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十二
让所有人惊喜的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大早，那个送信的孩子本顺回来了。我把他送回他在东院的住处，我和明妮都想知道这些天他出了什么事。可是，本顺待在房间里，坐在那张和其他三个同屋共用的桌子边，一句话也不说。他瘦了好多，看上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目光涣散，鼻子阻塞，裹在一件破旧的大衣里，腰上系着根草绳，他更像是个稻草人，时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给我点儿干的吃！”他再次恳求，“我还饿。”
我们只给了他一点儿粥喝，怕伤了他的胃。我说：“你必须吃一天的流食，然后才能吃干的。”
虽然他很确定地认出了我，可他好像认不出其他一些人了，只是用一双茫然的大眼睛看着大家。明妮摸了摸他汗津津的前额。“他一定在发高烧。”她说。
“他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也说。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暂时不要给他分派任何工作。”明妮嘱咐我，然后转身对本顺说，“你现在回到家了。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好不好？”
那孩子咧嘴一笑，什么也没说，然而在明妮和我离开的时候，他抬起手挥了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回到办公室，计划圣诞节怎么过。我们一边说着，明妮一边把两人的想法记在便笺纸上，这时，一个中佐带领着一伙日本军人来了。明妮让他们进了办公室，叫仆人倒了茶。临时雇来的送信员，一个瘦骨伶仃的十几岁男孩，向我报告说，大门外边至少有一百多日本兵。我悄声告诉明妮：“校园里现在有很多他们的人。”
他们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我把那个送信的孩子拉到一边，叫他跑步去中心楼和各宿舍楼，把日本兵到来的消息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确保年轻妇女和女孩们都尽量少露面、少喧哗。那孩子立刻就去了。
这些军人一坐下，胖脸的中佐就自我介绍说，他是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谷寿夫以凶悍著称，绰号“九州虎”。中佐说，他们需要我们的合作。那个中国翻译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帮他翻译着，其他三个军官喝着茶。明妮说：“如果你们的要求合理，我愿意帮助你们。”
那军官哼哼一笑，继续说：“我们打算在士兵当中加强纪律。自从攻下南京，我们的部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变得不太守规矩，主要是因为皇军在紫金山战斗中失去了很多弟兄，所以无法控制复仇的行动。现在，他们平静下来了，是建立秩序、实现城内和平的时候了。我们将恢复娱乐业，这样就需要一些女人。”
翻译把他的话一翻译完，明妮就坚决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女人。”
“根据我们的情报，”中佐继续说，“你们难民营里边有一些妓女。我们是来征召她们的，还会给她们发执照，这样她们在娱乐男人的同时又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我没发现难民中间有任何妓女。”
“我们可以轻易地认出她们，这个你不必担心。另外，你不觉得这是保护像这位一样的良家妇女最有效的方式吗？”他对我一指。我被他指得心头怦怦直跳。“说实话，”他继续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家伙，需要女人帮他们放松放松，所以，建立起职业服务才是终极的解决办法。你不觉得吗？”他的猫眼睛挤出一团笑容。
让我吃惊的是，那肿眼泡的翻译在把他的话翻译完后，停顿了一下，便补充说：“魏特林小姐，这是命令，争辩是徒劳的。”他咳嗽起来，用手背堵住了嘴。
我很担心，不过一句话也没说。他们真的打算招募些妇女来开妓院吗？我听说过日本军队里有那种服务，可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妓女？再一细想，我想起来，在难民中间看到过几张化过妆的脸，尤其是在粥场总是抢前或插队的那两个女人，到了这里她们还每天抹口红、画眉毛、在脸上扑粉。更糟的是，她们的香水发出一股烂菜叶子的味儿。那两个穿着艳丽缎子长袍的，如果能挣到钱，说不定还愿意干她们的老本行呢。
中佐在等着。明妮该说什么？她征询地看看我，但我垂下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些日本人果真能看出一个妓女和一个良家妇女的区别吗？他们要是选错了人可怎么办？他们可能会故意选中一些纯洁的女人。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你们计划为你们的娱乐事业要多少女人？”
“很多，越多越好，但是从你们这里要一百人。”
“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妓女。”
“一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找出她们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那些女人一定得是自愿重操旧业的。”
“当然，除此之外，她们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找她们。”
