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现在的外国教授和外交官多了起来，他若出去教汉语，可以比他现在每月五十元的薪水挣得要多，何况我们现在全都只能领取正常薪水的百分之八十。几天后，他告诉明妮，他还是继续当金陵学院的中文秘书，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更有意义，全家人住在校园里也比较安全，我们这才大松了一口气。经理助理容先生被提升，接替了路海留下的位置。
新年之后，路海的一个叫伯仁的朋友，来拜访丹尼森夫人和明妮。这位脖子粗粗的汉子就住在附近，对金陵学院和本地传教人士一直怀有敌意，曾经常来看望路海。伯仁作为一个社区领袖一类的人物，在本地人中间很受尊重，对传教工作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传教这事在中国造成了混乱。他很讨厌娄小姐，指责她老在拍外国人的马屁，和我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可是，这次在校长办公室落了座之后，他便笑容满面，我用一把红泥茶壶给他倒了茶，他居然向我道谢。他告诉我们，南京的陷落使他改变了态度，因为在他去湖南照料卧床不起的老母亲期间，他全家七口受到金陵学院的庇护，在这里住了四个月之久。他家那三百年的老屋，被日本人烧毁了，他那些古董家具，有一大半在他院子当中被付之一炬。现在他想卖给我们学校一块地，因为需要现金。他的狗咬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脚跟儿，给主人闯下了大祸。咬得其实一点儿也不严重，只在脚上留下两个小洞，可是日本宪兵传讯了伯仁，他答应杀掉那狗给他们吃肉，可他们还是把他痛打了一顿。“我把什么都给那帮畜生了，包括狗皮，”伯仁说，“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说我把一个士兵弄残疾了，必须承担全部后果。”
“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说。
“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让我花些钱去安抚一下日本人。可我手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这年月所有的人手头都没活钱。我一个邻居在一家工厂上班，薪水就是锅和勺子，因为他们没法把产品运出南京，每天晚上他都得进城沿街叫卖这些东西。若是你们学校肯从我手里买一块地，你们就是救了我和我一家子的命。”
这真让人意外，丹尼森夫人和明妮都动了心。建校之初，老校长想从伯仁的父亲手上买一块地，结果无功而返。现在这事很可能是个好机会，不过，丹尼森夫人和明妮打算先去看看那地方再作决定。
四十七
几天之后，我们去了金陵学院的西南端，去看伯仁要卖给我们的那块地。苹果树、梨树都很粗壮，尽管树枝上的叶子都已掉光，果园深处，几只乌鸦在拼命地呱呱直叫。老廖出现了，用独轮手推车推着一车砖头。就连在这样寒冷的冬日里，老花匠干活也没停手。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闲散，是个典型的农民。丹尼森夫人指着他用砖头新铺起来的一条小径说：“真不错。”他笑着没说话，然后又向明妮点点头。
伯仁要卖的那块地高低不平，长满了荆棘，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必须先平整地面之后才能使用，而且它和金陵学院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溪，所以，要想把它并入校园不太容易，除非那一段溪流也归我们学校。丹尼森夫人皱起眉毛，外眼角也垂下去了。我看得出来，她心存顾虑。
“我们得跟董事们商量一下，很快会给你答复。”丹尼森夫人这么告诉伯仁。
“当然，不必太急。”他说。
当丹尼森夫人和明妮两人一起商量起这块地时，丹尼森夫人反对购买，说那只是几亩荒地。其实，那片地足有七亩，只要半价四百元。尽管地面不平，又跟校园隔开，明妮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她对丹尼森夫人说：“咱们回头再从从容容地盘算怎么使用这块地，先把它拿到手。”
“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要买任何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有这笔钱。”
“那也得省着花。整修工程要花不少钱，你不知道哪里就得增加额外的开销。”
“请再考虑一下：只要四百元，多便宜啊！”
“不，我不想要。”
“我是代理校长，我的意见完全不算数吗？”
“这个嘛，我不必非听你的意见。”
“你忘了当初为一小片儿地跟些地主讨价还价有多费劲儿了？”
“那是当初，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先对付当务之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目光短浅了？”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机会难得吗？为了将来的发展，我们需要大片的土地。”
