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尤其如此。不和西欧及大西洋组织结合，她们将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成为无主之地，任人控制。这些关联要有意义，上述四国就必须纳入欧盟以及大西洋同盟。经济、政治上要能活跃，他们需要加入欧盟；为了安全因素，它们仰望大西洋同盟的照顾。事实上，加入一个组织亦即隐含也是另一个组织成员的意思。由于欧盟绝大部分成员也是北约组织会员国，也由于我们无法想象在欧洲统合达到某一地步之后，它们会不理会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之事实，所谓欧盟借必将导致北约组织保障的事实延伸。
到目前为止，因为东欧国家还无从加入这两个组织，这个问题还受到回避。然而，两者都还未容纳东欧国家加入的理由，就跟欧洲、美国政治传统迥异一样相当不同。欧洲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决定把欧盟往东延伸：它已接受了此一原则，并且准予东欧国家准会员国的身份，以待其经济改革成绩追上来（在此一过程中，使西欧经济避开竞争一段时间）。这也就是说，加人为会员国只是技术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水到渠成。
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会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实现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
基于此一精神，克林顿总统提出他称之为“和平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的计划。请前苏联的全体后继国家，以及莫斯科过去在东欧的全体附庸国家，都加入类似集体安全的一个体系。它把威尔逊主义以及本书第十六章所述华莱士对遏制的批评混合起来，运用集体安全的原则；把苏联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受害人等同看待，它赋予毗邻阿富汗的中亚各共和国与波兰相同的地位（波兰四度遭到列强瓜分，俄罗斯都插一脚）。和平伙伴并不是加入北约组织的中途站，但是它经常被人误认如此；它是代替品，就好像洛迦诺公约（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只是20世纪20代年法国极力追求却不得的英国同盟之代替品而已。
洛迦诺公约显示，在以共同宗旨为基础的同盟，以及不以对威胁的共同认知为基础、却以实现国内统治特定条件为基础的多边组织，两者之间没有别的选择。和平伙伴有在欧洲制造两组边界线的危险：一种受到安全保障的庇护，另一种则被拒绝予以上述保障——这种情形势必对潜在的侵略者有诱惑力，潜在的受害人则相当沮丧。基于避免冲突对峙，必须十分谨慎不在东欧与中欧等多次欧洲冲突的起源地，留出战略和观念上的无主之地。
情势显示，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人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如果和平伙伴被当做北约组织的一部分，则它可能把北约的活动转移到与任何实际安全任务无关的方面，扩大东欧的不安全感，可是又相当含糊，不能让俄罗斯放心，因而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确，和平伙伴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中又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
同时，把俄罗斯与大西洋国家连接起来也很重要。命名为“和平伙伴”的组织，若是全体成员能以大体相同的态度去处理任务，它就有存在价值。这些共同的任务不外乎经济开发、教育和文化事项。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或许可以被赋予这些任务，并改名为“和平伙伴”。
经过如此设计，大西洋同盟将建立共同的政治架构，并提供全面的安全；欧盟可加速步调，把东欧前附庸国家纳为会员国；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或许改名为“和平伙伴”，将把前苏联各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连接到大西洋结构上。安全伞就可伸展到东欧新兴的民主国家。如果俄罗斯安于其国境线，安全的焦点就会在将来移到和平伙伴上。共同的政治与经济方案将越来越成为东西方关系的重点。
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并不存在于东西方关系之上，而是寄托在其举足轻重地协助美国适应21世纪可以预见的演变之角色之上，在本书写作时，我们还看不出来哪一个新兴势力会最强大或最具威胁性：究竟俄罗斯、中国或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谁会崛起？在这一情势下，过去被称为“地区之外”的问题，将成为北大西洋关系的核心，而北大西洋关系应依照此一宗旨重新组织。
美国对亚洲的兴趣加重，例证是克林顿1993年在一次亚洲政府首脑会议上提议成立太平洋共同体（ Pacific mnuity）。但是“共同体”这个字词用在亚洲，意义十分有限；因为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基本上与大西洋地区的关系大为不同。欧洲国家可因共同体制而组合，亚洲国家却自认彼此殊异、相互竞争。亚洲主要国家彼此的关系具有许多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下的特征。其中之一若是实力大增，几乎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抵制行动。
于其中居影响地位者是美国的态度；美国有能力扮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角色。亚太地区的稳定，其可夸耀的繁荣之支撑，都不是自然定律，而是均势的结果，在后冷战世界此一均势越发需要仔细精心的照料。
威尔逊主义在亚洲信徒不多。亚洲没有集体安全这种体制，即使在少数民主国家里，也没有所谓以共同的国内价值为基础的合作关系。重点全摆在均势和国家利益上头。所有的亚洲主要国家，军费支出都已上升。中国正在走上超级大国之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额年增率8％（比起1980年代的年增率略降），在21世纪过完20年之后，将接近美国水准。远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笼罩亚洲，并且不论中国的实际政策多么有节制，也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估算。亚洲其他国家很可能以对付日本之道，同样设法制衡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虽然它们将矢口否认，东南亚国家将纳入从前它们深怕的越南，使它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俾能制衡中国和日本。这也是东盟要求美国仍留在此一地区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角色无可避免地会就情势变迁而调整，但是日本领袖依其国家作风将会以累积许多很难察觉的细微改变去做调整。冷战时期的日本，放弃其历来的自己依赖自己的传统，处在美国保护之下。日本是个坚毅的经济竞争者，她以接受华府外交与安全政策之领导，换来在经济领域里的自由运作。只要苏联依旧被美、日两国视为安全上的主要威胁，我们就有道理把美国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视为一体。
这种模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韩国与中国的军事力量日增，苏联军力最未受伤害的部分驻扎在西伯利亚，日本的制订长远计划的人不会永远认为美、日利益绝对会一致，当美国历任政府新上任就宣布要重新评估现有政策（至少这是暗示政策有可能改变），并且当经济问题冲突成为常态而非例外时，就很难坚称：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利益绝不会有分歧。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历史的经验，日本对亚洲大陆的观点就与美国有别。因此，日本的国防预算缓步上升，直到成为世界第三，并且鉴于俄罗斯的内部困难，或许是第二有效的军事预算。
