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曾看到过一个孩子降临这世界，那么当另一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你在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是对我而言全非如此。当罗密欧被捧到手术室的灯光下，那种兴奋、幸福、骄傲的感觉汹涌而来，将我淹没，就像3 年前布鲁克林出生时一样，初为人父的一幕幕在重演。我挚爱维多利亚，挚爱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这个新生命，已经占据了我的心。
当美妙的那一刻还未到来，我在手术室陪伴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妈妈来照顾布鲁克林。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弟弟，是在罗密欧出生半小时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布鲁克林俯下身子，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他对罗密欧是如此温柔，如此充满爱意。他伸出手，以最最轻柔的姿势，抚摸弟弟的额头。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全无必要叮嘱布鲁克林要小心些。他虽然只有3 岁，但是已经知道罗密欧是多么可爱珍贵。他们在默默交流。我也一直想有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定会像此时我的大儿子对他的小弟弟那般爱护。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里，相互抚摩，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此时，他们的父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骄傲。
我喜欢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感觉，即使在我离家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心里。儿子们出生后，我就将他们的名字纹在后背上，上面还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他们。我父亲的身上就有3 个文身，因此，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父辈看来，这带点少年叛逆的表现。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自作主张穿耳洞带饰物。同样，14岁的时候，我在钦福德的一家珠宝店里穿了耳洞。爸爸顿时歇斯底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别人发现你带着耳环去踢球会怎么说？”
小时候，我就会不时提及自己也要文身。我一直没能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没去文身是因为我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图案。我没把它仅仅当作一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把名字纹在身上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梅尔以及她那时的丈夫吉米·古尔萨谈话，然后这个文身图案就应运而生。后来我就到这个荷兰人那里去文身。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想通过文身来表现什么。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亲人，我的妻儿，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的爱。你看到我，就看到了我的文身，看到了维多利亚和儿子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提起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我们有时把它笑称为“泡泡贝克汉姆一家”。维多利亚、我、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家里，在商店，在度假时，是相互关爱的一家人，像其他家庭一样。作为父母，我和维多利亚均从事备受注目的行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寻常。我要在观众如潮的体育馆里踢欧洲冠军联赛，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在看电视转播；维多利亚在纽约的录音棚里录制新单曲；我们两个还要匆匆登机，去泰国海滩拍摄日本商业宣传片。
在外部世界，使这个“泡泡”保持弹力的、是名气，是夹注、闲谈、摄影师及文艺作品所创造出来的名气一我们都知道这些一还有在报纸头条不断出现的我们的名字。而在“泡泡”里面，我们有家人、朋友和帮助我们的专业人士，对此，我们心怀感激。我也感激上帝，让我和维多利亚拥有彼此。自从相识相恋，我们有许多妙不可言的经历。这些经历会使你深信，总会有一只手，等待你去紧握。我知道维多利亚也有一样的感受。
当我初识贝克汉姆太太一漂亮时髦的辣妹时，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万人注目的明星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维多利亚常常在我还不明就里的时候就在各种局势间应对周旋了。也许我在曼联的经纪人更希望我找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打扫房间、换尿布、为我准备晚饭。可是，你无法选择自己会爱上谁。当我看到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孩一一个我想与之结婚、安定生活的女子时，我顿时为之倾倒。如前所述，她因行为得体大方而闻名，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因为认识维多利亚的时候，她已经是名人，又因为我随后7 年的职业生涯，我们便日渐出名。我们在一起后，名气也自然大涨。
