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第8部分

我背诵了那一句，明妮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下午茹莲来报告，说有日本兵进了南山宿舍楼。明妮、大刘和我立刻赶往那里，我们穿过一片竹林，抄了条近路。我们刚走进楼，就听见从左侧餐厅里传来大笑声。三个日本兵正坐在一张桌子前喝苹果汁，从一个七斤大桶里直接往外舀蜜饯吃。他们身边的食品室，挂锁给砸坏了，门大敞着。明妮上前大声呵斥，“你们不可以这样！”

不知怎的，他们全都站起来，向门外逃去，手里还拿着果汁瓶子和两个花布包袱，好像是受到了惊吓。一出大门，他们就转身向东，匆忙逃走了，他们小腿上都裹着绑腿。

我正纳闷那两个包袱里裹着什么，明妮说：“他们好像还是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事了。”

“有些日本兵确实很年轻。”大刘说，用指头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他看上去十分疲惫，这些天来都失眠，经常喊头疼。

“你们觉得他们是肚子饿吗？”我问他俩。

“可能是的。”他回答。

“我不介意他们来吃点儿喝点儿东西，但是他们必须事先告诉我们。”明妮说。

大刘摇了摇头发浓密的脑袋，好像是对自己说，“他们是真的喜欢美国人的聚餐食品。”

明妮咯咯地笑了。我喜欢大刘，因为除了稳健冷静，他还有幽默感。有时候，他说出来好笑的话，自己并不觉得——这就更有冷面幽默的效果了。我们上楼去，发现一间小储藏室的门半开着。里边有几个箱子被割破或拉开了，箱里的东西都被翻过，女人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其中有一个箱子是丹尼森夫人的，还有一个是生物老师唐娜·塞耶的，她现在人在上海，根本没办法弄清楚什么东西被偷了。我们合上箱子，把它们放在放手纸的大书架后边，四个没被翻过的箱子旁边。我们在那里看见吴校长的涂漆猪皮箱子也被打开了，里边东西都翻了出来，但我们同样弄不清什么东西被拿走了。

我们回到前院时，明妮看见约翰·马吉正在跟路海说话。突然，一阵枪声从西南方向传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侧耳静听，直到射击的声音平息下来。

我们朝马吉和路海走去。马吉牧师对明妮说，“我刚听说班乃号被日本飞机炸沉了。”

“我的老天！船上的人怎么样了？”她问。

“死了三个，伤了四十多个——伤亡的大多是船员。”

“大使馆的人都平安吗？”

“看来没事。他们都被救上来了。”

我脑子里顿时乱了，因为金陵学院装着文件、外币，还有丹尼森夫人结婚银器的箱子就存放在那条船上。我希望那箱子平安，还在大使馆人员的照管之下。要是银器给弄丢了，丹尼森夫人可能会发狂的。她不喜欢明妮，对我倒是还算礼貌，主要因为吴校长一直护着我。自从到了金陵学院，明妮就知道，创建了学校的老校长把她当做竞争对手，也许因为明妮比较敢说敢做，承担了这里没人敢承担的代理校长一职；还有，她的领导能力或许会对那个年事已高的女人构成了威胁，丹尼森夫人要求所有教员、职工，甚至学生，都忠于她自己一个人。不过，明妮和我都承认老校长把金陵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学校了。让她们两人团结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献身精神。




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超过一个连的日本兵到我们这里来搜查中国士兵。为首的长官是个高个子，嘬腮，看那阵势是个中佐，身旁有两个卫兵和一个副官。明妮告诉他，这个难民营只接收妇女和儿童，可他听也不听，声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违反了只给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的承诺，所以现在皇军有权将所有敌方残余部分予以清除。的确，在最初的计划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有关当局宣称过，这一中立地区将是“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任何数量的士兵不得通过”的，然而在起草这封信件时，委员会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整个事情的发展，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会来到这里，恳求中立区救他们一命。外国人在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之后也收留了他们，以为日本人会遵守战争公约，以基本人道对待已经投降的军人。现在，凭着清除残余士兵的名义，入侵者开始对任何他们怀疑是潜在敌人者任意抓捕了。

搜查是从科学楼开始的，日本兵打算搜查每一间屋子。如果哪道门上有锁，而钥匙一时没能拿来的话，一个扛着大斧头的士兵就当即把锁砸开。跟在他们后边，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在二楼的地理系办公室里，存放着邻里的妇女们在上一个秋季给中国军队缝制的六百套棉衣。我和明妮决定留下这些棉衣，因为我们估计难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冬衣。现在，这些棉衣棉裤就可能成为罪证。如果他们发现了，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是中国军队强迫我们给他们做的吗？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衣服，我就得在明妮回话之前，抢先跟他们撒个谎了。明妮不善说假话，会被他们看穿的。

