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第4部分

霍莉哈哈大笑，接着说：“我们也许没有精力再去看他们了。”确实，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忙得再也顾不上去车站了。





四


安全区的四周都插上了红十字会会旗，中国军队却在安全区范围内的南边架起了大炮，构筑了防御工事。约翰·拉贝不得不跟蒋委员长的一个副官黄中校吵了起来，要他们把部队撤出中立区。那个年轻的副官坚信，那些“必须死守南京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士兵看到这个安全区，他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不管拉贝怎么吵，并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在这里设立防线是荒唐的，可中校就是不听——但他没过几天就跟着委员长的参谋部一起撤退了。拉贝事后开玩笑说：“用别人的鲜血决心血战到底，简直太容易了。”

委员长临撤退之前，又送来了答应提供给安全区的四万元现金，还附上了一封信，感谢西方人的救济工作。不少外国人觉得守卫首都的中国军队只是为了脸面而装装样子，可是拉贝不这么看。那个唐生智将军，蒋委员长的对头，勉强承担了南京保卫战司令长官的使命，拉贝担心他也许会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包括牺牲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的性命。两天前，唐将军已经把长江上的几十条船都烧掉了，以示他的部队已经断绝退路，只能背水一战了。

拉贝再次对负责在安全区内架设大炮的军官们提出了抗议，甚至扬言，如果军事人员还不撤走的话，他就辞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职，因为军事人员在这里，会给日本借口炮击并消灭掉安全区。唐将军派了龙上校来协助拉贝，他们一起总算是把部队撤走了。听到他们撤出去的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建立难民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十二月八日下午，明妮召集这一带的居民开了一个会，来了一百多人，其中主要是妇女。通常，这样在礼拜堂里的聚会会吸引来很多人，因为我们在会后提供的吃食，主要是面包和糕点。今天来开会的人们，却对“天食”都不感兴趣，而是急于知道，一旦情况危险，他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搬进金陵女子学院。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了。娄小姐是为福音派教会做事的，也来参加会议了。她是个中年女人，明亮亮的眼睛，瘪瘪的嘴，前一天，明妮已经允许她搬进练习馆，负责管理住进这里的难民。娄小姐不是我们学校的正式职工，却是我们很依赖的几位当地人之一。这个娇小女子很了解附近居民谁真正贫苦，所以每当我们要救济穷人，总是找她来协助。

“魏特林院长，我可不可以把我爸爸一起带来？”一个肩膀削瘦的女子问道，“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不能把他扔下不管啊。”

“这个，我们的校园只为妇女和儿童开放。”明妮回答。

几个男人发出嘘声。其中一位抗议起来：“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魏特林院长！这不公平。”

我生气地转脸一看，那些人中间有几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没黑没夜地下棋、玩牌、打麻将，有几个还溜进校园来偷东西。

明妮挥手让他们住口。等到屋里安静下来，她又接着说下去：“我们学校是个女子学院，我们接纳男人们来住，是不合适的。”她转向一群妇女，“你们家男人可以去其他接受全家人的地方。”

“为什么把我们分开啊？”一个女人问道。

“你们不会分开太久的，”明妮说，“我们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可你还在想着怎么和你男人舒舒服服地待在一起。”

人群哄堂大笑。我们都知道那女人没有孩子，她的外号叫“怀不上”。她垂下眼皮，脸变得通红。

“哪里有同时接纳男人的难民营？”另一个女人问道。

明妮回答说，“五台山小学、交通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军事化学办事处——事实上，除了南京大学宿舍楼，所有其他难民点都接纳男人。”

“那些地方离我们太远了！”一个老女人嚷道。

我的怒火快忍不住了，正想着要不要对这些自私的家伙说上几句，只见娄小姐站起身来，转身面对他们，眼镜后边一对深陷的眼睛目光坚定。“咱们要知道自己是谁，”她说，“金陵学院无论如何没有接纳我们任何人的义务，可是在东洋鬼子面前，它为我们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应该感激魏特林院长和她的同事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闭嘴，你这马屁精！”一个男人在后边喊道。