突然，外边传来一个女声的尖叫，接着，四处响起了叫喊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日本兵已经闯进校园来抓妇女了！明妮和我都惊恐地意识到，那中佐是把她拖在这里，而他的手下就去行动了。我们怎么能制止他们？门被两名军官堵着，其中一个脸上有一片弹片留下的疤。
明妮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朝外张望，我也跨步上前和她一起看。只见外边的日本兵正在拖走一些年轻妇女，被拖走的，似乎都是身材不错和相对漂亮的。有些在哭叫，拼命要挣脱出来，一个脸蛋挺清秀的女子在艺术楼前抱住了石狮子的前腿，尖叫着不肯放手。一个日本兵在她肚子上猛击了两拳，把她打得松开了石狮子，被拖走了。一个梳着两把刷子辫的小女孩追着他们，疯狂地呼喊着，可是两个年岁大些的女人把她拉住了。我认出来了，那个年轻女子是燕英，那个小女孩是她妹妹燕萍。
明妮猛一转身，气急地冲那中佐说：“这是绑架！我要到你们上司那里去抗议。”
他轻蔑地一笑，一边嘴角翘上去。他说：“随你的便。”说着把头一摆，羊皮手套一挥，趾高气扬地走出办公室，他手下的人都跟着他离开了。翻译官朝明妮挥挥手，摇了摇他那双下巴的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跌坐在椅子里，哭了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安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继续说：“哦，我根本就不该让他们去挑女人。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在你还没答应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抓人了。”我说。
“那不是借口。我怎么会这么蠢呢？”
“你允许不允许，他们都是会抓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哦，我该怎么办？”
“这不是你的错。好啦，你现在别这么说了。我们必须去看看校园里的情况。”不等她回答，我就冲出门去，向各个楼里的员工打听情况。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二十一名年轻妇女。
尽管明妮参加了路易斯、瑟尔、普莱默他们的圣诞晚餐，她对节日却一点儿兴致也没有。老廖带来一株冷杉，布置在她房里。明妮喜欢园丁安排的这棵树，树下的蜡烛和基督诞生场景的装饰，可是这些都没法使她高兴起来。她说自己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一看到她，一群姑娘便问道，日本兵会不会再闯进来，再抓走七十九个“妓女”，去凑够一百个。她高喊道：“除非他们踩着我的尸体进来！”可她们还是一副不敢相信、惊恐万分的样子，人们也不断地谈论着那些被日本兵抓走的妇女们。
圣诞节过后，明妮在床上躺了三天，喉咙疼痛，眼睛发炎，身心极度疲惫。她虚弱得连笔都拿不住了。可她还是想代表一些难民给日本大使馆写封信，控诉他们的家人被日本兵抓走了。她答应过要替她们去说情，尽管她对我说，这无济于事。
十三
圣诞节过后五天，明妮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那封信。她刚刚回来，那个俄国小伙子寇拉就带着两个盲人小女孩来了。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袍，脚上的靴子都太大。小的那个握着根竹笛，大的那个提着把二胡。自从去年夏天来到南京城，她们跟着一支小乐队，就靠在茶馆、露天剧场等地方表演，勉强活了下来。现在乐队里的人抛下她俩都逃走了。寇拉在中华女中的门外偶然碰见她俩，就收留她们住了几天，给她们的赤脚找来羊毛袜子和靴子。他想到我们这里也许更适合她俩，所以就带她们来找明妮，她除了接受别无办法。
寇拉常说他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他被一些中国商人骗过，但是他对外国人说，一旦南京陷落，他留在这里或许会有些用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汽车修理行，即使在目前的局势下，生意仍十分兴旺。他一度相信，号称“亚洲的希腊人”的日本人应当统治中国，而且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发展生意的好地方。可是日本兵的暴行令他惊骇不已，所以他加入了安全区委员会，来帮助难民。因为懂一些日语，他可以当当翻译。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我没办法收留她们，”他用中文说道，把两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朝明妮的办公桌前推了推，“只有你可以给她们一个家了。”
“金陵学院也被日本人毁得差不多了。”明妮转向两个女孩，拉起她们裂了口子的小手，说，“你们在这里很安全。不用害怕。”
她叫我在主楼里把她俩安排到特别房间去，但我要去照料一个待产的年轻母亲，所以霍莉带她俩走出办公室，拉着她俩的手，三人一起走了。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几个人聚在饭厅里，一起听他讲。他现在可以正常吃饭了，但还是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白天里一睡就是很久。
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到咱们学校里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我就要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
一连三个晚上，他给不同的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会突然中断，可怜地抽泣起来，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