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第33部分

“您猜怎么着？那饭馆是中国兄弟俩开的。”她的蒜头鼻子翕动着，眼睛却避免直视我的脸。

“那又怎么样？你太过分了。南京城里多少人在饿肚子？你却在吹嘘什么生海鲜！”

“这不干你的事。”

“不许你在大家面前显出一副贱相，这就是我的事！”

“神经病！”她转过身大步走开了，两手插在法兰绒上衣的口袋里。

这类的争吵经常在我俩之间发生——我无法容忍她的挥霍和愚蠢。她一越界，我就痛加回击，不过我通常还是不当着别人的面说她。

接着，一天下午，姗娜来见明妮，说她决定立即辞职。明妮吃了一惊：从来没有见过哪位校长在学期结束前辞职，可是不管她怎么劝，姗娜坚决不改初衷。我在办公室里间听见她说：“我受不了这些了，我家人也要我回去。”她说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想要她回上海去。

明妮一筹莫展。姗娜两天后离开了，明妮只好自己来接管家庭手工艺学校的行政这一摊子。唐娜虽然是中学的校长，可是她不懂中文，连女生们在登记表上的名字也看不懂，所以需要别人帮她很多忙。明妮的工作量大增，只好每天加班，经常到凌晨才能睡觉。

这种情况不能再拖下去。要是爱凤能回来就好了，可她的未婚夫还关在天津的监狱里，她不能半路离开，那会使得营救他的各种努力都前功尽弃。丹尼森夫人来找明妮，商量着怎么才能把姗娜再请回来。老太太也很担心，眼看着明妮一个人怎么也处理不过来那么多事务。丹尼森夫人想帮一把，但是管账和房屋整修的事情就让她喘不过气了。我几乎一声也没吭，只是听她们说。经过权衡利弊，两个负责人决定派爱丽丝代表金陵学院去上海，恳求姗娜回来。“我们早应该多培养些领导人才。”丹尼森夫人叹气道。

事实上，金陵学院有不少毕业生在中国各地当中学校长，不过她们谁也不会回到日本占领的南京来工作。丹尼森夫人一走，我就冲着明妮说：“你不应该提那个建议！”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不应该派爱丽丝到上海去求姗娜回来。你这样做，那个无礼的女人就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我们这里需要她。”

“那好吧，要是这样，等这个学期结束了，我走。”

“行啦，安玲，我知道你不高兴，也很沮丧。这里的每个人都面对压力，都有碰不得的神经，可我们还得一道工作，共渡难关，防止这里沦落成精神病院。”

“我走定了，别说我没提前通知你。”我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没把我的话当真。她明白我是不可能辞职的，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校园里，我在别的地方大概没法找到安全的住所。她经常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是个只在外表严厉的人。她认为中国最大的障碍不是战争，不是腐败，而是所谓的脸面——每个人都生怕丢脸，谁都不愿意让步，结果，很多能量和时间都浪费在琐事上了，这一点让她痛心疾首。为此她很同情蒋介石，他得不断地顾及自己的和别人的脸面。

四天后，爱丽丝只身从上海回来了，她没能劝回姗娜，不过她在上海见到吴校长了。吴校长是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到新德里去参加一个会议，路经上海。吴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委婉地批评了我，要求我帮助明妮把校园里的一切打理好。至于丹尼森夫人，她说我们应该迁就她一些，避免任何冲突。明妮去找了茹莲，请求她暂时接替一部分姗娜留下的工作。茹莲答应了，并且保证不会再跟我争吵了。她和明妮便一起来管理家庭手工艺学校。

我对自己造成的麻烦感到懊悔，对明妮说，我再不发脾气了。

丹尼森夫人对失去了姗娜也感到烦心。尽管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老太太明白我们必须把这一学年坚持下来。为了安抚大家，她在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邀请了全体教师和大部分员工。

明妮比大家到得晚一些，因为要陪几个来访者参观一堂做松花蛋的课。在伊娃的客厅里，挂着一幅长长的横轴书法，上面写着：“治家有方”。这在以前的房里没有见过，是丹尼森夫人挂上去的。中国教师们都称赞那横幅上的书法，有人啧啧连声：“劲若虬枝，逸如流云！”另一个人应和：“气派啊，大师风范！”大多数人以为那是孔夫子的语录，因为孔夫子也有过“修身、齐家、治国”一类的教诲，但我知道，那句话是从《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把你的家整顿妥当”衍变来的，不过我没吱声。

