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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那是机密情报，嘁！”我鼻子一哼。
“看样子是吧。”
我突发的怒火似乎让明妮糊涂了，但我没有告诉她丽雅的流产，不想再给她报坏消息了。
第二天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学校来了，更详细地讲了松井将军的恼怒。路易斯和田中现在很熟悉了。安全区委员会每日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那些暴行。一开始，田中副领事还无法相信，然而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兵朝一个卖布的老人开枪，因为老人不肯让他拿走一个银烟盒。田中向路易斯透露，在一次有二十几位高级军官和三位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上，松井将军落了泪。这位司令官责骂几位将军和校官，说他们毁坏了皇军的名誉。“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你们懂不懂？”他大喊道，边把拳头往桌上砸，“我发布过命令，南京城里，任何强奸、纵火、屠杀平民都是不能容忍的，可你们却没有控制住你们的士兵。只此一举，一切都完了。”
会议之后，田中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军官议论他们的司令官：“这个老守旧！”还说：“他太老了，太蠢了。退了休就不该再回来。”站在小便池前的一个大佐又说：“他当菩萨倒容易。要是不许当兵的这么干，那我们拿什么犒赏他们？”
田中还告诉路易斯，军方处决中国战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愿意费那个事看管战俘。如果是为这个理由，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他们？为什么枪毙那么多从来没当过兵的人？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年轻男孩子？他们这是要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要把我们吓倒，乖乖地臣服于他们。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日本兵的卑鄙行径仍在继续。路海在校长办公室里找到我和明妮，说有两个日本兵刚刚进了教工楼。教工楼在中心楼北边，相隔只有几步。我和明妮一起跑去。正在上楼梯，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尖叫。218号房间门前站着一个瘦长的日本兵，抱着胳膊，步枪靠在他身边。叫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明妮把那日本兵一推就冲了进去，我和另外三个比较结实的年长女难民也跟在她后边。一个日本兵在地板上压着一个女孩，正在那里扭动和呻吟，女孩的脑袋扭过来又扭过去，鼻子里流出血来。
“放开她！”明妮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衣领。他大吃一惊，慢慢地爬起来，喷着难闻的酒气，蜡黄的两颊松垮垮的。那女孩闭着眼睛，开始呻吟喊疼，脖子上一根青筋直跳。
我把那日本兵的皮带用力一扯，这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提起裤子，朝外走去，不过，还没到门口，他又一个转身，朝明妮伸出手去，咧嘴一笑，咕哝着“谢谢，谢谢”，弄得她摸不着头脑，我也奇怪他谢她什么。她喷火的眼睛瞪着他，他却面无愧色，仿佛强奸一个姑娘只是一点小小的失礼。接着他又向我伸出了手，我也没碰他。这时候，他的同伴进屋来，把他连人带枪拖出屋去了，丢下一个银酒壶在地板上。
“另外那个畜生也强奸了她。”一个女人告诉我们。
“给她打盆水来。”明妮说着，她的眉毛在跳。
“你们今天要守着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我说。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我拣起地上的银酒壶，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会把它交到日本大使馆去的。
两个女难民帮着那女孩穿上衣服。这时，茹莲走进来，对我们说，“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西北楼。”
“该死的！霍莉在哪儿？”明妮问道。
“她在图书馆楼。那边也闯来几个日本兵。”
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