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人和医生护士都到哪里去了？那人摇摇剃光的脑袋说：“我听说他们都走了。”
“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她问。
“这个我可不知道，夫人。他们可能都回家了。你知道日本人，他们的计划每个月都在变。”
我拉拉明妮的袖子。“咱们走吧。”
很多医护人员都是日本人，战争还在进行，他们不可能回国去，更不要说中国的病人了，他们根本无家可归。
我们离开工地，又去了天华孤儿院，想看看莫妮卡知道不知道医院解散的情况，可是，比上次更苍白的莫妮卡，对此也完全不知情，她连医院没影了都没听说，还一个劲儿地向我们道歉。“千万别自责啦。”明妮说。她给莫妮卡留下了一盒核桃酥，这本来是给玉兰带去的，临走时明妮要她对自己的身体多加小心。这次看上去她的病情更重了，两颊下陷，双眼无光，可她还是心情很好，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眉开眼笑，我却担心她很快就无法工作了。
回到学校，明妮给楚医生打了电话，问他现在日军医院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帮我打听打听，病人都到哪儿去了？”她问。
他答应去查一查，明妮还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喝茶。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了，他看上去身体不很好，眼神呆滞，面容消瘦。我给他倒了乌龙茶，又在茶几上放了一碟小麻花。他坐在办公室正屋里的帆布沙发上，说医院的解散一事他查到了，不过，拿不准工作人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们可能被合并到别的医院去了。”
“那么病人呢？”明妮问。
“从一开始就没多少病人。”
“我想知道玉兰去哪里了。”
“让我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放下茶杯，“我听说他们把一些病人送到了满洲去。”
“为什么送到那里？”
“有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战的机构需要用人体做实验。”
“‘细菌战’？太可怕了！他们被送去的地方是个实验中心吗？”明妮问。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细菌战”这个词。
“我了解的也不多。”他回答，“不过我听说，东北那边有一个日军机构，用人体做细菌和病毒实验。他们一直在收集‘人体圆木’，供做实验用。”
“也就是说，送去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了？”明妮问他。
“真抱歉，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玉兰和另外那个疯姑娘死得越早，对她们本人就越好。”
“这个说法太可怕了！”
“她俩都得了性病——据我所知，非常严重。两人实际上被当做了性奴隶。那是一种什么日子？很多中国人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如果活着就是受罪，那还不如结束这条命。我必须说，如果我是她们，早就自杀了。”他盯住我，仿佛在看我是不是想反驳他。我却只想说赞成他的看法。
“可是她们俩头脑都不清楚了。”明妮说。
楚医生没有回答。他在腿上把两手绞在一起，移开了他悲伤的目光，好像对自己的话感到羞耻。明妮又说：“我要请你帮个忙。你能找到那个机构的名称和具体地点吗？”
“你是说，做细菌实验的那个？”
“是的，请你帮我找到。”
“我尽力。”
这次谈话让明妮陷入了更深的抑郁。一连几天她不停地说，如果她早点儿度假回来，说不定会把玉兰给救出来。她认定了，玉兰的遭遇打一开始就有一部分是源于她的过失，要是她留在这里过暑假就好了。她可以搬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住，这样就不必和丹尼森夫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了。明妮责难自己，太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和丢脸不丢脸。她怎么能够因为私人意气之争而误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营救一个女子的性命和保护两所学校！她至少可以给大刘或我写信来，好对学校的情况有所掌握啊。她陷在对自己心胸太狭窄的自责中难以自拔。她该怎么弥补呢？她越想自己的过错，就越对自己感到失望。
她的自责令我不安。不管我怎样努力劝她不要内疚，她都不停地谈论玉兰和我们失去的那些妇女。我觉得明妮有些钻牛角尖了，对她说，就算她当时在这里，可能也根本没有能力救出玉兰——日军怎么会让一个美国女人来横插一杠子？
我知道明妮和大刘关系很密切，可能也对他谈过这些问题。他还是一个星期教她两次古代汉语。可是这些天来他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美燕再一次打算逃出南京，去四川参加国民党部队，或去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延安。美燕憎恨这里的一切，甚至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这里的一草一木，更不用说这里的人了。她把金陵学院称为“耗子洞”。不再去教堂，把《圣经》也扔了，说她看透了，上帝对人类的苦难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她告诉丽雅说，再也不信基督教了，在她看来，基督教就是要削弱人们的抗争意识。大刘曾对女儿寄予厚望，她的头脑像刀锋一般锐利，可是现在，她变得让他越来越痛心。更糟的是，有流言说她开始跟路海眉来眼去，总是在外边待到下半夜才回家。丹尼森夫人已经跟路海谈过话，他答应不再见美燕了，还说他们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什么事儿，可是，人们仍然看到过他俩一起溜出校园。
