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得很勤，一有机会就跟我们攀谈。他在满洲居住了不止十年，中国话带有东北的口音。一开始，他不肯相信我们告诉他的那些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但明妮带他去见了家庭手工艺学校的一些妇女，让他跟她们去谈。她们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使他逐渐相信起来。在她们情不自禁痛哭说不下去时，他甚至还对她们鞠躬道歉。
一天下午，与口对我们说：“军队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他们的人，要确保他们的供给。我可以肯定，不会再发生放火强奸和虐杀的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他。
“有位军官告诉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每次军队占领一座城市，在军人之前会派宪兵先进驻。而且，军官们都接到命令，要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部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两年前那样，对着老百姓发泄怒气了。你看，军队在想办法防止野蛮行为。”
这话听起来滑稽——与口是个平民，却试图为皇军辩护。
明妮说：“你认为他们能够一下子刹住暴力吗？”看他一脸惶惑，皱起来的脑门上也现出两道竖纹，明妮又补充说，“那些暴行会烙刻在受害人脑海中很多很多年。那是一些不能被轻易忘掉的东西。就像爱收获爱一样，仇恨也会种下仇恨。”
与口脸红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从来没从那个角度想过。”
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他想在家庭手工艺学校订购三件棉袍，好送给他的孩子们当圣诞礼物。这事情我替他安排了，不过我没告诉做针线活儿的妇女们是谁要的，我担心，一旦知道是给一个日本家庭做棉袍，她们会拒绝做这桩活儿的。
我和明妮很高兴看到与口的转变。这更加让她确信，只有通过在日本的基督教徒，才能说服日本民众看到战争的罪恶，才能实现和平。与口把其他日本基督教徒带到金陵学院来参观，他们对学院的教学楼、图书馆和花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妮对他们说：“春天再来吧，到那时候，我们的校园就像一个美丽的公园。事实上，我刚到这里来工作时，就想好了，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与口建议金陵学院派人到日本去，给那边的基督教徒讲一讲南京发生的事，这样对增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了解，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主意让我们惊叹，不过明妮并没有当场答复。等与口走后，我们商议了这个建议。我坦白地说：“要不是我的孙子和儿媳都在那边，你就是砍断我的两条腿，我也不会跨进那个国家一步的。”
“你是说你不想去？”明妮问道。
“我当然想去。如果知道他们的地址，我真想见见盈子和阿真。”
“那么，我们就让你来当这个代表团的领队。”
明妮还问了爱丽丝，看看中国人在日本旅行是不是安全。“那是不成问题的，”爱丽丝很肯定，“那里的日本人跟这里的日本兵完全不一样。”
受到爱丽丝的鼓励，明妮又找到瑟尔·贝德士。三年前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一个夏天，很喜欢那个国家，尽管他一直在记录日本的战争罪行，还揭露他们操纵毒品交易，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搞垮中国人。眼下他在南京大学任职，负责掌管学校的房地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能够顺利地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打交道。瑟尔认为到日本去一次是个好主意，并补充说，如果去的中国人能够在日本的神学院和大学里做些演讲，也许会更有成效。不过对于我们能不能得到旅行许可，他没法确定，因为日本军方有意掩盖南京暴行的真相，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所以，他们也许会拒绝让南京市民去日本。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宣传为“圣战”，是一场由天皇亲自统帅、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
令明妮惊讶的是，年轻的中国员工很热烈地赞同这个建议，乐意去做一次传播真相、增进了解的旅行。姗娜和茹莲对有机会访问日本十分兴奋，她俩的英语都说得不错，是跟我同行的合适人选。与口再一次来造访时，我和明妮便同他一道商议了这件事。他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旅行许可的问题，我们会去设法弄到，我们在大使馆里有人。你不是认识田中先生吗？”
“认识，他比别的人好得多。”明妮回答，不过我们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田中是个基督徒，这话别往外说。”与口瘦骨嶙峋的手放在一个大包裹上，那是长崎一个教会的幼儿园送给金陵学院幼儿园的礼物。他今天就是送礼物来的。
