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威胁与单方面行动之后，斯大林邀请马歇尔长谈，并强调称他非常重视与美国全面达成协议。斯大林声称：僵局与冲突“只不过是侦察部队的小接触、小冲突而已！”斯大林又说，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可能妥协，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要悲观”。
如果斯大林这番话有诚意，这一回他可估算错了。因为，一旦美国人认为他的信誉已经扫地，就不可能再相信他。斯大林已经走得太过头，因为他不了解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心理。结果是：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同盟，以及西方国家强化军力，凡此种种都远远超出斯大林游戏计划的想象。
丘吉尔几乎说得一点也不错——政治和解最好的时机是在战争甫告结束，便立刻展开。斯大林当时是否会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当时提给他的方案之内容，以及拒而不受的后果将是如何而定，时机和严重性将迫使他正视，越是在战争结束后快谈，以最小代价达成妥协的机会就越大。当美军撤出欧洲的速度加快，西方的谈判地位也加快衰减——起码一直要到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继出现，才算止住。
斯大林和马歇尔1947年谈话之前，这位苏联独裁者已经玩火过头。美国人此时对他的不信赖感，就跟从前善意接纳他一样深刻，即使说美国人由纯粹友善一转而不分青红皂白都予怀疑，有点过当，这也是反映了国际情势的新事实。理论上来说，或许民主国家可以一方面组织联合阵线，一方面亦与苏联就全面和解进行磋商谈判，但是，美国领袖及其西欧同僚却认为，西方的团结与士气太脆弱，不足以撑持双轨策略之模糊与歧异。此时，法国和意大利境内，共产党是第二大政党。正在筹组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部也在争议是否应以宣布中立换取国家统一；英国和美国境内也都发生和平运动，挑战新起的遏制政策。
4月28日，马歇尔国务卿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方的对苏政策已经越过一个“不归之点”，他拒绝斯大林暗示愿妥协之议，因为“我们不能再蹉跎时间”。“欧洲的复兴进度大大落后；分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病人已垂危，医师犹在争辩如何施医。因此我相信，行动已不能再拖延。我们必须毫不拖延，立刻采取行动，应付这些迫切问题。”
美国选择了西方团结优先于东西谈判的策略，它的确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它不能冒风险接受斯大林暗示和解之议，然后再发现他只是利用谈判来破坏美国努力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因此，遏制成了西方政策的指导原则，持续了40年之久。
第十八章 遏制政策的成功与苦痛
结束对立的条件
1945年底，美国的决策者可谓进退维谷。波茨坦会议和其后的外长会议并无成果。斯大林似乎并不顾念美国对民主政体的尊重，在东欧为所欲为。美国外交官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再遭遇到苏联的强悍蛮横作为。在业已战败的德国和意大利方面，莫斯科似乎已经浑然忘了“伙伴”这个词汇的意思。美国决策者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1946年春天，杜鲁门总统开始面对此一严重问题采取强硬政策，成功地要求苏联退出阿塞拜疆。但是他的做法不脱威尔逊主义的模式。杜鲁门和罗斯福一样，不愿采取权力均势的政策，也不愿以安全为词为美方行动辩解；他尽力以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共通原则，以及吻合新签订的联合国宪章之精神，来替美国行动解释。杜鲁门认定未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斗争是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与竞赛，与政治势力范围无涉。
然而，不管美国政治家爱怎么称呼它们，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出现，而且还持续存在达40余年，以迄苏联阵营覆没为止。在美国领导下，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统合起来，而苏联则将东欧国家纳为其附庸。原先轴心国家阵营的意大利、日本，以及1949年以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渐渐趋向于和美国结盟。虽然苏联借华沙合约强化它在东欧的霸权，它这个名义上的同盟显然是借由高压手段凑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官方面在希腊鼓动游击战争，并且煽动西欧国家共产党（尤其是法共和意共）大规模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破坏西方的团结。
