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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视运河问题为法律问题，注意力集中在海路可能受阻，因而酝酿出法律架构来绕过障碍，争取自由通航权。然而艾登和摩勒却矢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被国有化；试图以它为借口，推翻纳赛尔，或至少羞辱他。纳赛尔则好整以暇，一般革命家完成既成事实后也都端坐静候。他越能撑得住，既成事实就越不易被推翻——尤其不能用武力去推翻。
艾森豪威尔激烈反对使用武力，即使是为了维护苏伊士运河自由通航原则（杜勒斯在伦敦已公开支持它）而动武也不干。杜勒斯将艾森豪威尔亲笔函交给艾登，强调：“在目前甚至考虑运用武力，都是不智之举。”艾森豪威尔甚至还暗示，英国如果片面行动，美国说不定就不支持北约组织，言下之意，放手不管盟国死活，任凭莫斯科恣意妄为。艾森豪威尔信上说，如果爆发战事，在美国发现所有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法皆已无效之前，它“将非常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对西方盟国的观感。我不愿过甚其词，但可以向阁下担保：这将增长到后果极为严重的程度！”
就表面来看，英、美两国似乎最不可能发生冲突，两国领袖交情可以远溯到大战时期。艾登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会把担忧英、法单方面行动发展为公开反对，艾森豪威尔则深信，到最后，法国和英国不敢在美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英、美领袖珍惜他们的“特殊关系”，尤其是战时并肩作战、私人交谊亲睦，特别可贵。但是在苏伊士危机时，却因基本性格冲突，交情起了变化。英方领袖发觉杜勒斯言词尖酸刻薄，艾登因而认为他挺讨厌的。
以家世传承和个人学养来看，杜勒斯可谓非常适合担任国务卿职位。他的外祖父约翰·佛斯特（ John Foster）在哈里森总统之下担任国务卿；他的姑父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代表美国出席凡尔赛和会。虽然杜勒斯在他中年以前一直是公司律师，他的血液里却是包含有家学渊源的外交政策的营养。
美国的国务卿们历来都坚持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担负世界正义价值。杜勒斯亦不例外，只不过他宗教式虔信心重于哲学上的认可。他第一次亲涉国际事务的经验是担任一个新教徒委员会主席，鼓吹世界和平。他一度骄傲地宣称：“国务院里没有人比我更熟读圣经。”他在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日常运作时，诚心运用长老会的信仰原则。他在1950年写道：
“我深信我们在此需要使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作为，更忠实地反映一种‘人应信服上帝’的宗教信仰。”
虽然杜勒斯代表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格莱斯顿时代的英国人可以很轻松地认识到，但是二次战后的这一代英国领袖却厌恶他的正义凛然，道貌岸然，认为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不幸的是，杜勒斯的说教意义往往大于他表达对外交事务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他对苏联制度的深刻分析。丘吉尔形容杜勒斯是个“顽固的清教徒”。艾登则自始就对杜勒斯没有信心。1952年，艾森豪威尔宣布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之前，艾登就表露希望他人出任该职，他说：“我不认为我将能和他共事。”
杜勒斯有许多特质，使他极具影响力。他的工作精神和坚持原则，令艾森豪威尔折服。阿登纳认为杜勒斯是他生平所见“最伟大的人物”，一个“言出必行”的君子。他的坚定不移两极世界观念、谨慎不让自己被诱骗或胁迫去对莫斯科让步，以及意志坚定，使得担心美苏单独议和的阿登纳及其他领袖喜爱他。
然而，杜勒斯在伦敦吁求道德，却凸显出伦敦和华府观点越来越不相吻合之势。从头到尾，杜勒斯大声喧嚷支持英、法揭示的目标，可是也不断抗拒以武力来践行。他非常有创意地提出克服危机的主张，但是仔细再加检验，这些点子却化为旷日费时的迟疑不决，阻止了英法贸然动武，如果杜勒斯曾预备坚持其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苏伊士危机的务实之解决方案——或许未必是英、法最爱的方案，却是他们能勉强接受者。
杜勒斯刚回到美国就表示排除使用武力，他提出的召开航运会议之方案，也被纳赛尔谢绝。杜勒斯在8月3日说：“我们不要以暴制暴。首先，我们要找出许多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包括埃及在内的全体有关国家，将会尊重1888年国际化条约当事国，或依据其条文之受益国之清醒意见。”道德论调改变不了杜勒斯拒用武力等于指出盟国外交步向死巷的事实。能够诱导纳赛尔接受杜勒斯提出的运河解决方案之唯一方法，是以如果再不识相，英、法将有军事干预的打算去威胁他。可是杜勒斯提出国际共管运河之议，也一再声明不用武力，这简直就是邀请纳赛尔一定要拒绝接受其提议。