四十四
九月十八日那天，约翰·埃里森邀请明妮到美国大使馆去吃午餐。她问他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表示欢迎。我们到的时候，埃里森还在开会，但叫人把我们带到餐厅。餐厅里好明亮，宽阔的窗户、螺旋花纹的天花板、黄铜大吊扇，屋角里还有两盆仙人掌。不多会儿埃里森走了进来。
午饭是奶油菠菜和通心粉拌海鲜。我们吃了几分钟后，主人打开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个织锦小盒，把它放在明妮面前。“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埃里森说，朝小盒子摊开巴掌，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
“给我的？”她问。
“对，打开吧。”
她打开盒子。丝绸衬里内，躺着一枚向日葵形状的金色勋章，勋章中心镶嵌着晶莹的蓝玉。“我们中有多少人得到了这样的勋章？”她指着那个金花冠问埃里森。
“只有你和活菩萨约翰·拉贝。”
“霍莉·桑顿也应该得到一枚。”
埃里森咧嘴一笑，露出结实的牙齿。“霍莉可能会在下一批得奖的人里吧。依我所见，路易斯·斯迈思也应该得奖。”
“约翰·马吉也应该得一枚。”明妮加上一句。
我拿起奖章，翻过来看看，明妮的名字刻在背面。与奖章一起还有一张证书，嵌在皮面夹子里。我打开证书，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颁发的一张嘉奖令，表彰她拯救了上万名南京市民的生命。“太好看了。”我说。
埃里森微笑着放下手里的叉子，浑圆的前额闪闪发光。“这奖章叫做采玉勋章，是中华民国政府颁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它有什么意义吗？”我问他。
“它意味着，奖章得主是中国最尊贵的朋友，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居住都受欢迎。”
我对明妮说：“恭喜你！”
“我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换了我们中的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那么做的。”
埃里森接着说：“我希望你们两位对奖章这事不要声张。战争没有结束之前，这件事千万不要公开。”
“好的，我不会透露出去的。”我说。
“你觉得战争会很快结束吗？”明妮问他。
“我想不会。俄国刚刚入侵了波兰。欧洲的形势看来十分险恶，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俄国的入侵，以前倒是知道，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西部。我们惊骇不已，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窗外的蝉鸣高一阵，低一阵。大街上一头驴叫起来，还气急败坏地甩动着挽铃。“人们这是疯了还是怎么了。”明妮叹息道。
“为什么邪恶总是占上风呢？”我说。
“我们每天都为和平祈祷，”她接着说，“显然祷告不管用。”
“欧洲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埃里森说，“我担心会有一场世界大战。”
“斯大林会怎么样？”明妮问。
“他跟希特勒狼狈为奸。”
饭桌上我们也谈到中国的形势，入侵的日军似乎已经陷入了泥潭，然而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去年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试图以这种办法来阻止日本部队的前进；蒋委员长仍被这个丑闻所困。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共计八十万平民死于水灾，用任何军事计划的名义也无法为此辩护。更愚蠢的是，国民政府对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征那么高的税，完全不顾他们已经陷于干旱造成的饥荒中。有报道说，由于付不起沉重的赋税，乡下有人开始拥护日本人了。
饭后，埃里森拥抱了我们一下，爬上铺了地毯的楼梯去三楼开会了。我们步行回金陵学院，一路谈着前途未卜的欧洲。德国和俄国入侵波兰，使欧洲的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知道丹尼森夫人计划了明年夏天访问德国，她也许不得不取消她的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我逗明妮说，她现在最好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她的勋章吧，不然可能会被人偷走呢。
“要是能卖的话我会把它卖掉。”她说，“如果丹尼森夫人听说了，会嫉妒得发疯。”
“那是一定的，必须得保密。”
这个话题让明妮感到不快，她话锋一转，谈起我们在秋季必须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比如为两个学校储存足够的大米和燃料，为周围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冬衣和鞋子。
