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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战火爆发，大英帝国昏昏沉沉地投入了一战的战场。
1917年，法国，阿拉斯战场
1917年四月十五日，索姆赛特轻步兵第三营的军官，二十岁的刘易斯进入位于法国阿拉斯的战场，他们面前是犹如月球表面一样荒芜的不毛之地。整整十天时间，2689000枚炮弹将对面德军阵地所在的维米岭，轰得如同焦土。
在炮击的最后一天，使用了毒气弹，不仅是为了消灭战壕中残存的德国人，也要干掉拖拽重炮的战马。
威尔斯看似荒唐的预言小说中，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疯狂的场面。
刘易斯和几十万英军士兵，随即冒着大雪，在徐进弹幕的掩护下，努力看清道路，向德军战壕前进。
刘易斯中弹，幸运的是，他被救了下来；他只是这场战役中158660名英军伤亡者中的一员。
指挥这场战役的艾伦比将军，随后因为英军伤亡惨重的原因，被贬到埃及，出任英国驻近东的长官，在那里，他大力支持T。E。劳伦斯，从而成就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奇。
1918年11月，陷入僵局的战争在吞噬掉整整一代欧洲人之后，终于结束。
伤兵刘易斯于1918年12月退役，回到牛津继续学业。他的战友派蒂·摩尔战死在阿拉斯战场。
日后成为刘易斯最好的朋友，并且写下《魔戒》的托尔金，在兰开夏步兵团服役，因为战壕热回到英国，逃过一死。但是他所在的巴洛范古文字俱乐部的两个好友，则双双战死法国。
吉卜林的儿子杰克·吉卜林，1915年在路斯战役中失踪，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吉卜林在痛悼杰克时写道：“人们若问起我们为何丧生，告诉他们，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在说谎。”
在意大利前线，欧内斯特·海明威还是个年轻士兵，他在抢救战友时重伤，仅膝盖就带弹片二百余枚。他在小说中写到一个回到美国的士兵，再也无法祈祷。
面对着母亲，他说：“对不起，但是我就是没法祈祷了。”
这是一个让人丧失信仰的黎明。
两次大战之间，牛津
大战的结束，给刘易斯带来了一段平静生活。他回到了牛津，继续学业，在希腊和拉丁文，古典文学和英文上学业突出。
他履行了对死去战友的约定：1920年，战友派蒂·摩尔的母亲詹妮·金·摩尔和她的女儿茂利安，迁来与刘易斯住在一起。后世的传记作家，对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不伦之恋，有人说是刘易斯因为早年丧母而引起的恋母情结。这位摩尔夫人举止似乎很随便，牛津大学很多人都当她是个村妇。
现在，刘易斯一家在“寒窑”（Kilns）过上了热闹的大家庭生活：摩尔太太与刘易斯的父亲和哥哥华伦互不相容。摩尔太太一生气，就会锁住刘易斯的房门，于是刘易斯就从窗口爬消防梯下去，匆匆赶往牛津上课。
1924年，刘易斯成为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的英国文学研究员。战后的清贫岁月，对刘易斯来说，可能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日后在《黑暗之劫》中生动地描写了大学初级研究员的生活，书中的艾奇斯托大学，也能找到牛津的影子。作为初级研究员，喝威士忌前先要摸摸口袋，自己想买的书，也只能买得起其中两成。尽管如此，刘易斯还是喜好烟草和美酒，喜欢炉边谈话。
这段时间，他认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也就是《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比刘易斯大六岁，两人的经历出奇地相似，或者说，当时英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上都有相似之处，刘易斯和托尔金都是典型的英伦怪人。
初次见面，刘易斯称托尔金是“一个平淡无味、口齿流利的家伙——这没什么不妥，再多一点趣味就更好了……（托尔金）是个圆滑、苍白、滔滔不绝的小家伙”。
托尔金生于南非，也是英国麻烦重重的殖民地。和刘易斯一样，他的家庭也是精英阶层，少年时代同样失去亲人，只不过失去的是父亲，母亲也同样是托尔金的启蒙老师。
在学童时代，托尔金喜爱的同样是希腊文和古英文。他比刘易斯早五年进入牛津。在刘易斯跳进阿拉斯战壕的那一年，托尔金开始了《魔戒》最初的写作。
战后，托尔金同样回到了牛津大学，他结识了刘易斯，发现彼此对于北欧的神话都有浓厚兴趣，很快，刘易斯加入了托尔金创建的读书俱乐部吃炭者集会（Coalbiters），俱乐部上各人依次朗诵北方传奇。这个古怪的名字充分说明了这些牛津研究员们的风格：冰岛语中的kolbitar指聚在一起讲故事的人。而这些人围坐在火堆旁边，真的像是要吃到木炭了。