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必须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张。但是，如何给抵御行动找到合理的基础？美国受其国家传统限制，无法以传统的权力均势作为诉求。美国领袖之所以如此，并非伪善。当他们终于承认罗斯福的四大警察构想无法实现时，他们宁可把这项发展诠释为：这是迈向本质上和谐的世界秩序之路的一种暂时挫折。这一来，他们遭遇到哲学上的挑战。苏联蛮横是否仅是一个过渡阶段，华府可以耐心等候它？美国人是否如同其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等人所称，因为未曾妥当地把美方要求和意愿与斯大林沟通，不智地使得苏联觉得惊惶？斯大林是否果真拒绝在战后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合作？他真的不想做美国友人吗？
华府最高决策圈斟酌这些问题时，年轻的外交官乔治·凯南（ Geoge Kennan）由莫斯科美国大使馆以俄国问题专家身份送到一份文件，预备提供哲学和理念上的架构来解释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份报告改变了华府当局的世界观，后来习称它为“长电” （ LongTelegram）。凯南认为，美国不应以苏联蛮横而自谴，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苏联制度本身之内。他主张说，苏联外交政策本质上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旧式沙皇扩张主义两者的混合体。
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斯大林世界观的中心。斯大林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无可挽回的大敌。苏联和美国之间的龃龉因此并非是华府和莫斯科之间有误会，或沟通不良所致，而是随着苏联对外在世界的观点与生俱来。他说：
“这个（共产主义的）教条里，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为其本能地惧怕外在世界寻找理由，因为独裁者没有这份理由就不知如何去统治，他们的暴行使他们必须以此解说，他们的牺牲也令他们必须有所交代。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名目，在其手段和战术上牺牲了每一项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不能抛弃它。它是一张无花果叶，遮掩住他们的道德和知性责任。没有它（遮羞），他们将站在历史上受审判，至多也只不过与俄罗斯一连串残暴不仁的统治者蛇鼠一窝，暴虐压迫国家，追求军力新高峰，以便对内部脆弱的政权求得外部安全的保障。”
凯南指称，很久以来，沙皇就追求扩张领土。他们试图征服波兰，把它变为附庸国。他们把保加利亚视为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禁区。他们也在地中海寻找不冻港，并且力图控制黑海海峡。“但是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而且凯南认为，这乃是苏联的本旨，美国无论如何甘言美语，也改变不了它。凯南主张，美国必须预备从事长期斗争；美国与苏联的目标和哲学无法调和。
国务院1946年4月1日向跨部门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首度有系统地陈述出美国的新对策。这份备忘录执笔人是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马休士（H。 Freeman Matthews），它试图把凯南本质上强于哲理的观察，转化为可行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首次把美、苏争端，视为苏联制度本来的特征。莫斯科必须被说服，“先以外交手法，必要时即以军力分析方式让它相信：它的现行外交政策路线只会把苏联带上灾祸之路。”
这些大胆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满一年即已出现，是否代表美国将防御圈绕在苏联辽阔的周边地区每一个受其威胁的地方？马休士在这里略有退却，加上两个条件。他认为，美国掌握海、空优势，苏联是陆上霸权。马休士备忘录提醒决策者注意“我军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无力可施”，因此美国军力只限于用在“美国及其潜在盟国的海军，两栖部队和空军力量，能够起码以守势对抗苏联陆军”的地区。第二个条件则警告美国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最好、最不会招致抨击的方法，美国可借此施行反对苏联实质扩张的主张。”
但是，这两个条件适用在哪些地方？马休士文件举出下列国家或地区相当危险：芬兰、斯堪的那维亚、东欧、中欧、东南欧、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的新疆和东北。问题是，它们没有一个在美国相关军力能及的范围之内。陈述出美国持续高估英国实力的情况后，这份备忘录力求美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而这正是美国领导人仅仅数年前激烈反对的路线（见本书第十六章）：
“如果要遏阻苏联独霸欧洲，英国就必须作为主要大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在西欧继续存在。因此，美国应该给予英国一切可能的政治、经济支持，必要时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亦应给予军事支持。”
