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起训练的孩子大概都是十六七岁。有两个在老特拉福德的二队和三队训练过的小伙子，一个15岁，一个19岁。他们都很友善，但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在想：这个头那和口音都怪怪的孩子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一旦我们开始了训练，一切就都很顺利了。显然，教练和其他的队员都不说英语，但如果我们踢起球来的话，我们彼此就会心领神会。这是我第一次进职业队，和职业球员一起训练。它扩大了我的眼界。我们大多数日子都去看成年队的训练。有一次，我们被介绍给了维纳布尔斯先生和其他球员。当然，现在我和马克·休斯是很好的朋友。他经常笑着谈起在西班牙的那段时光：巴塞罗那的球员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现在还有那天下午我们和马克、特里·维纳布尔斯还有加利·莱因克尔的合影。
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我和热刺队一起训练，而曼联队告诉我，他们不仅仅只对我感兴趣。在假期里，我去了曼彻斯特几次，总是坐着马尔科姆·费基恩开的塞拉车，当曼联队到伦敦踢球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会合。整个俱乐部，尤其是阿莱克斯·弗格森，都尽量让我感到我是曼联的一部分。在我最终加入球队之后，年长一点的球员，像布赖恩·罗布森和史蒂夫·布鲁斯时不时会幽默地给我一点批评。我能和他们一起用赛前餐，还要在赛后帮助收拾器材。一天下午，曼联队要客场对西汉姆队，他们邀请我一起去，作为球队的福星。他们给我一件曼联的队服，我也就出现在了厄普顿公园球场，在场内和布赖恩·罗布森还有戈登·史特根一起热身。然后他们让我坐在长凳上观看比赛。我甚至在当晚的《今日赛事》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
看起来曼联很喜欢我，当然我也很喜欢曼联。我过去是毛寸的发型，我想模仿戈登·史特根。和西汉姆队比赛那天，我送给戈登一瓶发胶作为礼物，他直高兴得想哭，一两年以后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有一次在伦敦的比赛前，我和我的父母被邀请与球队一起，在西罗奇公园球队下榻的酒店共进晚餐。别见怪，我点了份牛排。当他们把一份金枪鱼放到我面前时，我糊涂了。我和主教练、全体职员坐在首席。他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我：一件很大的运动衣。它几乎比我穿的衣服大六码，我穿上后看不到袖子里的手，下摆落到我的脚踝，但是我穿了它足足一个星期。那一次，我也有送给主教练的礼物：一支笔。阿莱克斯·弗格森收下了它，对我说：“谢谢你，大卫。我要告诉你：我将要用这支笔代表俱乐部和你签约。”
我记住了。这看上去有些奇怪，我曾经怀疑过我会和谁签合约，因为我还是个13岁的学生。但我在热刺队确实训练得很愉快，我和他们的年轻球员发展部的官员一约翰·蒙克关系很好。同时，白鹿径离家只有15分钟路程，这一点也很重要。父亲大概十分渴望我能为曼联队踢球，当我们讨论签约事宜的时候，他把这些都撇在一边。签约不是“你应当做的”问题，而是“你想做什么”的问题。我们最终决定，我们至少首先得问问热刺队的态度。
也许我一直就认为我应当选择曼联。我和父亲同刚从西班牙回来执教热刺队的特里·维纳布尔斯见了一次面，这次见面让我感到我脑子里的问题比答案更多了。约翰·蒙克把我们带到了特里的办公室。我现在都记得当时的情形：特里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了，可能是薯片或者是花生，他正坐在椅子上，弯下腰在地毯上找着，想把它们捡起来。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那么，约翰，关于这个小伙子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
我不介意他不记得在巴塞罗那见过我，因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我只是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尽管我已经在热刺队训练了好几年，但主教练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禁想起了我去曼彻斯特时的情况。阿莱克斯·弗格森了解我的一切。他了解每一个年轻球员，认识他们的父母，认识他们的兄弟姐妹。那对我很重要，也对我的未来很重要。我总是感到我就是曼联大家庭中的一员。
托特纳姆热刺队的出价很慷慨，一份长达6 年的合同：两年上学，两年在青年队训练，两年成为职业球员。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到18岁的时候，我能开—辆保时捷了。
“大卫，你想和托特纳姆队签约吗？”特里最终问我。
父亲看着我，他永远不会替我做决定的。我深呼吸了一下：“我想先考虑考虑，维纳布尔斯先生。”
尽管我在脑子里一直想着：曼联！一定要签曼联！
当然，父母和我谈论了听到的出价。我想母亲希望我加入托特纳姆队，因为祖父是它的球迷，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能呆在家里，但她没有把她的想法和我说。她和父亲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向我施加什么压力。我们都知道，如果我最终能和热刺队签约的话，一切都会很不错的。我会很高兴，在白鹿径也会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们先得赴约，去老特拉福德一趟。