第一场霜冻之前，我们得购买大量蔬菜，让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们腌制起来。我们还得组织她们缝棉被和棉衣棉裤。我得多弄些煤来，因为丹尼森夫人有指示，一棵树也不得再砍。如果需要，我们将雇人来看守，防止偷伐。她说长成一棵树要很多年，而砍倒一棵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应当保护它们。
为了买到煤，我找了几家煤场，结果都没弄成，因为除了供应管制，日本人还把开采出来的大量原煤直接运回日本。一连几个星期，我见到的煤商都告诉我，他们只能零售，一次两三百斤。我估计，他们这么卖一定是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
一个月后，我终于弄到十二吨无烟煤。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办公室冬天里可以取暖了。
楚医生给明妮捎来了信，说日本实施细菌战研究计划的部队代号叫七三一部队，领头的是石井四郎少将，尊称“博士将军”。七三一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城南的平房区。不少外国人，像俄国人、朝鲜人，也被囚禁在那里，被用做活体实验的标本。由于这一研究项目属于最高机密，楚医生让本顺把信直接带到金陵学院，并叮嘱他，如果在路上被日本人扣留，一定要把信毁掉，吞到肚子里或全部撕碎。他还嘱咐明妮，看完以后一定要烧毁，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信的内容。明妮看了两遍，然后给我看了，因为她想听听我的意见。等我读完，她划了根火柴，把信烧掉了。一连几天，她都在考虑亲自去一趟东北，幻想着她的造访可以把玉兰从那里救出来。这些想法明妮对谁也没说，只告诉了我。
我激烈地反对她的打算。“你这是发疯了，”我对她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你出现在那里，会给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极大的危险。”
“怎么会呢？”
“日本人会把你也关起来，你不说出来是怎么知道他们秘密计划的，他们就不放你走。其实，他们也许会直接把你杀掉灭口，除掉见证人。”
“我不在乎自己会怎么样。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我该死，我就死好了。但你不觉得，我到了那里可能有助于把玉兰救出来吗？”
我摇头叹息。“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你是钻进牛角尖了。我们连玉兰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一旦他们把她弄进去，她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那我就这么放弃了？”
“不放弃你还能怎么办？而且，你必须考虑你这一去的后果。学校里找不见你，会引起种种猜测，各式各样的谣言会满天飞。更糟的是，就算你运气好能够回来，丹尼森夫人也一定饶不了你。你这么一走，只会造成丑闻。”
明妮终于明白了我这番话的逻辑，所以她同意打消这一计划。可是关于救玉兰的念头却一直在吞噬着她。她情不自禁地想象其他营救她的可能性，并经常和我商量这些办法。“你别走火入魔了，”我提醒她，“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忘记，才能继续活下去。”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断地折磨自己，身边一没旁人，她就忍不住要跟我谈玉兰。
四十五
杨爱凤暑假之后一直没回来，虽然秋季新学期都开学三个月了。七月份以来，就再没人得到过她的音讯。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消息说，她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了。十一月初，丹尼森夫人终于收到了爱凤的信，说她本人倒没事，但她的未婚夫，原是北京的一个记者，现在被关押在天津，日本宪兵说他“从事间谍活动”。她说他根本不是间谍，这其中一定有误传、误解，或是遭到某些中国人的陷害。她暂时还必须留在那边，为营救他奔走，不过她许诺，他一旦获释，她立刻就返回南京。丹尼森夫人摇着亚麻色头发的脑袋，对我们说：“爱凤是个聪明人，很有办法，她会平安的。”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倒是并不缺她来教课。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吴校长的来信，她很高兴家庭手工艺学校减少了人数。她一定认为这是向恢复大学迈进的一步。
自从暑假回来，明妮一直感到很容易疲倦。有时候，她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有一次还误了跟《芝加哥论坛报》一位记者的会见。每个星期一早上，她会把一周日程交给大刘一份，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向她提醒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安排。
到我们学校参观的日本人也多起来。大多数是平民，有些是基督教徒，有一位参观者甚至把他的孩子都带来了。来访的人中间，有一位叫与口的，四十岁左右，微微有些驼背，脸儿尖瘦，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他来得很勤，一有机会就跟我们攀谈。他在满洲居住了不止十年，中国话带有东北的口音。一开始，他不肯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