这个“泡泡”似乎日渐增大。也许迁往马德里会带来些许改变。我们将尽力低调地开始在新国家、新俱乐部的生活，这无疑是个新的历程。我们所到之处，总会有点故事，不是吗？就算没什么事，也会有人杜撰一些出来。有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当一切在一夜之间消散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得就是我们有彼此，还有孩子。假如这“泡泡”越来越大，又会怎样？我们有没有想像过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女朋友，还有好多好多令人期待的第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及这些的时候，也不禁相视而笑。但是有个问题必须注意：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喜不喜欢在公众眼睛的关注之下成长？我想，在生活的急流中，给孩子们稳定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就像父母给予我和维多利亚的一样。我知道，和我父母、祖父母及其他家人曾给予我的相比，我欠孩子们的，是我没能给孩子同样多的爱、支持和教导。
在某些方面，爱护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给他们所需要的时间和关怀，这样做也许更容易些。毕竟，这是父母的本能。而帮助他们解决伴随着贝克汉姆一家的种种不寻常的问题，就要困难些了，因为我和维多利亚发现，这些问题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两人小时候都不曾像现在这样，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人身安全保护之中，甚至连早餐和晚饭都不能例外。我不是指那些身着醒目的制服，在机场阻拦人群的人。我很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一旦我们到了目的地，那些家伙就无影无踪了。他们和我们一样，要为下一项工作而奔忙。我谈论的是我们赖以信任，把自己和孩子们交与他们照顾的人，只要我们一出家门，便有他们的身影。
我们走的是一条陌生的道路，安全问题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和维多利亚刚刚起床，就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并有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声称这子弹给我们俩一人一颗。我依然记得，我站在台球桌旁，子弹从信封里掉落出来，砸在面前的桌子上叮当作响。这不是数年来惟一的一次恐吓，但它使我心有余悸。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我回到英格兰，真正感到了恫吓与威胁，让我不知如何应付。这种遭遇前所未有，从那以后，我雇佣了贴身保镖。和其他人一样，我信任、依赖警方和我的同伴。在家中有两起意外事件一贮藏室的大门破裂洞开，屋外有陌生人徘徊。这的确使我颇为心惊。我连忙拨打999。警方十分友好和善，我的邻居也如此一莱恩第一时间冲出来，四处查看，显然是刚从睡梦中醒来，他穿着铁路制服的裤子，手里拎着球棒，准备帮助我。
虽然这些事件不过是绑架的恐吓，但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孩子是无辜的，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因此每当我想到这些事情原本与之无关，而他们却又被迫卷入其中的时候，我就深感内疚。有时候，报纸专栏还有恶意的文章。对此，我自己可以应付，我打电话告诉那小子，他行事不正。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孩子的安全甚至是生命受到威胁怎么办？我如何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往往事到临头才发觉应该做什么，但实际上应该向有先见之明的人请教。可是你根本无法预计未来。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恐吓看起来都煞有介事，颇具威慑性。维多利亚和孩子们，就是潜在的目标。
我不能冒险，对每次威胁都要严阵以待。
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家人的安全，那么你很难判断该去向谁寻求帮助、征询意见。和遇到其他难题一样，你常常从最亲近的人找起。我很幸运，因为我岳父知晓一些这方面的硬件和技术，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了。警方总是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也常常竭尽所能，严格审查身边的工作人员。可是，谁能一辈子不看错人，不看走眼呢？当然，我们也犯过错误。
这一切都无章可循，也没有指导手册教你该如何去做。在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防范、警惕。但你不可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不和周围的世界接近，也没必要生活在惊恐之中，感到时刻濒临危险边缘，总担心会有不测。现在，我和负责保护我们的人相处很融洽，我完全信任他们，也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避免了后顾之忧。
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的那段日子实在令我感到不安，至少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此前此后，我都没感到过恐惧，因为有保护人在防范，他们绝不放过哪怕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有了安全感，我们就能更加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是公众亮相还是私生活，都感到自如。有时候，我们喜欢带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到外面吃晚餐。我们想在高速公路服务站停下来，采购点零食和点心；我们想从容地逛逛超市，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装满购物车，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是电话订购。
