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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张无法看透的面具，仿佛任何事情他都没有感觉。我从来没见到他那张脸有彻底放松的时候，弄得我连他的年龄都无法确定——也许不到三十岁，但也有可能已经快四十了。
我们沿着天津路往南走。这一带虽然在安全区范围内，很多房子却已成了一堆瓦砾，有些房子虽还没倒，也已经没了房顶。好多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几座大楼已经只剩下个大骨架子。在汉口路的街角，我们看见一辆人力车拉着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让车停下，吩咐车夫去干什么，只听他喊着：“号古酿，多多油！”一开始我没听懂他说的什么，然后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好姑娘，多多有！”那中国车夫摇摇他满脸汗涔涔的脑袋，连连摆手，说他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好姑娘”。一听这话，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来，几拳打在那人胸脯上。“哎哟！哎哟！”那人哀号道，“我实在不知道上哪儿找她们啊！你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姑娘。她们都跑了。”
明妮大步冲了过去，我紧跟在她后边。另一个日本兵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喊叫，他的同伙一听就突然住了手，又坐回人力车。他俩令车夫赶快走，那车一阵风地在街角打了个转儿，一下子不见了。
我俩继续向西走。快走到我们学校时，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约翰·马吉——他的吉普车停在大门旁。我们赶快朝他走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头上的软呢帽歪了。“你们好啊，明妮和安玲，”他说，“我带来些奶粉，还有一筒鱼肝油。”
“太谢谢了。”我俩一齐说。
路海正忙着卸车。他说：“这里的孩子们正需要这些。”
明妮告诉马吉：“我们的粥场已经成了一件头疼的事了。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营养不良，所以奶粉和鱼肝油正好给他们补养一下。”
“我们刚弄到一卡车，”马吉说，“等分配完了，要是还有剩余的，我就再给你们送一些来。”
“那可太好了。先谢谢你啦。”
牧师开车离去了，留下一股尘土和尾气。他现在开了辆新吉普，旧的那辆道奇被日本兵偷走了，这一辆是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买来的，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马吉给我们的那辆破车还在，但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明妮说，不值得花钱去修了。
明妮对路海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厨子每次做饭往锅里倒米的时候我都看着，可是粥还是和过去一样稀溜溜的。”
“我们不是有豆子吗？”
“有，有三十麻袋。”
“往大米里加些豆子，那样粥会稠一些。”
“好主意。我明天就让他们开始加。”
我们刚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些绿豆和菜豆。由于营养不良，有些难民出现了浮肿，所以在普莱默·米尔士的反复申请下，从上海方面弄到了六十吨豆子。得到了豆子，再加上马吉给的奶粉和鱼肝油，我们都高兴不已。不过，明妮不让路海插手分发奶粉和鱼肝油，也许是担心他可能会送一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她要我负责这事，我当然很乐意干。
几天之内，大多数妇女不再抱怨粥太稀了，因为加了豆子，粥就稠多了。不过，明妮对粥场的贪污问题依然不能释怀，只要略一提及，她就会燃起怒火。要是我们能抓到那个贼就好了。
二十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见我们。那天早上，两名妇女在模范监狱看见了她们的丈夫，当时那些囚犯正在上卡车，要被拉去干活。不过，瘦削的楚医生并没能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说：“我亲自把请愿书交到‘自治政府’，连同一大叠文字材料，可他们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太不清楚，他们没办法帮忙。”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明妮问。
“他们说要每一个人更详细的描述。”他吹开杯子里的茶叶。
“什么样的描述？”大刘问。
“身体特征，比如身高和体重什么的。”
“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明妮说。
“考虑到有更多妇女在监狱看见了她们的家人，也许从头再开始是值得的。我知道那些官员可能是不想理会这件事情，但你们不应该这么轻易就放弃。”
楚医生走了后，我们三人商议决定重新整理请愿书。这一工作需要大刘他们四人干上一个多星期，但是，哪怕只救出一条命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明妮让十几个年纪大些的妇女每天早上都到模范监狱去，看看还能不能在劳工队伍里找到更多的家人。她写了封公函让她们带着，上面说，这些妇女不会找麻烦，只是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儿子。按照明妮的指点，那三个已经看见自己家人的妇女，还到城防司令部去报告了，呼吁放人，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复。
校园现在已经不再由日本宪兵守卫，到处鲜花绽放，有紫丁香、红木兰、番红花、白绣菊，争奇斗妍。鸟儿不停地啼鸣，好像要把嗓子叫破。这么多的鲜花，引得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进来想讨一束，明妮很乐意地让老廖把各种花剪下一枝送给他。日本兵每天都三三两两出现在校园里，但这时已经没有那种暴戾了。他们很欣赏我们那些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教学楼，前门的大圆柱子、大屋檐，还有房檐四周和房顶的兽头。我尽自己所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当中有谁可以帮我找到在东京的儿子。我们已经十个月没有浩文的消息了，禁不住担心他是否还活着，可是我始终没有向他们任何一位张口帮我找儿子。我还没有碰见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有些日本兵对我们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中国太大了，日本根本占领不了。他们都是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这个国家——出产大苹果、大鸭梨，大片的大豆庄稼，丰富的矿藏，还有漂亮的姑娘。但是他们不曾想到中国的土地竟是这么广大，又比他们以为的要贫穷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以为，一旦占领了南京，战争就会结束，他们就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盲目拼了命地作战，每个人都想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可现在，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了。有位士兵甚至说，日本应该满足于占领朝鲜半岛和满洲，不应该继续扩张了。“我们吞下的太大了，消化不了，我们太贪婪了。”他对我们说着，豁牙一笑。有位中尉，是个基督徒，来给难民送过两次东西，有肥皂、毛巾，还有饼干。有一次我们带两个下级军官去看难民营的幼儿园，一群刚会走路的孩子们玩得正欢，明妮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失去了父亲，他俩喃喃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他们。”
一天下午，在从医务室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路海，他正从对面走来，跛着脚，戴着一顶八角帽，穿一件人字呢外衣，一双很旧的牛津皮鞋。他停下脚步，我们谈了谈校园里的一些情况。我们给三千三百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发放了免费饭票，但路海还是没发现粥场的漏洞究竟在哪里。厨房的管事指责厨子每顿饭都偷走一点儿大米，而其他几个人认定管事才是最大的贼。在路海看来，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从可怜的妇女和营养不良的孩子嘴里往外偷粮食。听到这里，我的火气又冲了上来。要是有办法逮住那些盗贼就好了！
我觉得管事陈兴一定手脚不干净，因为他总穿得像个阔少，抽着大前门香烟，这么暖和的春天里还穿着根本用不着的漂亮毛呢上衣。每次我碰见这个爱吹牛的壮汉，他都会用吸烟过度的公鸭嗓大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们熟识多少年了似的，好像我应该感激他为我们做的一切似的。明妮有一次要他把配额的粮食是怎么使用的交一份详细报告上来，他却说自己不识字，翻着他的大牛眼傻笑，仿佛在告诉她，他用不着听从她的指令。可我曾经看见过他闲得没事就看报或看武侠小说，所以我确信他是个骗子。
路海和我谈及三天前在大门口被日本人抓走的那个姑娘。当时明妮不在学校，霍莉也不在现场，所以谁也不敢阻止那两个士兵。后来明妮向日军在南京的司令部提出过抗议，但是没有那姑娘的任何下落，我们都知道她是不可能回来了。明妮在整个难民营训过无数次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