“我不想现在就把钱花掉。”
“那可不是你的钱。”
“也不是你的。要是你那么喜欢那块破地，你自己买去好了。”
丹尼森夫人最后这句话点醒了明妮，她要自己买下那块地。她来和我商量这事。她是打算在这里度过自己后半生的，可以在潺潺的小溪边上给自己盖一所家园嘛。从那里可以看到很大一片校园，同时又可以享受安宁和清静。要是学校将来给她建一座洋房，那块地也完全不会浪费——她可以把它捐给金陵学院，或是在上面建一所小型的平民学校。从去年冬天开始，她一个月能拿到一百元薪水，现在已经攒下一千一百元了，自己盖房子是少了些，但她还会继续攒的，可以先把地买下来。
她的盘算很有道理，我赞成她买下地来。用这么低的价格买下来，她什么时候想卖都可以卖掉，赚回本钱。三天后，我们找到伯仁，买下了那块地。他十分高兴，明妮告诉他，这地她是给自己买的，他听了甚至管明妮叫“散财女菩萨”。这话又让她不安起来，“请你别这么叫我。”她说。不过，他只是嘻嘻一笑，露出板牙。
四十八
莫妮卡·巴克利在二月初去世了，所有的传教会，不管是哪个教派的，都来到石鼓路大教堂参加她的葬礼。教堂正厅是圆拱形屋顶，彩绘的玻璃窗又高又窄，伸向穹顶，玻璃的色彩像孔雀的羽毛一般五彩缤纷。出席葬礼的还有二百多中国人。
韦牧师主持了仪式。大家起立，一起唱了赞美诗《平安殿宇》。然后，丹尼尔·柯克牧师朗读了《圣经》中的《诗篇》第二十三章。明妮被庄严、宁静的诗句深深感动了，她说以前从来没觉得这诗句那么令人肃然起敬。接着，莫妮卡的几位朋友先后走上摆满蜡梅的讲坛，娓娓叙说对她的颂扬和追忆。其中一个是爱丽丝，她和已故的女人尽管属于不同教派，却都是在安徽一起开始传教生涯的。她告诉大家，莫妮卡常常怀念她在宾夕法尼亚老家的田园风光，但她永远仰望着上帝的殿堂，那是她真正的家，因为她相信，我们实际上都是地球的外乡人或过客。爱丽丝之后，一个头发花白、两腮下陷的高个子美国人发了言，他说认识莫妮卡快二十年了，她虽然外表无精打采，却富有幽默感，记忆力超群。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给孩子们听。有一次，他给大家讲了一段童年的趣事，说的是一个人喝醉了，用自己的厚呢子外套换了一条小鲇鱼。几个星期之后，他听见莫妮卡把这个故事讲给一群小女孩听，却加上了一个更为夸张的戏剧化结尾：那人用两匹骡子和马车，换了一条鲑鱼，所以现在他再也不能回家了，就露天睡在大雪里，他几乎冻死了，冻掉了两根指头。原来，在他讲这段逸事时，莫妮卡在隔壁屋里无意间听到了。“现在，”那人最后说，“我希望她正在天堂里，优雅自如地把她所创造出来的所有笑话和故事，讲给天使们听，供大家开心。”
这话引来外国人一片笑声，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吭声，觉得莫名其妙。是啊，葬礼是一个寄托哀思的肃穆场合，那些外国人怎么能说些俏皮话，还捧腹大笑呢？
追忆之后，瑟尔走上了讲坛。他容光焕发，新刮的胡子，头发向后梳得溜光，做了追念莫妮卡的布道，题目是“基督徒在战争时期的职责”。他用中文讲到日本对亚洲一些国家的并吞，讲到日军的残暴。我知道，因为他那些关于日本开发毒品生意的文章，日本人一直在监视他，还要求他交出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包括南京陷落之后一个星期内，日本士兵在国际安全区内犯下的杀人、强奸、纵火案件的九百份记录，可他告诉他们，所有文件已经都被爱德华·施佩林带回科隆了。瑟尔谈到欧洲的形势，他说：“面临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基督教徒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必须力争和平，反对战争。两年前，南京陷落的时候，在座的有些人正在南京，亲眼看到了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把人类放入战争的极端环境里，他们可以比野兽还要凶恶，可以不讲任何法则，释放出所有的邪恶。战争是我们人类能产生出的最具毁灭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全力防止战争。
“可是，如果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有些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确实有一些战争可以被称为正义战争。比如，如果人们拿起武器，抵抗外国侵略者，我们能责备他们吗？我们应该劝阻他们与民族敌人作战吗？当然不应该。所以，这些国家里的基督教徒应该和其他公民一同作战，履行基督教徒的职责，应当同他们争取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至于那些侵略国家里的基督教徒，他们应当做的是起来反对战争，尽自己最大力量去争取和平。”
听到瑟尔这么说，我可以断定，从现在起日本人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但他一定已经习惯于跟他们交锋了。