刘易斯和托尔金对于语言近乎狂热的爱好可谓惺惺相惜：后来，刘易斯在《空间三部曲》中凭空创造了一大堆拗口的名字，其孜孜不倦，简直可以用孩子气来形容，这也让性格上比较现实和悲观的后起作家乔治·奥威尔对此大皱眉头：他直言刘易斯生造的名字“让人困扰”。而更加执拗的托尔金，干脆凭空生造了一种语言：著名的精灵语。
且看刘易斯是如何描写自己对语言的狂热的。
……此刻真是天堂般的极乐。他正坐在语言生成的核心，白热的熔炉正在浇铸词汇之坯，一切事实都已崩溃，都已汇成浩荡瀑布，都已被攫取，颠倒，揉捏，杀灭，而又复活，有了新的意义……（摘自《黑暗之劫》）
除了语言学，刘易斯和托尔金也同样分享对北欧神话以及神秘主义的喜爱，不知是不是出于世界大战的刺激，要从北欧的血腥神话中寻求安慰。唯一不同的是，刘易斯是无神论者，而托尔金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无论是幼年失去父亲，还是在大战中失去挚友，都没有动摇他的坚定信仰。《魔戒》是一个基督教故事。1916年，托尔金的老友在前线与托尔金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他带来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送给老友，似乎是作为告别礼物。
老友倒在战场上，未死者托尔金的创造因此带有某种救赎的色彩，他带着创痛和使命感，痛悼失去的“乌有乡”，要以神话故事，从野蛮的战争噩梦中挽救信仰。
因此，刘易斯将神话仅仅看做故事，而托尔金则认为，众口相传的神话，表达的都是上帝的真理。
两位朋友一周至少见三次面，托尔金的谆谆劝说，对刘易斯终于产生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战场上横飞的枪弹更为有力。三十一岁时，牛津大学研究员刘易斯承认了上帝是存在的，事隔约二十年后，他开始重新祷告。
两年后，刘易斯和托尔金关于信仰有了一次长谈，其中还有一人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朋友亨利·维克多·戴森，他们在阿狄森小径上漫步聊天，这很可能是刘易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漫步。第二天，刘易斯和他的哥哥华伦开摩托去动物园，就在路上，刘易斯终于开悟，成为基督教徒。日后在《黑暗之劫》中，刘易斯对主人公珍顿悟皈依的描写，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写照。“……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这件最大的事，一瞬间，就在她心里扎下了根。她握紧手掌，除了记忆一无所有。”
在摩托车上遐想是很危险的，四年后，“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死于摩托车事故。
这个瞬间，永久影响了刘易斯的一生，直到死去，他的写作，从此都离不开信仰和勇气的主题，不管是在奇妙的纳尼亚王国，还是在汪洋大海的金星上。这个体验之传奇，也许只有中国的禅僧在顿悟时才可比拟。东亚人和西方人对信仰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人从有神论出发，投身无神论；东亚人则从儒家的无神论出发，皈依有神论或虚无主义。
《黑暗之劫》的读者可能会对其中场景的简单感到吃惊：一切都围绕着学院、会议室和炉火、酒吧。是的，这就是战后刘易斯的生活。这个时代，他只出版了几本关于英国文学和中世纪的小册子。他在给儿时好友的信中写道：“从十六岁开始，我就立志（成为作家）。我坚持不懈，为之付出了每一分力气，并将所有希望寄托其中。而现在我已经明白：毫无疑问，我失败了。”
1933年开始，吃炭者俱乐部被因克林（Inkling）俱乐部取代，成员包括托尔金、刘易斯和几个朋友，每周三晚上聚会，并朗诵自己的作品。英国人可能是最心爱俱乐部的民族。俱乐部要求成员必须要健谈，乐于写作，而且必须要善饮，还必须是男性。这个团体可能对女性有轻蔑态度。
刘易斯神往地描绘那些朗诵作品的慵懒早晨。他们窝在沙发里，随便拿起什么废纸就开始写作，然后朗诵。
正是在这个聚会上，刘易斯和托尔金朗诵了《纳尼亚传奇》和《魔戒》的雏形草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空间三部曲》开始动笔。
起因是1937年，托尔金的首作《霍比特人》出版前夕，这两个好朋友在一起慨叹文学创作的现状，并约定各写一部神话小说，托尔金后来爽约了，但是刘易斯没有，这就是《空间三部曲》。
1938年，大战爆发前夕，《沉寂的星球》出版，这本书更像是威尔斯风格的科幻小说，尤其近似威尔斯晚期的说教之风。这本书得以出版，据说还是托尔金向出版社施加了压力。