马休士备忘录并没有说明，英国的战备力量为何可以超过美国，而且第二个条件也不见得容易吻合。国际联盟在它短暂、无功的生命期间，已经显示出它几近无能来组织集体行动对付一个大国。何况，马休士文件设想的这个构成安全重大威胁的国家，还是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且享有否决权。如果说联合国不会有所举措，美国不能有所动作，那么英国的角色也只能是聊胜于无吧！
克拉克柯立福（ Clark Clifford）在他长久的总统顾问亲信生涯中，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消除马休士备忘录的含糊不清之处和限制条件。柯立福在1946年9月24日的一份最高机密研究文件中，采取此一观点：只有在苏联力量受到制衡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会改弦更张，对苏联侵犯美国，或侵犯攸关我们安全的世界某地区之主要遏阻力，将是我们的军事力量。
现在，他这项见解已经成为人人接纳的看法。但是，柯立福以它为跳板，进而宣称美国的环球安全任务，涵盖了“所有受到苏联威胁的民主国家”。何谓“民主”，意义并不明确。这个条件是否局限了美国仅只防卫西欧？或是它也会把任何受到威胁的地区一视同仁，让美国同时保护东南亚的丛林、中东的沙漠，和人烟稠密的中欧？其后随着时间演进，后一说法成为主流。
柯立福不认为这项新起的围堵政策和传统的外交手法之间有任何雷同之处。在他的观点中，苏、美冲突并不是因两者国家利益冲突而起（此处如何界定尚有讨论余地），而是因为苏联领导层道德缺失而起。因此，美国政策的目标，改变苏联社会的意味重于恢复势力均衡。有如1917年威尔逊总统决定对德国宣战，归咎于德国皇帝，而不是以德国威胁到美国安全做题目；柯立福现在也把苏、美紧张归咎于“一小撮统治阶层，而不是苏联人民”。只有苏联彻底改变心意，甚至可能还得有一批崭新的领导人出现，苏、美全面协议才有希望达成。在某个戏剧性的时刻，苏联这些新领导人将“觉察到我们强大到无法制服，坚强到无法威吓，此时就会和我们获致公正、平等的解决”。
柯立福和其后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在讨论冷战时都没有提出结束对立的明确条件，也没有主动作为，以谈判来谋求美苏和解。只要苏联维持其意识形态，谈判即无任何意义。一旦苏联回心转意，和解几乎可说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因此之故，事先列举和解的条件被认为会限制住美国的行动自由——同样的论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被用来回避讨论战后世局如何处理。
美国现在有了理念架构，足以正当主张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即遵循俄罗斯的历史模式四处扩张。苏联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除了南斯拉夫以外），希腊境内游击战争战火炽烈，他们获得共产党人在南斯拉夫，以及保加利亚的苏联傀儡的支援。苏联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也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立海军基地——这和斯大林1940年11月25日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如出一辙（详见本书十四章）。
击败苏联的策略
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就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援希腊和土耳其。1946—1947年的冬天，英国艾德礼政府照会华府，它再也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责任。杜鲁门预备接替英国历来阻挡俄罗斯前进地中海的角色，但是美国民众和国会都还不能赞同英国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必须依照以严格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为基础出发的原则为准绳。
这项转折出现在1947年2月27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中。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国务卿和艾奇逊助理国务卿，极力向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为首的一个国会代表团进言，力陈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重要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传统、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共和党人此时在国会两院均居多数党。
马歇尔首先冷静地分析了援助方案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他的话招致共和党人老套的不满之词，抱怨美国若是插手，不啻是“替英国火中取栗”，美国参与势力均衡是不义之举，援外负担沉重等等。艾奇逊发觉政府方面落居下风，悄悄问马歇尔是否可以插口陈述？获得国务卿允准后，艾奇逊侃侃陈词。他大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