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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护士好好看着玉兰，并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来看她的。
娄小姐第二天晚上来到校园，确认玉兰是住在附近的姑娘。她的单亲父亲曾是名电工，是约翰·拉贝五个月前召集起来恢复南京城电力的那群电工中的一个，活儿干完后，日本人把他和其他四十二个人一起枪杀了。日本兵进城之前的几天，听了邻居的建议，玉兰的父亲把她送到我们学校来，还留下了一袋四十五斤的大米、一罐鱼酱，给女儿当口粮。娄小姐很肯定，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玉兰和二十一名所谓的“妓女”一起被带走了。她当时正在艺术馆里，帮着一家难民用旧棉花做被子，日本兵冲进来，把她抓走了。
我们一听，吃了一惊，直后悔没当时就把玉兰接回来。第二天下午，明妮和我再次去了教友会医院，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玉兰已经不在那里了。医护人员说，她悄悄溜走了，只跟一个病人留下句话，说她到芜湖去看表亲。这话一听就不太对劲儿，因为芜湖已经被日本兵占领，她的亲戚可能早都已逃得没影了。
“她再一露面就请通知我们。她是我们学校的人。”明妮对那个满头灰发的护士说。
“我们会的，魏特林院长。”
“我再问一句，她一直骂我，是不是？”
“是。”
“她怎么说的？告诉我。我不会生气的。”
“她说你二百元把她卖给了日本人……别往心里去，我们都知道那是疯话。”
明妮的脸僵硬了，没有再说出一个字来。我对护士说：“你听到她的消息就告诉我们。”
我们没再多停留，就离开了医院。回家的路上，明妮一直没说话，好像陷入了沉思。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忙于解散难民营，说服大家回家去。很多妇女，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儿的，都离开了。可另一方面，由于其他难民营解散，有些年轻女孩便来到我们学校，请求住进来。我们暂时收留了她们，所以校园里仍然有一千多难民。很多盼着家里男人回来的妇女都没有走，每天早上都去模范监狱，去恳求那里管事的人。
五月底的一天下午，田中先生亲自来了，告诉我们，大约三十个男人和孩子会从监狱释放。我们都心存疑虑，因为他早先就答应过有四个人会放回来，可现在人还在监狱里。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明妮问他，“那些女人都很懊丧，也很生气。那些男孩子的母亲天天到我办公室来问，为什么她的儿子还被关着。我担心那些女人在背后可能都在叫我骗子呢。”
“我为什么要骗你呢？”田中说，他那张阴郁的脸皱了起来，“这一次，监狱方面会放人的。这是确定的，绝无二话。”
他说得那么诚恳，我们都相信了。明妮感谢了他，微微鞠了个躬。他用平板的声调说，但愿狱中再也没有需要被释放的平民了。我们把好消息告诉了大刘、霍莉、娄小姐，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不过，我们没有马上把消息放出去，不想让那些妇女再次期望过高，再说，释放的人也没有一个名单。明妮提醒我们，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我松了一大口气，说：“救下三十条生命，怎么辛苦都值了。明妮，从一开始请愿，你就是对的。”
我的声调很真诚，所有的人都咧嘴笑了。大刘说：“安玲，你欠我一顿好饭。”
“我不会忘的。”我回答。
那天夜里，我对耀平说到田中的来访。我丈夫认识那位副领事，他说，那是个可靠的人，答应的事情能够做到。事实上，我们都听说了，去年十二月，田中几乎遭到一些日本兵的伤害，他们扬言要火烧大使馆，因为田中将他们的暴行报告给了东京。
二十二
五月末的天气已经让人感到灼热，空气闷湿又凝滞。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一切，给每一个生灵都加了温。有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的日本兵大汗淋漓，军装都湿透了，斑斑点点。有的人热得面红耳赤，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抓喉咙，像是喘不过气来。我希望天气越来越热，热到他们在酷暑的南京待不下去。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下来了什么，今后要是生活在这个以“火炉”闻名的地方，他们要好多年才能适应。我可以断定，今年夏天他们会有很多人中暑和长痱子。炎夏会使他们减员，正像几个世纪前酷暑杀死了几千蒙古人。