“哎呀，怪不得田中帮了这么多忙。”我说，“一定的，他的事我们当然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说。”
我们又商量从哪里筹来旅费。与口说他可以向一个基督教协会申请些钱来，不过那些钱可能不够全程费用。明妮对他说，她也会去找些基金。“我们暂且说定，”她说，“我们各自负责一半开销吧。”
“可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觉得金陵学院应该资助这次旅行，我们此时还有些活钱。我们把想法报告给丹尼森夫人，先没提起我也参加，她却一口回绝：“不行，咱们一分钱也不会出的。要是姗娜和茹莲想到日本去访问，她们就应该自己掏腰包，要么就是日本方面负担开销。我们的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恢复大学上。”
“我也想跟她们一起去。”我突然脱口而出。
老太太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事？这里边有你什么事？”
“我想看看那个国家什么样，”我嗫嚅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又不是军官。”
明妮说：“茹莲和姗娜都是你的学生，丹尼森夫人。”她一定是以为自己同年轻员工们的密切交往，让老太太反感了。
“所以我才不会对她们有偏心。”老太太回答。
“咱们现在有不少现款，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资助这样的旅行？”明妮说。
“别忘了，我们都说好过，要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在学院的重建上。”
“她们对日本的访问，会有助于增进交流，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加强相互理解。对于实现和平，那才是更有意义、更为必要。另外，我们的代表团还会找到与那边教会建立联系的渠道，从长远来看，能够直接和日本联络，只会巩固我们学校的地位。换句话说，这同样是在重建金陵学院。”
“我就是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造成的破坏够大的了。我也要警告你，不要过多地跟他们搅合到一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道。
“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敌人。如果你和他们太过亲密，是会在我们同事中间引起不满的，会让我们遭到质疑。你在接待日本人来访的问题上，需要更加谨慎才是。”
“这真够荒唐。”明妮将手向上一挥，“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中国，只为他们的利益工作。”
“那么你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恢复学院上。这是我们能对这个国家做的最好的事情。”
“你太执迷于恢复学院了。”
“坦率地说，你缺乏的正是执迷。你总是想得到所有人的赞扬，但是你不明白，没有哪个人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高兴的。更糟的是，你根本没做成什么事——一天到晚瞎忙。”
“你是说，我没有效率？”
“而且还不称职。”老太太眼睛里火星直冒，脸上却毫无表情。
恰在这时候，本顺出现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怎么，你有什么事？”丹尼森夫人问他。
“与口先生要见魏特林小姐。”
明妮瞥了一眼老太太冷笑的面孔，还是站起身来，走出去见客人。我想应该跟着她出去，但又忍住了。丹尼森夫人似乎事前就知道我们的旅行计划，现在是有意要阻止。战争之前她去过日本，对那里印象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那里干净、迷人、井然有序。”而且，她对思想和信息的交流是赞同的，所以她总是鼓励大家在暑假期间多到其他国家访问，甚至，在她当政那阵子，还为此目的拿出过专款呢。为什么她对这次旅行抱有这样的敌意？看样子她决心已定，不论明妮打算做什么，她都叫它搁浅。
我大失所望，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我的孙子阿真。
最后，丹尼森夫人终于开口了：“这里没法再留明妮·魏特林了，她已经成为咱们的障碍。”
这话让我震惊。我把老校长的话告诉了明妮，她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下一步该是什么？你说她还可能怎么样？”
“我看不出来。”我说，“不过，你不要惹她。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耐心等到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
“好吧，我尽量保持冷静。”
尽管不太情愿，明妮还是力争与丹尼森夫人和解。不论好歹，在吴校长从成都返回之前，她俩还是要一道工作，我们学校可不能因为她们的矛盾而分成两半。明妮还说，她觉得跟老太太吵架实在有失身份。确实，在大家眼里明妮就像个圣人，是慈悲女神，她不能因为琐碎的争吵而有损自己的形象。
我们没有阻止与口去为我和茹莲、姗娜申请旅行许可。明妮说，必要时她会为我们筹款。目前圣诞节快到了，事情太多。如果我们要去日本，也只是明年暑假的事情。