1992年日本首相官泽喜一被问到，日本是否能接受北朝鲜具备核能力时，他以非常不合日本味道的直率，简洁地答了一个字：“不！”这是否表示日本将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或者她将设法压制北朝鲜的核能力？单凭这些问题会被问到的事实，就代表日本有可能在某一程度内，会脱离美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立场。
针对其他主要国家进行更锐利的分析，可能会显示出亚洲均势已有变化，而且不太稳定。美国企图维持亚洲均势的话，就不能等到它已经受到破坏才着手。她的政策必须有充分弹性，能够影响亚洲所有的论坛，就某个程度而言，这业已在进行中，美国业已在东南亚国家建立辅助性的角色，也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成为主要参与者。
但是，美国对这些多边组织影响力的局限性，也变得明显了。克林顿提议以欧洲模式建立比较有组织的太平洋共同体，却受到礼貌而又冷淡的回应，其原因出在亚洲国家并不认为她们是一个共同体。她们并不想要一个有组织的架构，可能使得亚洲潜在的超级大国，甚至美国，能对其事务有重大发言权。亚洲国家愿意开放与美国交换意见，也赞成让美国充分参与，以便一旦紧急事故发生，美国能援手挡退对其独立的威胁。但是她们对独大的邻国，甚至美国，都有忌惮，因而不能支持在全太平洋建立正式组织。
美国影响事件的能力因此主要得靠她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来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日本与中国的政策——在本书写作时，仍有极大争论——非常重要之故。美国是使日本与中国虽然互相疑忌却还能共处的关键角色。在可见的未来，日本面临人口老化、经济停滞的压力，可能会决定抢在中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俄罗斯恢复实力之前，先发挥其技术与战略上的优势；然而，她或许会追求更能提升其平起平坐地位的核技术。
针对上述可能的状况而言，日、美紧密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日本的温和，也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保证。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军事力量与美国结合的疑虑反而没有对单单日本一国的军事力量的疑虑来得更大。日本会认为，只要美国的安全网存在——即使已经比以往小一些——她需要的军事力量可以较小。有需要让美国在东北亚（日本与韩国）维持足够的驻军，倘若没有美军驻留，美国承诺会在亚洲长久关切，就失去可信度；日本和中国也会更加受到诱惑追求其目标，到头来可能就互相争锋，甚至波及两者之间的缓冲国家。
以平行的地缘政治利益为基础，重振和澄清日美关系，会面临重大障碍。美日在经济上不合是尽人皆知，文化障碍可能更隐晦。不同国家决策方式不同，都会有这些痛苦，甚至有狂暴的痕迹。美国人以地位做决断。某位权威人士（通常是总统、偶尔是国务卿），多少是凭借其职位在各项可能方案中挑选他赞成的路线。日本却得依照共识运作。每一位必须执行决定的人，都参与共识的制订与形成，要人人都同意了，共识才算建立。
这种差异在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商时，就必然会因误解而更加严重。美国总统表述同意，接下来就是行动；日本首相认可，他所传达的态度未必表示他同意美国立场，而是他已经了解，会向同僚转达提出。他认为很明显，他的职权不能逾越此一程度。有关亚洲前途的谈判要成功，美国必须更有耐心，日本必须采取立场讨论有关未来合作的长期政策。
颇为奇妙的是，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就会不稳定。日本虽然相当接纳中国文化，却一直挣扎在又敬又惧的心态中，固然想建立睦谊，却又有心要控制中国。中美关系一吃紧，日本就倾向于脱离美国，目的若非增强她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紧密追随美国而损及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力。同时，日本纯以本国立场出发，又有被北京诠释为表露日本有霸权思想之虞。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会有重大风险。这种混沌情势也让美国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它违反了美国给其他国家贴标签非友即敌的倾向。
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美国已经最为强盛，欧洲必须努力整合得更加团结，俄罗斯是步履艰辛的巨人，日本财富可观却仍然怯懦。然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年增率接近10％，具有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军力亦鼎盛，她在主要国家中的地位将出现最大的相对上升。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构想以中国为“四大警察”之一，可是中国旋即陷入内战漩涡。共产党中国崛起后专注于成为独立的大国，但因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大打折扣。将意识形态的骚动搁置之后，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以纯熟的坚毅，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使美国在亚洲有遭到孤立之虞。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或承担得起，在美国与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她们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方向错误，才会爆发美、中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几乎每个国家都盼望美国创造一个稳定、长期的架构，能把中国和日本都包容进去——这项方案一旦中美对抗，就绝对不会成功。
中国具有最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历史，传统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她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可畏的日本、俄罗斯两大强邻，以及印度。可是，美国政策同时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这的确就是美国的立场——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
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连续四年，美方拒绝与中国有高层接触，中美对话受到抑制——即使在冷战最炽烈之时，美国也从未对苏联采用此一措施。人权问题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
克林顿政府明智地恢复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基本上要取决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很显然，美国不能放弃她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有多大程度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