大家享用了自助晚餐，我感到心平气和了，便与茹莲聊了好一阵。我们还吃着苹果和蜜枣这些饭后甜点，这时，唐娜拿出来了一大堆刚收到的寄给金陵学院的信件。她一封封地拆开，给全屋子的人念了信中内容。大多数信是对救济工作感兴趣的人写来的，表达了钦佩之情和良好祝愿。有几封询问中国传教的情况，有一封是美国新泽西州坎登镇的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写来的，让大伙儿动容。写信人名叫梅根·斯蒂文斯，她听到明妮的事迹，说明妮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还说，她要学会速记，提高打字水平，因为她梦想有一天当上明妮的秘书。

“再听听这一段。”唐娜用悠扬的语调继续念道：“上个月，我们镇上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您的事迹的文章，我们教堂的人都知道您的名字了。您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对那些一心追随主的道路的年轻姑娘们来说，您就是榜样。我们都爱您！”

“我的天，你是个国际名人啦，明妮。”爱丽丝说。

“得啦，别让我尴尬了。”

在附言中，梅根问道：“听说传教女人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是真的吗？我父母这么告诉我，可我不全相信。除了为上帝服务，我还想建立一个家庭和生几个孩子。”

“好可爱。”唐娜说着，把信放在八仙饭桌上。

“也许我们应该面试她一下，”明妮俏皮地说，“要是她不错，我们可以雇她当秘书。”

“还是不要吧，”丹尼森夫人不阴不阳地哼了一声，“我们可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

明妮厚厚的眉毛拧了起来，突然怒火冲头，她大声说道：“你干脆直说是崇拜偶像得了。”

“确实有那种味道了。一个凡人，不应该奢望成为圣母玛利亚，或成为菩萨。”丹尼森夫人直盯着明妮的脸。

“你不能容忍任何人比你做得好，你是个妒忌的化身。”

“至少我从来没有利用个人的破名声来把我们校园弄成难民营。”

“是谁让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到这里来的？是我还是日本人？”

不等丹尼森夫人答话，明妮走开了。我不住地偷看老太太，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最后又变黄了。没有一个人吭声，屋里的空气充满火药味，紧张得我都恶心起来。明妮进了厨房，在里边待了片刻，就从侧门悄悄离去了。





五十


总算有个名叫严宁的合适人选，接受了家庭手工艺学校校长的职位，她四月底会到南京来赴任。她在福建有很丰富的成人教育经验。我们都感到松了口气，只要我们能把这个学期对付下来，就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再去找合适的教师和行政人才。

四月初的一天早上，也就是汪精卫为首的傀儡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的三天后，我接到丹尼森夫人的通知，说她立刻要见明妮和我。我来到明妮在宿舍楼的住所，然后两人一道去了伊娃的洋房。薄雾在树梢上缭绕，温暖湿润的空气，把小鸟喧嚣的啼鸣都浸湿了。一只雨蛙呱呱叫得像个漏了气的风箱。我们一路聊着，惊起了几只林莺，扑棱棱地飞走了。

明妮和我对丹尼森夫人为什么要见我们毫不知情。老太太听说明妮从伯仁手上买地了？听说取消我们访问日本的计划了？要是这样，明妮说，她应该表现出平静与和解的姿态。如果有必要，她愿意向老太太道歉，因为前几天那次，是她先失去了自我控制的。

“对，”我说，“记住那句话，媳妇终会熬成婆。”

明妮笑了，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

丹尼森夫人阴沉着面孔，没有化妆的脸看上去松弛且多皱，脖子上的雀斑显得比平日更多，喉咙旁一块赘肉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刚一坐下，老太太就拿出一张《紫金山晚报》递给明妮。“第二版上有一篇文章。”她说，“你好好看看，我非常愤慨。”

明妮开始浏览，我喝着茶，不时地瞥她一眼。她的脸色阴暗下来，接着变得苍白，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同时，丹尼森夫人怒气不减，发狠的目光直瞪着我，我的心头颤抖起来。我做错了什么吗？一时想不起来。她干吗这个样子死盯着我？

终于，明妮坐直了。“胡说八道！”她说着把报纸扔到玻璃茶几上，怒视着丹尼森夫人，眼睛里充满压不住的火气。

老太太轻蔑地一撇嘴，上唇起了皱，下垂的眉毛压出了褶。她说：“我看得出来这篇文章里或许有一些夸大，但是这件事情你在写给董事会的报告中只字没提。看到说你竟然让日本人选走一百名妇女，我觉得真是骇人听闻。”

“不，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的。”