暑热天气却让我们难民营里的孩子们挺自在，尤其那些赤着脚到处跑的小男孩子，有些孩子甚至一丝不挂，毫不在意那些无处不在的蚊子。我和明妮正站在职工楼外，只听一阵喧闹声从中心楼后面的池塘边传来。一个赤条条的六七岁男孩，被几个妇女捉到了，她们想把新裤子硬往他腿上套。“我不穿，我不穿！”他一边喊着，一边连踢带打往外挣脱。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们都在大笑，有的欢呼有的拍着巴掌。男孩的母亲对他呵斥道：“你害臊不害臊？这么大孩子了，还到处野跑！你爸爸要是在这儿，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可那孩子仍旧连喊带推，到底还是挣脱跑掉了，仍是全身赤裸。
“天哪，那孩子肺活量好大。”一个女人说。
“他应该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另一个女人对孩子母亲说。
明妮刚刚把九双童鞋送给几位马上要离开校园的母亲们。她们要阻止自己的孩子赤着脚跑来跑去，肯定是很困难的，也许，她们根本不该把那当回事。等到了天冷时节，孩子们就会自动穿上鞋子了。我看见男孩子赤脚是不会介意的，不过，他们应该穿上点儿什么遮住羞。我对明妮说：“应该有个规定，禁止六岁以上的孩子当众赤身裸体。”
茹莲一边笑着一边咂舌，朝我们走过来，跟来一群蠓虫儿，开始在我们头顶打转。我们说起马上将被释放的那些男人和孩子们。田中会不会骗我们？明妮肯定地说，他是真诚的，不然他不会亲自来报告这个消息。我们还讨论了怎么去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的难民，那些回去以后无法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女人们。我们学校最近得到了一小笔基金，明妮已经把这钱分给了没有任何谋生手段的几位妇女，每人五六元钱，她们拿去可以用来做点儿小买卖，比如开个洗衣铺子、茶水摊子，或是摆个卖些扇子、肥皂、香烛、铅笔什么的货摊。
要商量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决定到办公室去继续商议。我们坐在校长办公桌边的高背椅子上，开始罗列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们的名单。几天以前，明妮已经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提交了开设暑期学校、招收一百名学员的计划，也就是一个职业培训项目，叫做家庭手工业学校，和我们曾经为当地穷人家庭女孩开设的学手艺的项目类似。明妮把这一计划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因为她不想让我们学校继续充当一个难民营，然而现在看来，显然有更多的人们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必须把这些人都包括进来。经过一番筛选，我们确定下来，有两百多难民将继续留在这里。还需要为她们拿出个教育计划来，使她们有个留在金陵学院的理由。
此外，明妮还同意从已经关闭的大方难民营接过来八十名年轻妇女。这样一来，留在校园里的总共就会有将近三百难民，虽然她们都叫做“学生”。
“哎呀，”明妮说，“这样看来，我们的家庭手工业学校得跟‘民间学校’结合起来了。”
茹莲和我都同意，因为我们还想帮助那些难民妇女学习文化。明妮头脑中的“民间学校”，很像在北欧常见的公共教育项目，她在一九一三年夏天访问过北欧，对丹麦、瑞典、挪威的民间学校印象深刻。那里的人们一年中有几个月去上成人学校，学习科学、文学、艺术和实用技术，不必有成绩好坏或是考试的负担。在那些小国家，人们上那类学校，纯粹是为了提高自己，丰富人生。从那次旅行之后，明妮就经常谈论，如何在我们这个识字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国家采纳那种模式。讽刺的是，现在我们倒有了这样一个机会。
第二天，难民营关闭，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们都要离开。有的人把铺盖卷背在背上，有的用扁担挑着自己的家当。我喜欢她们当中那些强壮的，她们回到村里，会成为好劳力。很多人过来向我们道谢，感谢金陵学院收留了她们六个月，这是一段她们难忘的经历。大约上午十点，一大群人集中在中心楼前，要向明妮道别。她赶快走出去见大家。
一看到她，四百多名在地上坐成一个半圆的妇女、姑娘们一起跪了起来。茹莲一跃而起，用响亮的声音喊道：“一叩头！”
人群一起叩下去，以头磕地。
“再叩头！”茹莲又喊，人群再次磕下去。
“起来，都请起来！”明妮喊道，站在半圆中间，拼命打着手势，她的掌心朝上，十个指头摇动着示意，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她的。霍莉闪到一旁，和我站在一起。我两手交叉在腹前，静静地看着，暗自惊叹茹莲怎么成了她们的首领。
“三叩头！”她又喊道，人群再次叩头。
“茹莲，让她们都起来！”明妮恳求道。
这时人群开始以各种声音一起叫起来：“再见了，大慈大悲的女菩萨！”
“救命恩人魏特林院长万岁！”一个声音喊道。
人群一起喊起来，有些人还摇晃着脑袋。
“我们大慈大悲的女菩萨万岁！”那个声音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次齐声喊起来。