我站起来说话了。“这里是礼拜堂，不是你想骂就骂的下等小酒馆。不许你再骂人，否则就请你出去。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得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

人群不出声了，大厅里一时异常安静，使得远方的炮声突然显得更近、更响了。娄小姐和我坐下以后，明妮继续说道：“我们欢迎所有妇女和孩子，不过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年轻妇女和女孩子们。也就是说，如果居住在安全区内，我们建议年龄稍大的妇女还是留在自己家中。”

“小男孩们怎么办呢？”一个女人从后排问道。

“问得好，”明妮说，“十三岁以下的男孩我们可以接纳。”

“我家孩子十四岁，长得很小。”一个母亲叫着。

“可是有些十四岁的男孩几乎是成年人了。我们得省出地方来给女孩子们和年轻妇女。至于你儿子嘛，你应该说他只有十三岁。”

这话引来一阵大笑。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来？”还是那个女人接着问。

“到了留在家里不再安全的时候。只可以带着你们的铺盖、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少量的钱过来，箱子什么的都不要带。”

会议结束之前，热情的娄小姐大声朗读了《旧约·诗篇》第七十章。她用高亢的声音念道：“主啊，求你速速来帮助我。”我们都站起来，一起唱了赞美诗《万古磐石》。我敢说，只有少数人背得下来那歌词，有人双手捧着大本的赞美诗集。然而，我们人人都放声歌唱，歌声真切而有力。




那天晚上，我们迎进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乡下，有的人是从东边三四百里远的无锡一路跋涉而来的。日本人不仅抢掠了他们的村镇，还抓走了青年男女，他们只好弃家而逃，跑到南京来，或是跨过长江跑到浦口去。他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南京外区，切断了中国军队在那边撤退的路线。日本兵沿路把大部分房屋付之一炬，用不着的东西看见什么毁什么，把铁路两侧一里多宽的灌木丛和树林悉数砍倒，以防他们运输补给品的火车遭到埋伏。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也摧毁了一些民房，尤其在句容一带。同时命令居民离开自己的村庄，然后把他们的住房烧掉，好为大炮扫清所有可能的障碍，这就造成南京各个城门前都聚集了大批难民，希望能进城来。

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在我们面前瘫倒，坐在一块石头上哭诉她的遭遇。“我女儿和我进城来卖芋头，”她呜咽道，“可是光华门前那么多人，我把她给弄丢了。我以为她可以进城门来，约好在城墙边上碰头，可是我进来以后，日本鬼子开始轰炸，城门就突然关上了。我在里边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法出去找她。我们的家已经没了，她不知道上哪儿去呀……我那苦命的孩子，刚十一岁呀……”

有些人家倒还没有走散，可是男人们得去另外的地方找避难所。他们大多都很愿意另外去找，有些人甚至感激不尽，只要老婆孩子安全了就行。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走到明妮跟前，乞求她给家人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钱。她对他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听说，那些也接收男人的难民营，都在迅速爆满。我们没有预料到难民来得这么快，此刻，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已经到来一百多人了。明妮让红脸膛的路海赶快把厨房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好开始给难民分粥。





五


第二天早上安静得出奇，几个钟头都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东边、西边和南边的炮击声都停止了。我们禁不住怀疑，日本兵是不是已经进入南京了？可那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军队都还守在阵地上。明妮和我正在商量如何安排拥入的难民，我们的园艺工老廖来了，递给明妮一张传单。他是她多年的朋友了，合肥来的。十八年前，明妮来到金陵，接替返回美国一年去筹钱的丹尼森夫人，当了这里的代理校长，从那时候起，她就雇了老廖，因为她想创建一所美丽的校园。“今天早上我在西山捡到的，”他指着那张纸，微笑着用粗哑的声音说着，仿佛今天对他来说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灌木丛里有好些呢，一定是日本飞机撒下来的。我不知道上面说些什么，不过我觉得你也许很想看看。”

明妮大略扫了一遍，就递给了我。传单上印着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劝降书。他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投降，宣称“这是保护无辜平民和古都文物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全部放下武器，打开城门，欢迎皇军进城。劝降书中还说：“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人，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也就是在十二月九日下午六点以前，必须全部投降，苟欲继续交战，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