四十六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大刘来到校长办公室，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美燕跟着路海跑了！”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并不想搅乱你过节，明妮，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好找人顶替路海扔下的工作。”
“天哪！你是说他俩私奔了？”明妮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像不像两口子。显然是路海把她带坏了。这孩子自从被日本人抓去之后，状况就一直糟糕透了。”
“她精神上一定受了创伤。”
“她也够可气的，她一直在说，中国如果想打败日本的话，就得来一场革命。”大刘的脸扭曲了，像是在忍住胃疼。
“你看她真的是喜欢路海吗？”我问。
“我看不出来，不过她自己说，他们只是朋友。路海一定跟抗日队伍有联系。谁能想象他连家小都不要了？我只希望他对美燕好一些，可那人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你会出去找他们吗？”明妮说。
“我到哪里去找？她也不小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路海的家里一定塌了天。”明妮转头对我说，“我们要不要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做点儿什么？”
“也许应该。”我说。
门开了，唐娜走进来，拿着一封信。“明妮，”她气喘吁吁，“给你的信。”
“谁来的？”明妮接过来。
“一个男孩子交给我的，说是本顺要他给你的，本顺跟着路海走了。男孩子托我立刻把信交给你。”
“你是说本顺也跑了？”我问唐娜，只见她的脸通红。
“看样子是跑了。”
明妮展开黄色信纸，看到信是路海用英文写的。我知道他经常翻阅《字林西报》等英文报纸，但我从没听他讲过英语，也弄不清他看不看得懂。也许他用字母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中国同事看不懂内容。不管怎样，明妮把信读给我们听：
亲爱的魏特林院长：
美燕、本顺和我决定逃出南京。我们想参军，为保卫祖国而战，所以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家庭。要是国家亡了，我们的小家也不会安宁，我们个人的成功也毫无意义。请您不要麻烦自己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使用化名。但我要请求您帮我个忙——请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没法替他们做了。总有一天，我会像一个战士、一个英雄那样凯旋。发自内心地感谢您！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好心。
唐娜放声大笑，“这算是什么胡言乱语？”她嗤之以鼻，“一个男人，抛弃了太太和孩子们，还以为国牺牲来做借口。”
“这个无赖真无耻。”大刘愤愤地说。
“这信怪怪的。”明妮应声说，“为什么本顺也跟他们跑了呢？”
“那孩子恨日本人。”我说。
“你们觉得他们会去哪里？”明妮问。
“我不知道，”大刘回答。“我希望他们不是去投奔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美燕说只要她能离开南京，参加什么样的抗日部队她都无所谓。”
“可是为什么他们三人要一起逃呢？”我说。
“路海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因为他老婆是他父母给包办的。”大刘回答。
唐娜嗤笑，略显肉多的脸上泛着光。“所以，解决婚姻麻烦的高招就是去打侵略者。”
“别这样，唐娜，”明妮制止她，“别这么冷嘲热讽的。我觉得路海出逃不是因为想摆脱家庭，他不是那种人。”
“没错，”我也赞同，“他想去打日本，美燕和本顺也一定是这样。”
我们一致同意，不管怎样，应该去帮一下路海的妻子。于是明妮和我去见了丹尼森夫人，简单向她报告了一下几人逃走的事情。让我们大松一口气的是，老太太提出来，金陵学院拿出一百元，送给路海的妻子福婉，然后劝她回乡下老家去。我俩都觉得这是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个浑小子！”丹尼森夫人说的是本顺，“他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就跑了。”
我没费什么劲儿，就说服了福婉回她父母家去。可怜的女人，眼睛都哭肿了，说她反正也受不了城里的日子了——如果她再待下去，两个小儿子也可能长成他们父亲那样的坏人了。再说，南京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经常让她感到灰心丧气，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回到乡下去。
不料，一个星期后，路海的父亲从沈阳来接他的两个孙子。他是个修长的人，长着一对浓眉。他说，谁也不能把他孙子跟他们老两口分开。福婉就带着孩子悄悄地跟他走了，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丹尼森夫人好后悔，那么轻易地就给出去了一百元。
经过老太太同意，明妮把路海留下来的商务经理一职给了大刘，但是大刘不肯接受，说他还是愿意去教书。他当老师的口碑很好，过去是语言学校的教员，可惜那所学校早就停办了。因为南京城现在的外国教授和外交官多了起来，他若出去教汉语，可以比他现在每月五十元的薪水挣得要多，何况我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