“不要狡辩。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是你失误，错误地相信了日本人。但是对我来说，因为你一直试图掩盖，那就不是失误，而是罪孽，是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明妮目瞪口呆，竭力想说出点儿什么，却一句能说出的话也没有找到。她站起身来，慢慢向前门走去。

我抓起报纸看那文章。只见文章的标题是《真正的罪犯》，矛头对准在南京的西方人。文章谴责以前安全区内建立的那些难民营，说那些难民营把妇女集中到一起，为日本人玷污她们大开方便之门。结果，连拉皮条的中国人都领着日本兵到那里去找姑娘。“这是一种卑鄙的美国方式，诱使中国妇女为日本人提供性服务。”作者这么声称。他还特别点出明妮，说她是一个主谋。自称“真相卫士”的作者还回忆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情况，说：“金陵学院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同意向日本人提供一百名漂亮女人，在那黑暗的一天里，他们带走了二十一人。她像一个妓院老鸨，后来还不断地向日本军人道歉，答应让他们再选走七十九人。不仅如此，她还向他们保证，学校的大门永远都会对他们敞开。难怪金陵难民营在日本兵强奸了那里的姑娘们之后，还在每天夜里用热茶、肉馅饼、炒花生之类款待日本宪兵。兄弟们、姐妹们，现在是重新评估发生在我们南京的悲剧的时候了，让我们看穿那个所谓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账算到她头上。”

我放下报纸，对丹尼森夫人说，“这是一派胡言！我当时就在现场。明妮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妇女和姑娘们。”

“我知道在这桩罪案中她和你狼狈为奸，”她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作过调查了。你作为帮凶，再也别想掩护她了！”

我意识到，再也没办法和这个老疯子理论，我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明妮不眠不休地工作了三天。她什么也不吃，也不上床，整夜为失眠所苦，可她不停地忙这忙那，以排遣悲伤的情绪和念头。到了第四天，她终于垮了，不得不躺下来。从那一刻起，她就再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宿舍一步，整天穿着一双毡拖鞋，一身棉睡衣。我们给她熬了鸡汤和红薯粥，可明妮几乎碰也没碰。她无数次地试图给中学排出一份课表，可是她的精神无法集中。有时候，她会谈起金陵学院遭受的挫折和灾难，坚称自己应该负大部分责任，尤其是对不起被日本兵带走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她不停地对我说：“我早就有预感了。现在我走到头了，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我失败了，可悲地失败了。”只要一睡着，她就会做噩梦。

大刘经常来看她，甚至表示要去找丹尼森夫人，谈谈那二十一名“妓女”的真相，谈谈当时的处境，明妮为什么没法拒绝日本人。可是明妮坚决制止他去为她辩解，说丹尼森夫人也得了狂躁病，会对他发作的。我也觉得他去说情并不聪明。老太太似乎失去理智了，听不进任何辩解的。

四月十日，明妮向丹尼森夫人递交了辞职报告。此后，除了我和大刘、爱丽丝三个人，她拒绝了所有人的来访。我们都劝她收回辞呈，然而不论我们说什么，她只是回答：“我对她们的死亡负有责任，我得对上帝有个交待。”

每天晚上，她都收听上海电台的广播，听到了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还有英国海军和德国舰队激战的消息。这个世界怎么了？她不停地自言自语。一切似乎都在崩溃。她也谈及自己去过、或是想象中去过的那些国家，说会有很多的人遭杀戮，会有很多城镇被夷为平地。她的脑筋开始没有条理了。

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爱丽丝拿来了她的信件。有一封是严宁写来的，通知明妮，因为家庭的原因，她决定撤回接受校长一职的决定。明妮把信扔到地上，喊道：“我受够了，受够了这一切！”

爱丽丝默默地在花瓶里插进一束白杜鹃，就走出了房间。

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来了，可是明妮拒绝跟她说话。老太太告诉她，杨爱凤要回来了，她营救未婚夫的努力没有结果，那人死在监狱里了。明妮对这个消息毫无反应。后来，老校长和我简单地谈了几句，她要我多花些时间陪着明妮，时刻盯紧她。

明妮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我们请来一位美国医生，他和楚大夫一起，诊断明妮精神崩溃的原因是更年期期间的压力、劳累、创伤和营养不良。几天的荷尔蒙注射之后，明妮就拒绝打针了。她变得更加沮丧，时常对我们说，她对金陵学院面临的所有问题，对难民妇女和姑娘们所遭受的全部苦难，都负有责任。她感觉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她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厌恶。我们徒劳地劝她，说她比我们谁都能干，是大家都仰慕的领头人，她是我们热爱的好校长。

丹尼森夫人向在纽约的金陵学院董事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