥性）。这两个特征灯塔都具备。
“公共”品并非是必然由公共提供的。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人提供。而且，仅仅因为它是私人提供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样提供就一定是最有效率的，或者只要经由市场机制就能够为灯塔完全地收回成本。英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公共品的提供能够同另一个物品或服务相连接（在这个例子中是船只的吨位），并且如果政府给私*利让他们收取必要的费用，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资助公共品的替代机制。这个办法在收费无法同吨位联系起来时收效甚微（比如在国际海域）。如果政府坚决将收取费用的权利私人化，则这个办法就会完全不起作用。
美国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从早年开始，美国就相信航海救援应该由政府提供。确实，第一届国会的第一批法案之一，还有美国的第一个公共工程法，就都曾这样地写明：“所有的灯塔、信号灯和浮标等相应设施，其维护和维修都应该由美国的财政部进行支付。”
然而，不同于许多公共品，灯塔所需要的资金比较有限，回顾历史上没有航海服务时所发生的故事可能意味深长。一个引人入胜的案例曾经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这是一条很不太平的航道，水表下几英尺处有蜿蜒200多英里长的暗礁，又处于大西洋飓风最活跃的地带。因而，这条海上通道很自然地成了风暴、海难和海盗的多发海域。
直到1825年，这里才出现了灯塔，在那以前甚至连私人的灯塔也不曾有过。当然，市场也并非没有对这里的“风险”做出过积极的反应。从私人经济中兴盛起来的是“营救产业”。营救者主要是若干隐泊在暗礁附近的船只，日夜等待着不幸船只的出现。然后他们便“挺身而出”，为营救生命和打捞货物提供帮助，包括将船只拖到合适的港湾，然后要求按货物价值的一个相当大比例进行收费。营救业是19世纪中期南佛罗里达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它使得基威斯特（Key West）一度成了那一带最富裕的小镇。
尽管营救者们无疑有正向的价值创造，但是他们并不具备灯塔所有的公共品特征。因为很多被抢救的货物都是被保险了的，而在航海（保险）中显然存在着很大的道德风险。营救者和遇难船长之间的默契和交易通常都以货主或保险公司的损失为前提。而只有在美国政府出资在佛罗里达海峡沿岸建设了灯塔之后，船只失事的数量才开始下降，营救者们也才逐步地淡出了商界。
灯塔今天已经不再是公共品的争议焦点，而主要的只是旅游者们的好奇之物。灯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以卫星为基础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所取代。GPS也是一个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品。灯塔的历史提醒我们，那些由于公共品未能被有效地提供而产生的问题，并非已经完全地消失。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4）
税 收 政府必须寻找收入来源，以提供公共品和实施收入再分配计划。这些收入来自于税收，即对个人和公司的收入、工资、消费品销售额和其他项目所征收的税款。各级政府（市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征集税收以维持它们自身的开支。
税收听起来好像是另一种“价格”。在此，它是我们为公共品所支付的价格。但税收与价格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税收并不是自愿支付的。美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服从税法，都有义务支付公共品的一部分成本。当然，作为公民，通过*过程，我们当然是既选择了公共品，又选择了为它而负担的税收成本。但是，私人品的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适用于税收和公共品之间的联系。我购买汉堡包，仅仅是因为我当时需要它；但我却必须支付我应当缴纳的所有的税金，以支持国防和公共教育，即使我对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关心。
公 平
以上关于垄断和外部性等市场不灵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缺陷（不完全竞争）方面，这种缺陷可以通过明智的干预办法来加以矫正。为此不妨先假定，经济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也即始终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而从不移至界内，总是能够选定适量的公共品和私人品，等等。但即使在这种市场体系完美运行的条件下，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
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
为什么对于为谁生产的问题，市场机制有可能提供一种不可接受的结果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可能会同公平的结果相悖。另一个原因，不妨回头想一下，物品追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满足。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不灵吗？不，根本不是。因为市场机制正在做它应做的工作，即把物品交给那些有货币选票的人。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
市场体系中的收入分配，往往由家庭出身的偶然性所造成。《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列出美国财富排名前400位的富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的财富系继承而来，又有多少人以所继承的财富作为跳板进而攫取了更多的财富？人们是否认为这些都天经地义？一个人仅仅因为继承了5 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或因其家庭所拥有的油井，就应该成为亿万富翁吗？在自由放任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事情就曾经是这样。
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都如同涨潮一般，浮载起所有的船只，无论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收入都会有所提高。但是近20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低技能、低教育水平劳工工资下降的现实，已经逆转了传统的潮流。伴随对市场的重新强调而来的，是更多的无家可归者、更多的贫困儿童以及许多城市中心地带的贫困化。
收入不公平在政治上或道德上也许不能为人们接受。一个国家没有必要将竞争市场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接受下来；人们可以考查收入分配并判断它是否公平。如果一个*社会不喜欢自由放任市场体系下的货币选票的分配，它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收入的分配。
第2章 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与政府（15）
不妨假设，选民决定要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哪几种方法呢？首先，它可以采用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对富人按更高的税率征税。它可以对财富和巨额遗产课以重税，以砸碎世袭特权的链条。联邦所得税和遗产税就是这种带有收入再分配性质的累进税制的实例。
其次，由于低税率并不能帮助那些根本没有收入的人，因此政府可以进行转移支付，即向私人支付货币等。今天，转移支付的对象包括老人、残疾人和拖儿带女的人，还有为失业者提供的失业保险。这套转移支付制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保护不幸者免受困苦。最后，政府有时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也给予补贴，向他们提供食品券、医疗补贴和低价住房。尽管在美国，这类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还是比较小。
不过最近20年来这种计划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由于中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要支持那些无家可归者或身体健全却不工作的人？经济学家对于公平问题的争论有何高见呢？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
经济学能够分析不同收入再分配方案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案（如税收和食品券）是否会导致社会浪费（如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或购买毒品而不是食品）。他们还研究了究竟是发放现金还是发放食品能够更有效地减少贫困。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
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它就不时地受到通货膨胀（价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