我还想远离喧嚣，做回从前的自己。如果我要这样讲，就必须保证我依然可以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当有人想与我谈谈，或是想要个签名的时候，我从不冷漠对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我小时候，就向许多英格兰球员要过签名。我不喜欢那些记载名人大事的网站，有些人通过别人的名声来致富。可是，这也是一种平衡。我宁愿冒险去犯错，也不愿让一个在比赛之后默默站在那里，等待很久的孩子失望。我明白仰视一个人的感觉，那是对一个在擅长的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钦佩。我明白这些是因为我也曾经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个球迷，永远是。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戴夫·加德纳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伦敦，我和维多利亚带他们到常春藤饭店吃晚饭。戴夫先行到达那里，后来他向我抱怨说，当领班知道他要找谁的时候，前后的语气截然不同。一开始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你是谁啊？”后来就变成了：“先生，这边请。”只不过一眨眼的工夫便判若两人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狗仔队已经在外面各就各位了。我们的眼神穿越大厅望过去，就在这时，看到了我们的偶像。
“不会是他吧？”
“我想是他，你应该清楚。”
“哦不，‘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就是如此，迈克尔·乔丹坐在角落里，夹着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雪茄，悠然地吐着烟圈。
“看，看他和谁在一起！”
一个我一直崇拜的英雄，坐在桌前，和麦当娜、歌星瑞奇·马丁，以及当时古奇的老板汤姆·福特谈笑风生。我想我和戴夫都没兴趣再碰那些食物，我们就坐在那里，远远地注视着他。
“我该不该过去，让他在餐巾纸上给我签个名？”
“不，在常春藤里不能这么做。”
然后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有瓶香槟摆到了我们的桌子上。那时布鲁克林出生不久，这香槟是迈克尔·乔丹和麦当娜的贺礼。
后来，他们俩都走了过来，和我们聊天。维多利亚认识麦当娜，而我在1998年世界杯之后抵达纽约的那天晚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见过她。但是迈克尔·乔丹呢？我就像个小孩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了星期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老特拉福德。戴夫到家之后，逢人就讲。一整天的训练讲的都是关于星期六晚上小贝与迈克尔·乔丹的事：“他长什么样子，他长什么样子呢？”
像这样遇见名人的事情，不管是运动员、歌星还是演员，的确令我感到兴奋。戴夫·加德纳便是从我这里听说这些人的。每次我去参加聚会，总会遇到一些人，让我兴奋不已地走上前去打招呼，比如埃利·玛菲尔逊、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克恩。很多人认为我名气也不小了，但戴夫和我相识已久，他明白个中就里。和那些我崇拜的人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紧张、兴奋。如果遇到这样一个人，我不会保守秘密，总是忍不住第二天就打电话告诉戴夫。
与维多利亚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那些我原来一看到就紧张不安、张口结舌的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意大利凡塞斯时装秀上遇到了埃尔顿·约翰。他坐在我旁边，不厌其烦地一声声问候大家。他先前只是见过维多利亚几次，但是一看到我们就走过来自我介绍。以他的成就，我以前一直认为埃尔顿在这样的场合下应该是比较矜持的。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谈得很是投机。
此后我们就开始不时地聚会，一直至今。埃尔顿·约翰和大卫·法内什是布鲁克林的教父母，也是我和维多利亚最亲密的朋友。这也许是因为，作为夫妇，他们和我们有诸多共同之处一挚爱对方而且不吝于表达。他们无比慷慨：我下午在意大利看到埃尔顿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法国南部的房子安排给我们，如果我们需要，他还可以安排别处。他们的慷慨不仅仅表现在无私分享他们的所有，我们与其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坦诚。
认识一个新朋友，即使是一个像我一样害羞的人，也是一件乐事。但是见到女皇、首相和最伟大的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一种特别的待遇了。2003年5 月，一个赛季刚刚结束，我们起程去南非。在前一场对南非国家队的比赛时我刚被重重地铲了一下，右手腕和手掌之间的舟状骨骨折，因此，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下臂就得用石膏固定住。但是到了德班我就恢复了精神，若不是被告知伤势痊愈，我已经忘记自己受了伤。我只记得那次南非之行，我见到了纳尔逊·曼德拉，永远记得。
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责任。而这个人，是——国之父。在曼德拉面前，我感到卑微，自惭形秽。我们的基地位于德班，3 天之后，就要在这里迎战南非国家队。黎明时分，我们飞往约翰内斯堡，前去曼德拉先生的慈善基金办公室。我们都穿着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