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第2部分

一边听本顺讲，我一边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





一


“早上好，安玲。”我走近主楼的时候碰上了明妮，她向我问好。主楼是金陵女子学院里最大的一座建筑。我俩接着一起朝吴校长在南山宿舍楼的寓所走去，我们三人已经约好在她那里吃早饭。十一月底的空气有些凛冽，我能看见周围人们嘴边呼出的白气。一大群野鸭嘎嘎叫着向北飞去，一双双翅膀好像一对对小桨在划动，很快它们就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中了。大块大块厚重的乌云，蕴涵着浓浓的雨气，这也意味着，日本轰炸机今天不会来了，所以，尽管天气又阴又冷，人们见面却会打招呼说，“多好的天哪”。一个阴霾的天气，让所有的人都心情好了一些。

吴校长在收拾行李，想挑出学校要紧的文件随身带走。有几个教师也在准备离开，可是很多职工无处可去，他们也在忙着，把食物和值钱的东西收藏好。明妮什么东西也没收拾。作为学院的教务长，她想留下来。她对我说：“我不怕丢什么，豁出去了。”

吴校长兴致勃勃地在等我们。桌上摆着法式面包片，一条黄油在小碟里放着，还有一小瓶果酱和一小罐蛋黄酱。一看到西式早餐，明妮的眼睛发亮了，惊道：“嗬，每天早上稀粥就盐水花生我都吃了几个星期了。你打哪儿弄来的这些好吃的？”

“蒋夫人昨天送我的。”吴校长答道，一边用指尖正了正眼镜。她经常去见第一夫人，因为她们都受过美国教育——蒋夫人读的是卫斯理学院，吴校长是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昆虫学博士学位。她是蒋夫人当会长的战时妇女救济会中的一员，不断地召集各种大小集会，为国军和孤儿院等筹集捐款。吴校长年纪不大，已经是名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又是金陵女子学院首届五位毕业生之一。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所有大学和学院，都必须由中国公民来担任校长，于是她接替了丹尼森夫人，当上了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请坐吧，咱们边吃边谈。”吴校长招呼着我们。她身穿一件黑色丝绸衣服，领口那枚铜纽扣很像一枚大金币。一双眼睛明亮动人，颧骨挺高，虽然将近四十岁了，可她看上去还年轻得很，大概是因为她一直没嫁人，从来没有小孩子和家务负担的原因吧。

我用暖瓶里的开水冲了三杯奶粉，给吴校长和明妮一人一杯。

“谢谢。”明妮边说边在面包片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果酱和蛋黄酱，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要是有加火腿、奶酪和蘑菇的黄油炒蛋就好了。”她的国语略带口音。“真想吃一顿中西部的丰盛早餐啊。”

“我也是，”吴校长说，“好想吃熏咸肉。”

我们都笑了。我喝了一口热奶，味道浓香，有点儿甜。真想省下来给我那两岁的外孙帆帆喝。

我们学校在纽约的董事会刚刚来了指示，要吴校长也跟着最近迁往成都的学校一起到西南大后方去，而明妮·魏特林，按照她自己要求的，作为代理校长留守南京。吴校长要我也留在这里，协助明妮管理学校，我答应了。我们三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保护校园的各种计划。学校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都放进了一个大皮箱，回头送到美国大使馆去。我们担心这些东西会遭到军队的抢劫，那些大兵军纪很差，到了溃败和急眼的时候，就更是无法无天了。

“我听说，大使馆马上要撤退到班乃号上去。”明妮说的班乃号是美国的一艘炮艇。

“没关系，”吴校长摇了摇她的牛奶，喝了一口说，“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保管会比较安全。”

“咱们的现金藏在哪里好呢？”我问她。

我们都明白，很快就没有银行会开门了，而且会发生全面的物资短缺。吴校长微微一笑，建议我们只留一百元在保险柜里，其余的四千多元，藏在只有我和明妮知道的几个不同地方。

明妮问我：“丹尼森夫人的银器也在保险柜里吗？”

“是的，我们把它们放哪儿呢？”我说。

“是很贵重的银器吗？”吴校长问。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

“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说，“很精致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

“把它放进箱子里。”校长说。

明妮简要地对我们介绍了一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这个难民救济会，是由一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的，他们不顾自己国家大使馆的催促，不肯撤离。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区占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一些教会学校最密集的区域，现在这块地方将变成一个中立区，为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些外国人的努力，向他们提供了八万元现款和四十五吨大米和面粉，用以建立难民营。感谢老天，长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里大米充足。不过，车辆却非常短缺，经常被军队随便征用，中立区虽有配给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如果不是委员会的干预，一些撤退的部队还差点儿将储存在下关江岸附近的数百吨大米付之一炬。蒋委员长自己也掏出十万元给委员会，不过到这时刚送来四万。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交涉过，但日本方面没有直接对中立区作出承诺，只是说，皇军将“在与其战事需要不冲突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安全区的中立”。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十五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士组成，大多是传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学教师。主席是五十五岁的约翰·拉贝，他是德国人，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电话系统，为发电厂维护机器，并为我们的几家医院提供了现代化设备。拉贝还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语学校，他把学校连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难民敞开了大门。委员会里没有女性成员，因为很显然她们可能会碰上难以想象的危险，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对面。不过，还是有两名美国妇女参与了救济工作，一个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特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顿——一个兼职的英语播音员。我很喜欢霍莉，她四十岁，是个寡妇，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明妮和霍莉两人都是约翰·马吉牧师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有好几个美国人，既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会的成员。

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

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





二


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蹬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

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

“这办法不错呀。”他说。

“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

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

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