还好，明妮说带他们直接去顶楼，那当官的没有坚持先搜查放衣服的那间屋子。顶楼上收容了二百多名妇女儿童，那里的难民似乎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到他们下楼来时，他们忘记了拐向左边搜查二楼的那些办公室。

我们走出大楼时，一个日本兵抓住了我们刚雇的一个送水工。那可怜的人吓得愣住，一时连呼救都不会了，水桶翻倒在地，扁担上都沾满了泥。那日本兵连抽他几个耳光，冷笑着用中国话问：“当兵的吧，嗯？”

“不是，不是，”明妮上前阻止，“他是个苦力，我们的送水工。胡闹，他都四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是当兵的？”

一个班长模样的日本兵上前撕开那人的衣领，查看他的左肩。幸亏他左肩上没有印记，他们这才放了他。那人吓得一声没吭就跑开了，水桶、扁担都不要了，还有两个被撕掉的扣子，都掉进湿泥里。

我和明妮跟着日本兵离开。快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小队日本兵正拖着一个男孩子，那是修理工老童的侄子，他经常到校园里来干些零活。明妮快步上前，拦住他们。“他是给我们跑差的童仆，不是当兵的。”她喊道，情急之下临时给他编造了这么一个头衔。

翻译官是个面善的中国人，穿了一件厚风衣，他把明妮的话告诉日本军官。一个日本兵走上来，用拳头朝明妮当胸一推。高个子中佐冲他喊了句什么，那人“哈咿！”一声，立正站得笔直。于是那孩子赶快跑掉，和叔叔到一起去了。那中佐匆匆写了一个字条，递给明妮。翻译告诉她，“如果再有人来搜查，你可以把纸条给他们看。”她谢过那当官的，然后突然一惊，转身对我悄声说，“到处都是机关枪。”她用下巴指了指大门口。

我抬头一看，看见院墙的两侧支起了六挺机枪。我意识到，一旦这里出现骚动，他们是会扫射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起来。

中佐带着他的随从走出大门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男人从这里经过。四个人被铁丝捆住胳膊串在一起，其中一个没穿裤子，两条腿上满是血迹。我们走到门前，去看个仔细，可是看不出那几个人是不是军人，那个最年轻的不会超过十六岁。他们一路纵队，朝西边的山坡去了，十分钟之后，传来一阵枪响——他们全被打死了。

“他们就那么开枪杀人——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明妮说。

我意识到，日本人觉得他们愿意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都是合理的。很多人一定知道会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赶快逃跑的原因。

更多的难民拥来了。现在，金陵学院已经收容了四千多人。新来的人描述了很多可怕的故事——在过去三天里，城里和郊区到处发生着抢劫、强奸、虐杀和纵火。有些女孩子还不过十几岁，就被从父母身边抢走。东边和南边，黑烟在不断升起——数千所房屋和商店被放火烧毁，以掩盖抢劫的罪行。有些日本兵对路人看见什么抢什么：钱、食物、香烟、外衣、圆珠笔，甚至帽子和手套。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我们的门卫王建定，长着一张猫脸，瘫坐在自己脚上，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就是止不住地痛哭，因为他那十五岁的儿子那天早上被带走了。

那天晚上，在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路上，我和明妮看见一辆双轮大卡车隆隆驶过，上面载着十几个年轻女孩，只听见她们大喊着，“救命啊，救救我们！”有一个女孩还戴着眼罩。她们有的把脸涂黑了，把头发剪短了，可这些伪装还是没能逃过日本兵的眼睛。

我们呆立在路边，一直看着那辆卡车，直到它消失不见了。我合上两眼，眼珠直跳，明妮则把两手按在脖子两边，呻吟道：“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出你的愤怒？”

我们去见拉贝，想看看他听到本顺的下落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九


十二月十七日早上，一小队日本兵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好几个地方，大抓妇女和女孩子。我们这个难民营里，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强奸案件。紧急情况不停地发生，迫使明妮和我一起，疲于奔命地应对日本兵。我们已经接收了六千多难民。所有楼房都已经塞满，很多教室都让人联想起挤满了滞留旅客的火车站，在外之人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孩子们，四处闲逛，像在赶庙会。我们担心怎么保持卫生，怎么给这么多人提供伙食。光靠粥场远远不够。

明妮说动瑟尔，在南京大学为新来的难民再开放一个宿舍楼，并确保夜里一定要有一个外国人住在里边。那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她和我送去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安排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送到了威尔森医生那里——这个年轻的媳妇，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被一群日本兵轮奸，流了产。一辆驴车拉她去了医院，后边跟着她呼天抢地的婆婆。

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