瑟尔最后说：“至于那些没有卷进战争的国家里的基督教徒，比如你们当中的美国人，我们必须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就像我们已故的莫妮卡姐妹为南京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所做的那样。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该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
听众们喜欢他的布道，尤其是中国人。瑟尔的话音刚落，有几个人就鼓起掌来，马上又停住了，意识到这不是鼓掌的场合。
韦牧师做了结束祷告，恳求上帝接受莫妮卡的灵魂，赐予她永生的快乐。接着，人们唱了《求赐太平歌》。
葬礼过后，明妮说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享有类似的仪式。它充满了温暖和庄严，仿佛我们刚刚聚首于莫妮卡的葬礼，是为了祝福她灵魂升天。那位故去的女人，现在一定安宁了。
第二天早上，娄小姐来到校长办公室——邻里的一些家庭断了粮，孩子们都在饿肚子。我从里屋走出来见她。明妮坐在椅子里，桌上放着没写完的学生奖学金报告，哈欠连连。“对不起，”她说着用巴掌捂住了嘴，“我最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就睡着了。眼睛疼得直跳，看东西都是重影。”她最近经常打趣说自己看上去像六十，但感觉像八十。
“你工作太拼命了，”娄小姐说，“你需要休个长假。”
“就是，你欠自己一个长假。”我表示同意。
“夏天我应该休假，不过不太可能，我脱不开身。”明妮说，“我得留在学校里照料好多事情。娄小姐，我们该为那些没饭吃的人家做点儿什么？起码保证他们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像样的年饭。”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还想看看你们学校有没有多余的被子。昨天下午，有个妇女丢了她唯一的一床被子——被溜进她家的窃贼给偷走了。她丈夫失踪了，她又病得太厉害，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总共十元钱，都缝进被子里了，这不，钱也没了。”
明妮转向我：“我们还有大米可以分出一些来吗？”
“有的。”我回答。去年秋季，我以二十五元一担的价格买了十一马车大米，这只是现在价格的三分之二，所以我们可以分出一些给穷人，“不过我们去年秋天做好的被子可能全都送人了。”我说。“我得去找找看。”
我们来到主宿舍楼，发现没有多余的被子了。于是明妮就转到自己家里，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来。“把这个拿去。”她对娄小姐说。
“你自己还有被子吗？”娄小姐问道。
“我有鸭绒被，还有一条厚毯子。”
娄小姐高兴地告辞了，说她明天会推个独轮车来取大米。
四十九
三月中旬，与口通知我们，田中先生没法替我们三人弄到旅行证了，因为负责发放证件的官员，那位田中的同乡，离开了南京。而且，官方不鼓励本地居民，尤其是基督教徒，访问日本。这次旅行的取消，令我大失所望，也让我的脾气变得暴躁了，我对姗娜和茹莲的反感再次加剧起来。如果她们惹烦了我，我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们几句，出出气。我知道她们背后在说我的坏话，但是我才不在乎呢。明妮说，有时候我是故意找碴跟她们吵架。这话也许不假，但她并不了解关键的原因：我心里窝着火，因为取消行程，把我到日本看孙子的希望打碎了。
茹莲大体上还过得去，但我发现姗娜让人难以忍受。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养成了铺张的习惯。每个周末她都去下馆子，回来就炫耀她在城里的餐馆吃过的饭菜。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听见她在对一群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大谈一家叫“大阪亭”的日本餐馆。“信不信由你，”她说，“我第一次吃寿司时，光想吐，那滋味就像嘴里含了条肉虫子，尤其是金枪鱼做的寿司。可是我朋友鼓动我接着吃，很快我就喜欢上寿司了。现在，什么样的寿司我都吃，最喜欢鳝鱼的。”
“老天哪，就是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吃生鱼。”一个矮个子女人说。
“其实生鱼更有营养。”姗娜答道。
“好邪乎啊。”一个纤柔苗条的女子说。
“你不相信我吗？”
铃声响了，女人们都回教室去了。等大家全走开以后，我对姗娜说：“你不应该在她们面前夸耀什么日本美食。”
她拉长了脸。“是她们先问我的。”
“可你不该给日本饭馆当推销员。”我边说边火气上升。
“您猜怎么着？那饭馆是中国兄弟俩开的。”她的蒜头鼻子翕动着，眼睛却避免直视我的脸。
“那又怎么样？你太过分了。南京城里多少人在饿肚子？你却在吹嘘什么生海鲜！”
“这不干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