明妮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见路海站在人群最后，满脸笑容，耳朵后边插着一根烟卷，看上去对这一情景十分欣赏。
明妮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人群说道：“好啦，现在都站起来吧，我有话要说。”
大家开始站起身来，有人揉着膝盖，有人扛起铺盖卷。“虽然你们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妮开始讲话，“你们在这里都待了好几个月，成为金陵大家庭的一员。记住我们的座右铭，那就是‘厚生’。从现在起，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一定要怀着金陵的精神，珍视和养育生命，帮助穷人和弱者。你们还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国家的命运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肩上。只要你们不灰心，只要你们人人为中国出一份力，这个国家终会挺过所有苦难，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回来看我们。金陵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她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感情的迸发让她哽咽了。
我走上前，对大家说：“现在，你们都回家，去当一个慈母、贤妻和孝顺女儿吧。大家再见了，上帝保佑你们。”
人群开始散去。明妮走向茹莲，只见茹莲一脸是汗。“你干吗让她们磕头？”明妮问她。
“她们让我带这个头，她们想要表达感激。我还能怎么办？”
霍莉和我走到她俩跟前。“明妮，都结束了，”霍莉说，“你应对得很好。”
“她们弄得我很不自在，我被她们弄成偶像了。”
“好啦好啦，”我大声说，“我们都知道她们热爱你，尊重你。”
“可是她们那样的爱和尊重，应该只表达给上帝。”明妮沉思着说。
“上帝的精神是体现在人类中间的。”我真心实意地说。
霍莉咯咯直笑，一巴掌拍在明妮的肩膀上，说：“大慈大悲的女菩萨，多妙的一个称呼啊。要是她们这么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我会使出浑身能耐来，不辜负这个称呼。”
明妮伸手在霍莉耳朵上拧了一把。“哎哟！”霍莉大叫一声。
“我最不愿意看到她们把神混同于人，”明妮说，“我在做传教的事儿，被称为菩萨是不对的。”
上个星期，娄小姐告诉我们，附近一个八十七岁的瞎眼老妇，夜里像坐在莲花座上那样盘起腿来，对着明妮的相片祈祷，祝愿这位美国院长长命百岁，好能够帮助和保佑穷苦妇女和姑娘。很多中国人无法把神和人截然割裂开。确实，对她们来说，任何人都可能越变越好，最终成为神。
二十三
三十四个男人和少年从模范监狱里被释放的消息，刊登在“自治政府”办的两家报纸上，报道的意图是向国人显示，这个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是不遗余力的。大多数重新团聚的家庭，都要返回乡下他们的老家去了。我们想过为他们开个茶会，可是面对家里男人还没有下落的那六百多妇女们忧心忡忡的面孔，让我们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素芬带着儿子来道别。那孩子瘦得皮包骨，个子矮得不像有十五岁，一张少年的面孔上气色蜡黄，还有几处结了疤的伤，前额上的皱纹拧成一个结。他只是重复了母亲叫他说的话：“谢谢您救了我，魏特林院长。”他似乎惊魂未定，自己说不出个整句子。他目光黯淡，但不停地眨眼，好像是看不清楚。他周围的人又是说又是笑的，他的脸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反应。他上身穿了一件无领短袖白汗衫，上面破了几个洞，下边是一条老长的泥彩短裤，露出来的小腿细得像扫帚把。看到他那双破帆布球鞋都露出了脚指头，明妮立刻给了他一双新布鞋，看上去很合他的脚。他母亲让他接着，他便双手接过来，含含糊糊地说：“太谢谢您了。”看得我心酸，我们都很清楚，他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复元的。母子俩要回他们丹阳那边的乡下老家去，可素芬并不知道他们家的房子还在不在了。
到六月初，所有的难民营都已关闭了，一部分外国人也离开了南京。约翰·马吉已经在中国服务了二十八年，将取道上海返回美国。他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几个月前已经解散，大多数成员都已经走了。他急于要离开这里，因为日本军方仇恨他，特别是仇恨他管理的医院，因为有几位外国记者访问了那家医院，在西方报纸上登出了战争暴行中受害人的照片。当局不知道的是，马吉有一架十六毫米胶片摄影机，他用它拍摄了一些去年十二月里日军暴行的镜头。我们已经把八盘胶片缝进一件大衣里，二月下旬，他的传教士朋友乔治·费奇返回美国的时候，悄悄把它们带出了南京。一旦日本军方知道了这件事，马吉将会遭到拘押，甚至被杀害。六月初，他和田中先生坐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