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他不仅护佑着大地丰盈，而且也负责医治疾病。当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时，米坦尼国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依诗塔的画像。以赛亚书是这样记述食鼠传统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后孤芳自赏、背地里却躲在花园树下饕餮猪肉、蝇营狗苟的家伙，应连同天下所有秽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毁灭。”＇16＇当来自于克里特岛的（中东古国）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灾时，他们便将五座黄金鼠像放进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里。＇17＇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高地地区盛行的关于鼠疗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许同样久远，或许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也从他们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信仰。
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详尽列举旧石器时代的种种习俗和信仰，以此来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即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要环境相似，便很可能也会产生近似的文化，当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时代前的欧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迁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疗的传统能够被追溯6000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另一个更早的6000年前这一习俗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条鱼的脊骨就被放于下葬的尸体身上——它被作为死者的护身符，是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象征，被系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颈之上。人类学家们始终对埃及兽头神兴趣浓厚，他们对存在于这些动物和半人半兽的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探寻。而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中，竟然发现了与埃及的兽头神一样的高举双臂、满怀肃穆的神祗画像。如果推断属实，那么这一变化过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建王朝前的数千年，就已有类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学界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发明者，但是考古学家们又会为时常在驯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发现的各种奇特的字母图形甚至图形组啧啧称奇，因为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旧石器时代的民间作品啊！“这肯定是某种标记”，阿瑟·伊文思先生这样说，“它们雕刻于一些驯鹿角的残片上，这与我们原先预期的它们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应该生活在欧洲的最北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古老的驯鹿民族最为接近，象形文字的残迹一直被保留至今……这些拉普兰式的象形文字应该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绘画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个芬兰鞑靼人（FennoTataric）地区，从靠近欧洲北端的白海到乌拉尔河，贯穿西伯利亚直至中国边界。”
内容简介（5）
“从盘面文字的精细程度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来看，它很可能是古人类使用象形符号的大家族早期的一个分支。”埃文斯先生说。类似的象形文字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它们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岛、阿尔卑斯山麓、孚日山脉、达尔马提亚（前南斯拉夫一地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一些丧葬习俗从旧石器时代沿袭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装饰图案也由动物绘画发展到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女神雕像，在克里特岛就发现了许多穿着喇叭形裙装的女子图像雕刻。在比利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带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同时，这些器物也再次证明中石器时代文化是衔接石器时代早期与末期文化的纽带和过渡阶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结束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开拓者们开始进入欧洲，他们既带来旧石器时代的遗留文化，也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最近，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头盖骨，它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在特点上截然不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人应属于外来移民，并且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支人种。看起来，这片墓群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断属实，那么很明显，在近现代各拉斯哥的建设者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旧石器时代人种的后裔。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一部份古人类信仰、习俗和民间传说随着驯鹿民族的迁徙、壮大而被传承下来，当然，这些文化在当时也肯定是最为流行的。作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从这一时期早期就开始发展，那么很可能这些思想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四万年。在法兰西，反映第二段间冰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流传甚广；它们穿越意大利大陆架到达非洲，最远渗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亚洲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它们穿越白令海峡大陆架来到美洲，一直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终没有登临澳洲。或许朗先生讲述的“远行的故事”与那段遥远的人类历史往事更为贴切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抵达地球上遥远的另一端，来到其创始者可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地方。所以，任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们今人仍能够对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中，尽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能够孕育相似的思想，创造相似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民族会更倾向于保留下自己独有的传统，而不致被后引进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没有什么比最初的思想能够令深受神话影响的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后来注入的思想只能充当补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确立规则。每当远古人类要被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为受到异族的入侵，要么是由于迁徙改变居住环境后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即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习惯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结果只能是新旧观念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最终实现统一。
