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苏联占领区和另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立起铁丝网，隔离起来，另外还围绕整个柏林修盖起围墙。围墙两边的家庭从此各自一方。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柏林围墙日益增强；水泥盖墙、布上地雷，派出猎犬防守，这都成了东西柏林分裂、极权主义惨无人道的象征。东德政权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留住在自己国家之内的破产形象，自此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过，共产党领导人堵住了苏联阵营大堤上的一个漏洞！——至少暂时堵住了！
柏林围墙使得民主国家又得正视柏林的两难局面。他们有心为保卫柏林自由，对抗公然侵略，但是对公然侵略应该如何反应于未然，却尚未决定；或者可以说还未确定要如何界定侵略。肯尼迪几乎立刻就决定，建起柏林墙并不符合美国对侵略的定义，因此不预备以军事方式去挑战它。美国企图不夸大柏林墙的严重性，可以由围墙建立的第一天，肯尼迪驾船出游、腊斯克国务卿去观赏棒球赛这个事实做证明。在华府根本没有危机气氛。
实际上，肯尼迪在军事上可选择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如果美军把占领区界限边的篱障拆了，他们可能会见到退后数百码，东德又盖一座围墙。试问这时候他们要不要进入东柏林，把它拆了？西方民意会支持为柏林“之内”自由活动的目的而战吗？——实际上，东柏林早早已被承认是东德共产卫星附庸的首都了。
当情势显示美国不会以武力抗拒兴建柏林墙时，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震撼无以名状，被迫要正视那下意识很清楚、却又害怕承认的事实。经过匈牙利革命事件之后，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以军力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勃兰特日后宣称，他的导致承认东德政府的东进政策（ Ostpolitik），即因对美国针对柏林墙兴建之反应，彻底地失望而形成的。然而，若是因为拆除柏林围墙而爆发战争，德国人的震撼必然还会更大。即使是阿登纳也告诉艾奇逊说，他并不希望以核战争来防卫柏林，因为他也深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柏林。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施展浑身解数，想摸清对方的承诺和限制。7月，肯尼迪大幅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召集后备部队，增调部队赴欧洲。1961年8月，在柏林墙建起之后，肯尼迪调派1500人的部队取道苏联占领区的陆上通路赴西柏林，看看苏军敢不敢制止他们的行进。这支部队一路不受阻碍地抵达西柏林，受到已先行登机抵达的副总统约翰逊之热烈欢迎。不久之后，1948年柏林受封锁时的英雄克莱（ Lucius Clay）将军，被委派为柏林总统私人代表。肯尼迪在柏林的自由这个问题上拿美国的可信度冒险。
赫鲁晓夫再次自作聪明，自己走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同的死巷里。他的狂妄恫吓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应，他又不敢去挑战。根据美国潜伏在苏联军方的大间谍潘考夫茨基上校（ Oleg Penkosky）的报告，苏联高层军官十分明白他们欠缺准备，经常私底下抱怨赫鲁晓夫的莽撞。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就看穿赫鲁晓夫的狂言恫吓，告诉一位访客说，一旦爆发战争，他担心美国本身武器的核落尘之为害，远胜于担心苏联报复反击。肯尼迪一接任总统，也很快就了解到在整体战略力量上，苏联低弱多了。
形势有利于想要维持现状的一方。在此同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还更明显，不愿为柏林而轻易冒核战争之险。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高峰会议后回国途中，陷入沉思：
“为了通路权的争议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再统一，而冒一百万美国人丧命之险，真是蠢极了。如果我要以核战争要挟俄国，必须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来自当初的遏制理论。他努力在苏联向西方挑衅的每个地方加以防堵。肯尼迪的目标则更加宏远。他希望通过超级大国直接谈判，一劳永逸地结束美、苏冲突——可以利用柏林危机作为转折点。因此，肯尼迪的白宫极力推动在柏林问题上比较弹性的外交，必要时可以片面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问题是一项挑战，必须坚忍对付，熬到胜利；就肯尼迪而言，它只是通往他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驿站而已。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会找出公式去化解某种特定威胁；肯尼迪则要清除通往和平的永久大障碍。