父母和我一起驱车前往曼彻斯特，一路上我们谈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一个服务区停了下来。我们都知道托特纳姆的开价，父亲和我都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不是拍卖，我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证明我自己。如果曼联队提供了和托特纳姆队一样的6 年的合同，那么我就会下决心：工资不在考虑之列。如果没有，我们就驶回伦敦，和热刺队签约。
那天是1988年5 月2 日，是我13岁的生日。曼联在主场迎战温布尔登队，阿莱克斯·弗格森正在等我们：“你好，大卫。”
这家伙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而且我信任他。我的父母也很信任他。我穿着为当天特别准备的运动夹克，曼联队送给我一条红色的俱乐部领带，我一天都戴着它。我们到餐厅吃午饭，成年队的队员们在那里吃赛前餐，那里甚至摆好了生日蛋糕。我倒不是很饿。
5 点半时，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去了弗格森的办公室。他和负责年轻球员培训的莱斯·科绍在一起。马尔科姆·费基恩也在那里。一切很简单，曼联想和我签约，主教练给出了报价：“我们想和你签两年，两年，再加两年。”
我朝父亲看去，他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了。他一直盼望这一刻，盼得比我还长。我能看出他没有完全听明白阿莱克斯刚才的话。但我知道，我听到了我想听到的东西：二加二再加二，和托特纳姆队的完全一样。我不需要听什么细节了。
“我想签约。”
他拿出了笔。签约花了多长时间？1 分钟？这并不重要。我一直等待着说这句话，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10年来最美好的一刻。
第三章 从家到“家”
“你虽然已经和曼联队签了约，但你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
“你要知道我是曼联的球迷，但是我不想给你思想包袱，如果你决定和别的球队签约的话，我也不会不高兴的。”
父亲总是要让我清楚这一点。当然，我也一直都知道他最后一句话是在说谎。
所以我在老特拉福德签约的那天，给他带来的兴奋并不亚于给我带来的。当我们离开弗格森先生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热泪盈眶，她为我而高兴，但同时她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不久以后，我就要离开家了。她把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时间倾注在一个为足球而疯狂的孩子身上。我们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也正是母亲不得不接受她的孩子即将北上开始其职业生涯这一事实的时候。
在我签完约和我到曼联队开始YTS （英国最庞大的足球训练计划）之间的几个月中，母亲哭了好多回。但我知道，深深地知道，她和父亲一样都为我而感到自豪。
不让父母亲失望，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他们从来不让我为他们的支持感到亏欠他们，但是我觉得应该尽我的所能不让他们失望。想想看：如果我让他们失望了，就意味着我也让我自己失望了。我从来没有故意要去迎合父母的期望，我只是接受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并把其作为对我自己要求的出发点。即使到现在，由于我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无法太留意父母的期望，但我想我仍然是以我从父母那儿学到的标准在衡量自己。
有哪一天会比那一天更令人激动？每个人都和我这个身穿运动夹克、戴着俱乐部领带的曼联队球员握手，而我那时还只是一个从钦福德来的少年，才刚刚朝着成为一名曼联球员的目标迈出第一步。在外边的走廊里，父亲和我碰到了曼联队长布莱恩·罗布森。
我们曾花了几个小时在电视机前一块观看录像，欣赏这位英雄人物的风采。父亲曾试图把布莱恩的品质灌输给我：勇气、承诺、活力、视野以及能鼓舞他身边队员的能力。
我在此之前就见过布莱恩，但是这次是老板将我作为曼联新签约队员的身份介绍给他的。
“祝贺你，大卫。你将会发现真正的自己，不过，我要说的是，你不可能再加入比这更好的俱乐部了。”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开车回伦敦的了，至少父亲还没有忘记当时是在一条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上。那天晚上我不可能去想其他事情，我也不愿去想。我刚刚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虽然在脑子里我已经算了又算，并且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但我在老特拉福德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6 年期的，而是4 年期的。不管怎么说，要一个以学生身份签约的孩子参加全职的职业训练是不符合规定的，当时我毕竟只有13岁，在我18岁之前，还可能有很多变化。那些规则是保护年轻人不会走他们不愿意走的弯路；不过对于我那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曼联队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可以在4 年半后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仔细想想，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和同时加入俱乐部的其他孩子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清楚我是球队需要的人。