这部小说中，刘易斯表现出典型的英国式博物学的癖好，书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写，那个奇妙美好的火星社会，多少可以看出威廉·莫里斯所幻想的乌有乡的影响，因此也是托尔金的影响，只不过掺杂着刘易斯自己的宗教美学和思辨。
而书中那位热爱古代神话和语言学的英国学者兰塞姆，活脱脱就是托尔金，虽然托尔金自己极力否认这一点。这个时代，刘易斯对托尔金简直是近乎崇拜。
刘易斯也共享了威尔斯式的悲观。无论是《空间三部曲》还是《魔戒》，都以最后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为故事的原型，现实中的决战，也已经到了门槛上。
1939年9月1日，德国轰炸波兰，二战爆发。很快，德国工业的骄傲——He111、Do17和Ju88轰炸机低沉的轰鸣声，就响彻了英国的夜空。
《纳尼亚传奇》中的四个孩子，正是在轰炸声中开始了发现纳尼亚王国之旅。
托尔金说：“我们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这并不是我们应该身处的时代。”
第二次大战，牛津
随着德国空军的剧烈轰炸，许多伦敦的市民疏散到了乡村。四个孩子被疏散到刘易斯在牛津的家，其中有个孩子问他：家里那座古老大衣柜后面有什么东西吗？于是刘易斯回忆起童年时代和哥哥在祖父的大衣柜里说故事，以及那个博森王国。这就是《纳尼亚传奇》的源头。
此时，刘易斯和托尔金的因克林俱乐部，依然顽强地每周三晚上聚会朗诵。上次大战中，他们都是懵懂的青年士兵，茫然无知地被推到枪口下。而此时，他们已经是英国社会的中坚。托尔金打算以自己的语言天赋，为破译德国密码服务，他的儿子也在南非的英军中服役。此时，托尔金继续书写《魔戒》，大战中纸张紧缺，他就在废纸和纸背上写。
从1941年到1942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北非，英国节节败退，刘易斯开始在每周三晚上7点45分到8点的BBC广播中，向全世界的英军士兵和抵抗人士做广播讲话，主题是“正义与邪恶”，或者是“基督教的信仰”。
日后他将自己的战时讲话整理成书，起名为《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开篇就是：“我们都听过人们吵架，有时候吵架很有趣，有时候就很让人上火……可真正有趣的是，吵架的人并不是光说另一个人的举动让他不满，而是讲道理，以求共识……没有人可以不受万有引力或者生物规律的约束，但是对于人类公理，个人却可以选择服从，或者是不服从……”
刘易斯空袭执勤时写就的《地狱来鸿》（The Screwtape Letters），则在基督教杂志上连载，于1942年成书出版，大获好评。该书以一个老魔鬼的口吻，谆谆教导小魔鬼如何诱惑人类。该书的用意自然也在宣讲信仰。
刘易斯在其中谈到地狱就是：“每个人永远只关心自己的尊严和进步，每个人都愤愤不平，每个人都心怀嫉妒，自大，憎恨别人。”至于如何诱惑人类，则“只需要让他只关心社会主流，要让他（把魔鬼的说教）当做是‘现实生活’，却别让他搞清什么是‘现实’”。
的确很难想象，在泯灭人性的大战如火如荼之时，他的广播讲话和作品却如此四平八稳，似乎外面不是弹片呼啸。刘易斯心中的信仰是自由选择的意志、顺从和战斗，是生活和身体力行，是勇于承担责任，而绝不是仪规和教条。
这个想法，深刻影响了此时出版的《空间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皮尔兰德拉星》。在金星之上，一个大学教授和魔鬼在思想和肉体上殊死搏斗。这部作品是一部艰深的思想探讨，是三部曲中思辨分量最重的一部，也同样带有战争的硝烟味。
刘易斯写道，那位教授兰塞姆“此时此刻，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来，在遥远的地球上正在打仗，面色苍白的中尉，以及最近才刚开始刮胡子的、一脸雀斑的下士站在该死的战壕里，或在死一般的黑暗中匍匐前进，和他一样，也认识到：一切都将取决于他们的战斗这个荒谬的事实”。所以，“一块石头也可能决定一条河的走向”。
与此同时，在法国，一个小刘易斯十六岁、从战俘营归来的学者也同样在大战中苦思：让·保罗·萨特，1943年《苍蝇》和《存在与虚无》面世，1945年《自由之路》出版。他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却和刘易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存在先于本质，人类有绝对的选择自由，同时，选择带来绝对的责任。在金星上挥拳猛击魔鬼的兰塞姆教授，和法国小镇上坚持抵抗五分钟的马蒂厄，虽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行为上并无不同。
同时期的写作和讲话所得的报酬，刘易斯将相当一部分捐助了出去。即便在战火轰鸣之中，刘易斯也孜孜不倦地表现出自己对语言的狂热，《皮尔兰德拉星》中有大量生造的词。故事发生在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