这两位总统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也不一样。艾森豪威尔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欧洲指挥盟国联军，肯尼迪则在太平洋服役，而太平洋战场的美国比较片面，只涉本国兵力。肯尼迪不预备让盟国对谈判有否决权，实际上也宁愿与苏联直接交涉。1961年8月21日，柏林墙竖立起来一星期之后，他对腊斯克国务卿发出一道总统令：
“谈判的日程以及西方立场的实质内容，都还没有敲定，我也不再相信单凭四强会谈就能有满意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努力在这两个领域强化美国立场，并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否定。我们本星期应向我们的三个盟国明白告知，这是我们的决定，他们必须追随配合，否则就不要插话。”
腊斯克遵奉这道指令，放弃四强会谈方案，转而采取与莫斯科直接对话的方式。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当年秋天在联合国见了几次面。其他的对话则由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进行。然而，苏联并不是轻易就同意就柏林问题谈判的议程。
问题出在彼此都发现自己陷入核时代特有的两难之局。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核武力来保卫自身生存，但是这些武器却不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转型。不论理论上可以估算出享有多少核优势，核战危机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以达致的目标。即使估算核战风险只有五成，若是代价是一方社会之全然摧毁，也是无法容忍的大风险——尤其这是攸关文明之存亡问题。因此，每一方都在战争风险之前退缩了。
在此同时，每一方也都不可能以外交代替强权。尽管紧张上升，赞同维持现状的论调一向总是胜过想打破现状的冲动。就民主国家这一方而言，盟国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共识；就东方阵营而言，赫鲁晓夫的夸口大话可能已使其同僚期望太高，即使西方预备做出重大让步，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还认为不够。最后，赫鲁晓夫孤注一掷，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企图打破僵局；这个例子显示出，在军事力量可以影响外交交涉之前，筹码必须押多么高。
这种停滞不前的趋势，也破坏了肯尼迪政府以外交主动打破僵局的努力。任何让步若是赫鲁晓夫能接受，必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任何方案若是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也会挫弱赫鲁晓夫。
肯尼迪政府想从苏联的要求清单中找出任何没有风险就能餍足它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 McGee Bundy）在一份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白宫的想法如下：“目前在规划我方谈判立场详细内容的人士之主轴思想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大幅转向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河边界线、互不侵犯公约，甚至分别缔结两项和约的想法。”备忘录没有指出，美国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做回报。
这种态度使得华府无可避免地逐渐与阿登纳分道扬镳。9月22日，政府方面漏出来的一则讯息清楚说出：“美国政府某权威人士今天呼吁西德，以自己利益，接受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这位人士说，西德‘与东德交谈’，而不是不予理会，将有更好机会达成德国再统一”。
1961年12月，邦迪再度向波恩当局担保，谈到美国“基本”目的是确使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信赖美国而遗憾”。同时，他也警告称，不能把这项担保误加诠释成为空白支票：“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
事实上，这种修好的词语把彼此都消解了。由于美国和西德已宣示的立场无法调和，而且由于德国得完全仰赖美国来防卫柏林，不让波恩享有否决权，其后果不外乎下列两者之一：为一个肯尼迪政府已明说并不相信的目标，冒战争风险；或者强制波恩接受德国领袖已经拒绝的观点。前者的目标在美国国会或舆论中，不会获得支持；后者则会摧毁德国对西方的承诺，以及大西洋盟国的团结一致。
华府和波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如果赫鲁晓夫有感觉，他或许可以感觉到这是确定西方国家各种不同暗示，何者可以对其具有政治利益的良机。然而，他不仅此图，却又加高赌注，避免谈判。
在这段外交停顿、盟国内部龃龉的时期，我也以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身份，略为涉及白宫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当时正在辩论的议题，也知道围绕着总统身侧的种种不同流派主张，不过我个人可没有参与到最后决定。艾奇逊虽然言词刻薄，却没有失宠，此时依然担任政府体制外的顾问，不时提供意见。像艾奇逊这样力主北约同盟的传统派，根本不愿谈判。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他们看不到新的柏林交通程序会有什么改善余地，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也恐怕只会产生激烈争辩。