在对待克里特这种神话的时候，由于其尚未被完全还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来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这座岛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遗迹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响，有些则显示其与古希腊信仰存在密切联系。没有人怀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袭；而在地属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腊州地则明显挪用了克里特风格。但是，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证实，比如当克里特人在他们的岛屿定居以后，是与其他地方的远古人类一起平行发展，还是他们此前已经度过了其宗教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揭示其中奥秘。
今天，我们有时也从思想本源的层面定义人类宗教史发展的图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即对自然现象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精灵崇拜阶段（即万物有灵论）、鬼神信仰阶段、部落一神论到部落多神论阶段、绝对一神论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能被追溯到一个特定地区，但是我们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像地质学或考古学中的地层那样有规则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历史上，就不曾创造过任何神，甚至连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精灵族群也没有出现过。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岛东北部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布须曼人对神甚是敬畏，他们会经常向一种神秘力量祷告祈求赎罪，“他们崇拜的对象无论怎样说都绝对不是人类，如果非要用比较确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他接着说道，“应该说他们的宗教根源依赖的是一种力量，或许多种力量……他们经常会供奉牺牲祭品，在特定的节日在身体上涂抹朱砂，却从不会试图解释这种神秘力量。他们能感觉到某种力量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在整个乔塔纳格普尔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敬神的丛林，到处都能见到一些同样神秘莫测的神龛，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形式，至于他们的功能也没人能够给出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尚未被披上个体化的外衣，仍处在宗教发展的非个体阶段。”＇19＇但另一方面，他们还远算不上最原始的阶段，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较之乔塔纳格普尔的布须曼人还要更早，他们甚至以“公牛的咆哮”来模仿所尊崇的神的声音。据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驯鹿民族，用象牙雕刻出兽头神的形体和女神的雕像。在埃及和巴比伦，从人类刚一知道它们，就有一些半人半兽的合成神。中国人也有神，但是已被其原始的崇拜者们形象化了。我们都知道，辩论是典型的“脑力思辨过程”，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全世界的宗教现象不可能用一种科学猜想就解释得了，我们很难用假设来证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程中是全都处在同一阶段还是各自处在不同阶段。同样，在克里特和希腊，或许存在过图腾信仰阶段，或许从未经历。这种假设直到将来获得确凿的证据后才能盖棺定论，在此之前，这一问题都只能搁置在那儿。类似的情况还有，对于学术界提出的母系族长社会要先于男性族长社会、以及由此得出的各地对女性神的崇拜也要先于男性神的假想推论，我们也应持怀疑态度。有例为证，在印度的吠陀梵语时期，男性神就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直到后吠陀梵语时期，女性神才逐渐告别模糊的状态，“大母神”便是典型的例子，她被赋予了非常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也将我们对克里特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探究推进到一个十分有趣的阶段。从崇拜物、绘画艺术、象征性符号以及传统习俗这些考古学证据来看，很明显，对大母神的崇拜在这座岛上居于主导地位，女祭司像也如同在多多纳（Dodona，希腊伊庇鲁斯地区的古镇）一样在社会上地位显要。事实上，女性在一些宗教仪式中也是处于领导者的角色，正如在耶路撒冷发现的耶利米书记述的那样——在那里要由女性来烤制糕点供奉给“天后”，也就是东方的大母神。＇20＇
内容简介（6）
“或许在克里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在埃及还要高，这种情况最重在宗教事务中也被体现出来，甚至可能当时的国家权力也是在妇女的掌控之中。至少可以肯定，当时社会男女平等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古文明都要高，这一点我们从克诺索斯的墓穴岩画所反映的男女之间亲近开放的关系上便可见一斑，端坐在米诺斯宫廷中的妇人们珠圆玉润雍容华贵，举手投足落落大方，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几乎别无二致。”＇21＇从苏美尔人对女神的尊崇程度看，这里的妇女同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闪米特人的祭神史上，情形却并非如此。同样，亚述人对女性的描述也远没有克里特人那样深刻，只是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进入到亚述宫廷后，塞米勒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才被提升到更加显著的地位上。塞伊斯（Sayce）教授在研究闪米特文化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闪族人将苏美尔人的圣歌翻译过来后，他们将“女人和男人”调了个顺序（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也就是变为了“男人和女人”。在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母系氏族制度很可能是受到某种更早的宗教传统影响的结果。
所以，在今天的考古学界中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母系社会要强过父系社会，由此，对女性神的崇拜程度也要超过男性神。这一观点并非直到今天才被广泛接受，实际上，早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既是男性神的崇拜者也是女性神的崇拜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神与女性神之所以能在埃及和巴比伦以及其他地方实现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是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可能完全由男性组建国家机器，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那么其社会就必然会实行男性氏族制度。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即使在这些社会，统治者也还是采用了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将财产和权力的女性继承人与男性联姻，以赢得臣民的效忠和支持。埃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母权”一直伴随这个国家兴衰发展的始终。所以说，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很难用一种假设来解释全部。
从各种迹象看来，克里特妇女的活动范围似乎主要还是限于户内。正如在埃及的情形一样，画家笔下的克里特妇女也是清一色的白皮肤，而男人们除了王宫贵族之外，大都是统一的暗红肤色。此外，在着装修饰及佩戴珠宝方面，女性也较男性更为精细。
在探索古代文明时，墓葬传统通常是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它与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考古学家们认为任何古代文明都一定会有非常隆重的葬礼仪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葬礼的目的所在就是道别亡灵、告慰生者。例如在埃及王朝，死者的尸体会被制成木乃伊下葬，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不可能再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除非他的身体能够完好无损地在墓穴中安放。与此相反，荷马笔下的阿卡亚人（Achć；an）则通常会将死者火葬，为的是使灵魂可以借助火被超度到“西天极乐世界”，否则的话，逝者将永远不得重新转世。＇22＇在前埃及王朝时代，人们是将死者的尸身蜷缩着埋在一个浅坑里，并在尸体旁摆放一些餐具、劳动工具和武器。类似的风俗一度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以及整个欧洲都十分盛行。而在北欧沿海国家，人们一般是把亡者的尸身放置在漂浮在水面的小船中，其情形就像古老的北欧诗集《艾达》（Edda）中的光神巴尔德（Balder）和《贝奥武甫》（英国8世纪古代史诗）中的塞弗一样。此外，还有一些民族将逝者尸体葬于山洞中、抛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