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帐篷是提供晚餐的地方。第一个帐篷被装饰成一座东方式花园，里面有上千朵来自日本或印度尼西亚的兰花。还有一座小桥，鲤鱼就在桥下的池塘里游动，走过这座小桥就能进入主帐篷。穿过两边巨大的窗帘，有日本女孩在那里迎接客人。桌子在人们面前被很漂亮地码放着，甚至连餐巾和餐具都是维多利亚亲自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红、黑、白三色组成，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置。
从那时起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周围的客人当中，有许多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我邀请雷·温斯顿仅仅因为他是名出色的演员，我很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是我在婚礼后第—次公开演讲。
我作为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而且所有客人都是因我而来，所以讲几句话是免不了的，不是吗？我知道应该从何处讲起：送给维多利亚一份礼物并且感谢她为今天晚会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人，还要谈论一下“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后者和曼联队有一定关系。我知道还要谈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募捐的受虐待儿童。我生怕讲话的时候漏掉哪一点，所以我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最后，我又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不用看卡片了。那是在前不久，我去过伦敦南部的一座儿童避难营。我坐在一大群孩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
“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
“你能挣多少钱？”
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
“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
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
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
2002年5 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 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 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我的反省
“这是怎么了？我不能呼吸了。”
现在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在迪拜度过的那个星期，使得我完全让教练失望了，认为不需要我为曼联队踢球了？
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有益于我做一名好球员，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
我很早就觉得和他争论这个不值。和这个老头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我无法使他相信，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只会使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球员。而很明显，他的话也丝毫不能改变我对家庭的爱和珍惜，和维多利亚以及布鲁克林一起来到迪拜，对我而言很好。
埃利克松认为，如果球员有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会有益处的，毕竟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是要呆在日本。我记得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制定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他坚信应当给球员一点时间让他们同伴侣以及孩子们在一起，许多国家队也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1998年世界杯时，丹麦队住在和我们同一条路的另一个酒店里，他们的家人也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埃利克松不敢肯定英格兰的球员对这件事会是什么态度，所以他问了做队长的我，先探明一下情况。在迪拜，我们早上在游泳池边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晚上在一起烤肉野餐。家庭团聚一起，大家都享受了美好的时光，而同时球员们之间也更亲密了。
有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身边，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关紧要的世界杯中去，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每天早上独自和英格兰队的一名叫阿兰·史密斯的理疗医生一起训练。趾骨的伤势好转较慢，我才刚刚开始能跑，我必须努力地尝试使自己尽快地恢复，我还不能参加全队每天的正常训练。在迪拜的生活很和谐：不仅有紧张的训练，还有沙滩和阳光，有家人陪伴。
然而我对自己能否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中出场还心存疑虑，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而有时候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了。我十分渴望能作为队长代表英格兰队踢世界杯，为了给我和全队最大的机会，我认为我应该从第一场开始就上场踢球。甚至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尽一切可能加紧恢复的脚步。在迪拜，我的伤脚已经能负重了。但就算已经能跑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课，更别说是踢比赛了。人们可能见过我使用蹦床的照片，那时我还不能上上下下地跳，那些练习是为了让我的腿能重新掌握好平衡。我除了肌肉没有了力量，肌腱和韧带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只球扔向我时，我必须单腿支撑，先平衡一下，然后才能换腿。训练的下—步是把球凌空踢回去，而不仅仅是停球。每天训练结束后，理疗师都要和队医—起，坐下来谈谈这一天治疗恢复的进展情况。对每名受伤的球员，医疗小组都要这么做。然后，到了晚上，克莱恩医生都要和埃利克松见个面，告诉主教练我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