我虽然敬佩阿登纳，却不相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略可以持久。每当赫鲁晓夫有选择而动，他就可以迫使西方谈判；哪怕戴高乐也好，没有一个西方领袖能够不先向百姓说明已经竭尽一切能事犹未奏效，就直接表示必须与敌对方摊牌决战。考虑到依照苏联议程谈判的危险，我认为先发制人至关重要，可以先提出美方对德国前途的方案。如果把决定留给会议去裁定，或听任截止时限到来再匆匆决定，我真替盟国的团结担心。就程序而言，我赞同谈判；就实质而言，我比较接近阿登纳和艾奇逊的传统派立场。
我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短暂的兼职期间，有几次与阿登纳相见。这使我很痛苦地看到，柏林危机在原先亲密盟国之间产生的不信赖感之深。1958年，拙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 Nuclear Weapons andForeign Policy）出书不久，虽然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教授，阿登纳邀请我前往一晤。在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坚定地告诉我，千万别被共产阵营由波罗的海直抵东南亚这种表面现象唬住。他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无可避免，迟早会决裂。他说，他希望当中苏决裂之时，民主国家能够准备好借势运作。
我过去从来没听过这种推论，也不相信这个论点。阿登纳必定是把我吃惊的静默，当做是默示同意，因为三年后他和肯尼迪会面，谈话终结时重提中苏必将分裂之说，又提到我也有同感。稍后，我得到肯尼迪的口信，希望此后我对地缘政治有何高见，不仅要能和西德总理分享，也要能向美国总统提供。
或许由于阿登纳与肯尼迪这一席对话，我被认为与阿登纳关系不浅。白宫在1962年初要我出面向他解释肯尼迪政府的柏林政策。我奉命要向阿登纳简报美国对谈判的做法、为柏林拟订的军事应变计划，甚至特别要简报美国的核实力，我被告知：除了英国之外，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盟国曾知其详情。
这的确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才刚开口做简报，阿登纳就打断我的话头。“他们在华府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当时我没有动容。为什么现在他们认为我会接受呢？”我回敬他，我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只是受命拜访他，缓和他的忧虑，他应该先听我讲完再做结论。
阿登纳当场窘住。他问我，我兼差担任白宫顾问，花掉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大约是25％的时间。他平静地说：“那我可以假定你告诉我75％的实情。”这句话是当着美国大使道林（Walter C．Dowling）的面冒出来；照阿登纳的算式，道林大使岂非无时无刻不在说谎话？
但是即使在德、美关系陷于如此低潮时，阿登纳还是显示出诚信君子的道德风范。虽然核战略不是他最有兴趣的范围，他深为感谢华府通过我向他简报核实力，由此显示出对他的信赖。我在大约25年以前在15岁上就由德国移民到美国，不以为我的德语词汇足敷商谈核武器这类话题，因此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译员是阿登纳的一名幕僚。事隔25年，这位译员已经相当上了年纪，且已退休，他写信给我说，他曾经把那次核实力简报做成纪录，呈交给阿登纳。阿登纳的反应是，他曾经保证对简报内容保密，因此即使在档案里留下一纸谈话记录，也有违承诺。他下令把我们的那段谈话记录全部销毁。
然而，1962年4月，德、美关系还是失控。4月21日，美国有一项计划，想成立一个国际交通管理局（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控制进出柏林之一切交通。这个管理局将有五个西方理事（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五个东方理事（苏联、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以及三个中立国理事（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至于统一问题则由东、西德各派出等量的代表，组成一系列委员会去磋商、推动。
一点也不意外，阿登纳强烈反对成立一个交通管理局，尤其是东、西德在其中地位平等。甚至，东、西柏林都派出官员参加进来，更会削弱柏林原本已经脆弱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更强化东德的角色。由于共产阵营的代表人数与民主国家的代表人数相同，届时三个并不强大的中立国家在苏联挟制下，岂非有了决定性的声音？阿登纳认为这是糟糕的方案。
阿登纳决心刺破水泡，采取他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抨击他的主要盟国。1962年5月7日的记者会上，他强烈指斥国际交通管理局的构想：
“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