杜勒斯与英、法合作号召举行苏伊士运河主要的24个使用国之国际会议，其中有8国曾在1888年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组成纳赛尔目前试图废除的体制。美国等18国以多数票，提议新的运河管理体制，接受埃及的主权，也让埃及人员参与，但亦确立以国际会议与会国家为运河的实质管理人。尽管点子良多，杜勒斯却不愿运用舆论以外的方式去推动执行它们。杜勒斯否认在他的方案以及执行方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坚称到了最后道德说服可以促使纳赛尔退让。他认为，多数人“相当尊重人类的意见。由于我相信它，我深信在这项会议会出现道德力量的裁判，我们可以有信心苏伊士运河将一如过去100年，在未来的年代里为人类和平服务”。事实证明，道德压力并没有物质压力同样的威力。9月10日，纳赛尔回绝了伦敦航运会议的提案。
三天之后，杜勒斯又提出另一个精巧的方案。这次他提议以使用人协会来营运运河，并在运河两端的塞得港和苏伊士，即埃及领水之外设立管制站收取通行费。如果纳赛尔不让步，使用人协会就要径自运作，不要他参加；如果他同意参加，就得把运河收入的管制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如果不是杜勒斯本人对自己的方案另有意见，这个复杂的方案或许就可付诸实行。10月2日，杜勒斯在一个记者会上又再次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他在同一个场合也大放厥词，批评艾登主张以北约组织来处理苏伊士运河类似的危机，乃是不恰当的提议：
“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与若干基本事项有关。在某些领域上，（美、英、法）三国因条约，如大西洋公约，而同进共退。……其他问题涉及其他地区，和触及所谓殖民主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扮演较为独立的角色。”
杜勒斯从法理解释，固然有理，不过他日美国却尝到异地而处的滋味。当美国在越南亟需盟国伸出援手时，美国盟国却以同样道理婉拒声援。1973年中东战争时，美国空运物资援助以色列，欧洲盟国却拒绝让美机飞越其领空，等于是苏伊士危机的反面回应。换言之，美国的盟国拒绝在严格界定的条约范围之外，承担北约组织之义务。1956年，英、法最生气的倒不是杜勒斯依法理解释其立场，而是强烈暗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对所谓重大利益的界定与欧洲盟国大大不同。
因为，英国最恼怒的是，就在杜勒斯开记者会的前一天，艾登已经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声明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纳赛尔，而是苏联：
“我们心目中毫不置疑，相信纳赛尔现在实质上已在俄国人掌握中，就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操控一般。现在向纳赛尔示弱以求安抚他，不会有效，就和当年向墨索里尼示弱一样。”
艾登认为，杜勒斯的声明等于是说，美国不认同他的说法，不以为在埃及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他想以遏制政策来架构埃及问题，可是杜勒斯却似乎把整个事件视为一桩殖民主义闹剧，美国决心保持道德清白的形象，不肯插手。
我们很难相信杜勒斯不清楚他玩的把戏有多么危险。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坚信美国大众会对崇高、正义、道德的号召乐于从命，杜勒势也有极丰富的现实经验。他对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然而，他似乎受到两种矛盾的脉动所拉扯。以他对共产主义历来的态度而言，他必然完完全全同意艾登和摩勒对苏联渗透中东危险之分析。这正可以说明为何他对纳赛尔动机的解读，与艾登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以及何以他突然决定不支持阿斯旺水坝兴建，让英国内阁（他们本来就一直挺有戒心）也吓了一跳。
此时，杜勒斯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兵连祸结的可怕，极力反对动武。艾森豪威尔对玩弄势力均衡这一套毫无兴趣；即使中东局势的确对全球均势存有长远危险，他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到可以稍后再来抵抗它，等到实际生存受到威胁再行动也不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伊士危机还未构成大碍，用不着使用武力。他的微笑常在脸上，他具有极坚毅的性格，一旦冒犯他可就不好玩了。
诚如艾奇逊曾说过的，国务卿能有何表现，要看他是否知道总统的脾气和个性而定。杜勒斯当然明白，但是艾登和摩勒却不明白，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他们忽视了艾森豪威尔在9月2日致艾登的一封信的意义，艾森豪威尔此信谈论国际航运会议，他再次警告反对运用武力：