此时离最后期限只有不到十个小时了。明妮告诉老廖说，“这是日本最高长官松井石根下达的一道命令。”

“从来没听说过他。他想怎么样？”

“他要求中国人立即投降，把南京城交给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嘛，”老廖抓了抓后脑勺，“我可不知道。我希望他让大家过安生日子。”

他的回答倒把明妮逗乐了。老廖不像别人，他对日本人的逼近没什么恐慌，尽管连他女儿都带着外孙们撤走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关心的只是种花种菜，战争不战争的，根本不在他的视野里。可明妮还是深深地喜欢这个老花匠，他总带着一身青草气息，是个非同凡响的“绿手指”——不管是什么，他碰过之后，没过几天就变得漂亮又茂盛。等他慢吞吞地走开之后，我把他的回答仔细回味了一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普通民众总得活下去，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来统治，只要他没有破坏人们的生计，大家就可以接受他。不过，我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因为日本人近来犯下的暴行都跟这样一种可能性截然相反。

松井石根将军的传单可能解释了今天早上为什么这般安静——入侵的部队一定是在等待我方对最后通牒作出反应。我把这个分析对明妮一说，她也表示同意。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这里来检查医疗设施，他证实了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电话线当时已经不通，所以他本人只好亲自跑来。金陵学院到这时候已经接受了三百难民，这让路易斯很意外，不过他称赞了我们谨慎的计划，还告诉我们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里的四个英国人和一个丹麦人刚刚离开了南京。不过，他让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更多的人，尤其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加入救济工作的队伍了。

路易斯来自芝加哥，在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生性敏感，有些虚弱，但说起话来总是很富于表现力。即使在平时和大家说话，他也像在发表演说似的，大幅度地打着手势。这些天里，路易斯的情绪似乎十分高昂，仿佛迫在眉睫的围城给他输入了活力和体力。他甚至对明妮承认，他很享受“所有这些活动”。我想，他大概从来没发现自己的人生这么积极，这么富有意义——尤其是这么紧张热烈。明妮邀请他到宿舍主楼去吃午饭，我也去了。伙食很简单，米饭，清炒雪里蕻，咸鲭鱼。路易斯和明妮一样，是为数不多喜欢中国饭的外国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城里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外国食品店更没影儿了。而且，常吃当地食物，据说是有助于增强人体对痢疾、疟疾等疾病的免疫力。路易斯告诉我们，他组建急救体系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军队对所有汽车都任意征用。到目前为之，他手上只有两辆还能跑的带篷货车。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现在忙得不可开交，东奔西跑，要确保每个难民营都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我们一边吃着饭，路易斯又谈起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其他成员曾经试图促成停战协定的事儿。前一天，他们建议停火三天，在这三天里，日本皇军停止进攻，而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这样可以让日本部队和平进城。尽管唐将军公开的态度是“决战到底”，实际上他非常希望实现停火。他请安全区委员会致电蒋委员长，并通过现在班乃号上的美国大使馆同时致电东京。瑟尔·贝德士和美国长老会在南京的牧师普莱默·米尔士，带着唐将军的一位副官前往停泊在下关一带的美国炮舰。关于停火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唐将军和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便焦急不安地等待回复，然而蒋介石今天早上回复了：“绝无可能”。

“真是愚蠢和荒唐，”路易斯评价蒋先生的拒绝，“他简直不考虑停火会拯救多少人的生命。现在南京城是在劫难逃了。”路易斯叹道，小胡子随着他的咀嚼颤动不已。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小的镜片几乎盖不住他暗淡的眼睛。

“他一定是为了保全脸面。”明妮说。我知道她喜欢蒋委员长，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有一次来参加过金陵学院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一次，他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端起瓷茶壶，给每个人的杯子都加满。

“谢谢。”路易斯说。

“在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去担心什么个人的脸面，太荒唐了。”

“可怜的士兵们，他们都像老鼠一样给困在城里了。”明妮说。

“蒋介石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打算守城。这种愚蠢行为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