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在接下来的4 年中证明自己。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成为一名职业的曼联队员的抱负已经在那张白底黑字的合同上解决了的话，天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而不太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想，正是那种强烈的渴望在日后我的成功和球队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所有经过努力才进入俱乐部的孩子们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签约的那天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需要挑战，而曼联恰恰就是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
我知道我的周围都是好人，都对我帮助很大。即使在签约曼联队之前，我就感觉到我正在加入这个大家庭。在俱乐部里到处都是好人。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诸如教练或者球员之类的人物，还有像如今仍然工作在老特拉福德球队收发室的卡斯·菲普斯这样的人们。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次我起床参加曼联队比赛的时候，她都会在收发室等我，隔着办公桌靠上前来轻吻我一下，并把她替我保存的邮件给我。后来，卡斯还经常帮我回信。她是曼联队的一部分，也是她陪伴我一块度过了那段日子。
无论什么时候，前往曼彻斯特训练或是参加比赛，我都会得到乔和康妮·布朗的悉心照顾，他们在那儿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会带我和我父母亲一如果父母亲也一块和我来曼彻斯特的话，在老特拉福德转转，带我们吃大餐，带我们去更衣室，并把我们介绍给球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认识。乔和康妮让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乔是曼联队的青年发展部主管，他负责年轻球员的开销和旅行安排，但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止此，当曼彻斯特之外的年轻球员和他们的家人来俱乐部的时候，基本上是乔和康妮打点所有的事情。
当你来到足球场的时候，你总能看到诺比·斯蒂莱尔斯。我和诺比一块共事也是在我加入俱乐部之后，但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在学校假期期间来参加训练的几周。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我一起共事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练了。诺比非常努力，就像他自己是球员的时候一样，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世界上最在意的还是我们这些和他共事的年轻的孩子们。当然，父亲很清楚诺比当队员时的一切，他曾效力于曼联队，并随英格兰队夺得世界杯，因此父亲和他相处得很好。即使是诺比在某场比赛中已火冒三丈的时候，也会控制一下自己的用词：“请原谅，贝克汉姆先生，请原谅，贝克汉姆太太。”
我父亲倒不是很在意：“没关系，诺比，你继续。”
诺比对我们很好，对我们的父母也很好。他知道球员的父母亲也应该一起加入进来，而不是在一旁作观众。如果你看了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录像或是听到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故事的话，你一定不会相信他对孩子们是多么温柔，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多么有礼貌。和诺比相处没有人会随随便便的，尽管他看上去不像个大人，而且在指导训练的时候经常戴着巨大的眼镜，但他仍然有一些让你立即产生敬意的地方。
15年之后，他仍然会径直地走过来给我一个拥抱，仿佛这些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卡斯、乔、康妮和诺比·斯蒂莱尔斯：他们不仅仍然在辛勤地工作着，而且继续地使曼联队充满着家的气息。
在我签了学生期合同的那年，1989年8 月，我本可以转入曼彻斯特来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我在曼联队开始全日制的YTS 受训前留在伦敦。那就意味着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又可以回到家里去了，和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我也可以继续为瑞德维流浪者俱乐部继续踢球，而瑞德维流浪者队那时已经成为一支名叫布瑞姆斯丹的球队了：球员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些人，只是球队名变了。
对于孩子们在转入曼彻斯特之前在当地的星期日联赛的球队里踢球，曼联队是很支持的。马尔科·福德根经常来看我在布瑞姆斯丹队里踢球的情况，而我只要能尽情地踢球和进行常规的比赛就足够了。这时离曼联队接管我仍然还有几年的时间。
在每年的假期中我都会北上两三次，去曼彻斯特参加训练。夏天，我会6 个星期全呆在那儿。我喜欢这样，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