“近东和北非的人民，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西方，我恐怕花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无法加以克服，尤其是思及俄国人居中挑拨离间的能力，说不定一个世纪都无法克服。”
杜勒斯可说是夹在强硬难折的艾森豪威尔和一群暴怒难抑的欧洲盟国之间，进退两难。艾登和摩勒已经骑上虎背，无法后退；也对杜勒斯宣示的目标口头姿态强硬，可又一再不肯以务实手段去做，大为生气。他们从来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反对动武的心意有多强，或者他的观点如何主导政策走向。以杜勒斯而言，盟国与纳赛尔之间的差距问题，小于他的上司总统和总统在欧洲的密友之间的歧义。他只好押赌，拟以灵活手腕来弥补间隙，期盼时间能使他们或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转变，或导致纳赛尔犯下错误，让大家都能摆脱僵局。不料，事与愿违，杜勒斯却使得法国和英国孤注一掷。
有位记者9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问，道尽杜勒斯两难之境，他问：“国务卿先生，美国事先宣布将不动武，苏联又以舆论为埃及撑腰，这岂非让王牌尽在纳赛尔手中？”虽然杜勒斯含糊地答称道德力量必胜，这个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民主国家之间歧见加深，鼓舞了克里姆林官加大赌注。华府讶然获悉，苏联愿意解囊协助阿斯旺大水坝兴建案，取代了西方的援助，并且要增加对中东运送军火。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大使嚷道：
“别忘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倾全力支持埃及。如果我儿子向我请缨志愿参战，协助埃及，我会鼓励他前往。”
杜勒斯10月2日在记者会中第二度摒除以武力解决的战术之后，英、法失望之余，决定自行解决，英、法的军事干预现在已箭在弦上，只待少数战术行动履行完程序。其一就是再向始终角色尴尬的联合国做最后的陈情申告。起初，英、法在美国支持下，刻意回避联合国，担心不结盟国家和埃及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他们外交手段已黔驴技穷之际，他们也向联合国申告，敷衍一下，以示由于这个世界组织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力行动，因此，联合国竟然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联合国在心理上毫无准备，只得起而回应。埃及、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私下协商，得出“六点原则”之协议，与航运会议上的多数观点非常接近。它要成立一个埃及人掌握的营运委员会，以及一个监理性质的使用人委员会。两委员会如有争议，则交付仲裁。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在10月12日发表电视演说称：
“我想今晚对美国人民宣布一项上好消息。今天下午在联合国就苏伊士危机如何解决获致的进展，极为可喜可贺。埃及、英国和法国透过其外交部长会商，同意一套开始谈判的原则，看来大危机已经成为过去。”
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确切说出“和平在望”，但他的声明激起了欣喜之情，可是事态发展却证明高兴为时太早。就在第二天，10月13日夜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为六点原则背书，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意外。分为两次的投票中，六点原则无异议地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如何执行的方案却遭到苏联否决。
六点原则是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机会。美国对埃及施压力，可能会使她去要求苏联撤回否决——当然这是假设否绝不是出于埃、苏两国事先串谋。美国若是以警告的方式对苏联施压，正告她一旦摊牌，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边，也可能使苏联不致投下否决票。但是美国决定，除了与盟国维持友谊之外，也要对不结盟国家示好。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使得战争无可避免。
艾登和摩勒已经顺从各项方案，避免战争，如航运会议、使用者协会和六点原则，无不接受。每一次，开头颇有希望，最后却搁浅；每一次，美国都没有运用其外交影响力替杜勒斯本身设计或支持的方案出面争取助力。但是，英国和法国虽然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动武，她们却给自身弄个致命的重担，最终用一个笨拙的策略做借口。法国筹划出来的这套办法是，怂恿以色列进袭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兵，然后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义，要求埃及和以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