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求同的结果：
“欧洲之情形为各国均相互依恃……欧洲为由数省组成
之单一国度。”
在这些主张提出的同时，18世纪已经历了两次西班牙王位继承
战，一次波兰继承战及一连串奥地利继承战。
出于同样的理念，历史哲学家华泰尔（ Emmerich de Vattel），在
七年战争的第二年（1758年）写道：
“不断进行之谈判使现代欧洲成为某种共和体，其成员
各自独立，但因共同利益而结合，为维持秩序，保卫自由而
团结。此即众所周知之均势原则兴起之背景，其宗旨为对国
际事务有所安排，期使无任何一国得以居绝对优势，凌驾于
他国之上。”
这些哲学家们是倒果为因。整个18世纪中，欧洲各国打过数不
清的战争，却看不出一点是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共同目标而战的迹象。
正当国际关系开始讲权力而非道德之际，许多新因素纷纷出现，使各
国越来越难以衡量本身的情势。
于是各王朝为加强本国的安全，无不致力于领土的扩张。在此过
程中，有数国的相对实力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及瑞典沦为二流国
家。波兰开始逐步走向亡国。俄罗斯（完全未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及普鲁士（只是次要角色）却逐渐强大。在成员相当固定的情况
下，要对其均势加以分析已属不易。而在各国相对的实力变动不已
时，想要评估其均势，在各国不同的评估结果中取得共识，则无异于
缘木求鱼。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造成的真空，招致邻国染指的野心。法国不断
自西方入侵。俄罗斯自东边蚕食鲸吞。普鲁士则在欧陆心脏地带开疆
辟土。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对哲学家们所极力推崇的均势，自觉
负有任何特殊使命。俄罗斯认为自己鞭长莫及。普鲁士身为欧洲强国
中最小的一国，其力量尚不足以左右整体的均势。各国国君均认为，
加强自身的实力便是对整体和平最大的贡献，并把本身的作为归因于
受一股无所不在的无形力量所驱使，其野心便没有任何限制。
国家至上观念的本质基本上是一种风险与利益的估算，腓特烈大
帝（ Frederick the Great）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关系素来良好，且有尊重
奥地利领土完整的条约的义务时，仍夺取奥国的西里西亚（ Silesia），
他所持的理由便是明证：
“我军之精良，部署之迅捷，简言之，即其显著优于邻
国之势，令吾国于此突发之紧急状况中，享有高于欧洲他国
之无尽优势。英、法相互为敌。若法国插手奥国之事，英国
必不能坐视，因此朕必得与其一结盟。英国不致嫉妒朕之获
取西里西亚，此举对其无损且彼亟需盟友。荷兰亦无顾虑，
尤其阿姆斯特丹商界于西里西亚贷出之款项均获保证。倘与
英荷结盟不成，仍可与法国联手，彼无从破坏吾国之计划，
亦乐见奥国之衰微。如此仅余俄罗斯值得顾虑。如女皇在
位，我等可贿赂其大臣；若其辞世，俄人将内斗不已，无暇
顾及外务。”
腓特烈大帝将国际事务看做一盘棋。他为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而夺
取西里西亚。他心目中唯一考虑的阻碍是来自强国的抗拒，而非道德
戒律。他分析的是风险与报偿如何：倘若征服西里西亚，别国是否会
报复或要求补偿？
他所得的结论是此举对其本身有利。他并吞西里西亚的行动，使
普鲁士跻身强国之林，但也因各国须应对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而引发
一连串的战事。最先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1740一1748年。普鲁士有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
（ Bavaria）及萨克森（Saxony）为盟国，英国则支持奥地利，萨克森
于1743年投入英、奥这一阵营。接着是七年战争（ the Seven Years
War），1756~1763年，交战国也有变化。奥地利此次与俄罗斯、法
国、萨克森及瑞典为伍，英国及汉诺威（ Hanover）则为普鲁士后援。
各国作战的动机纯粹是利害关系的考虑，不涉及任何国际秩序原则。
然而在这看似混乱，各方一味只求壮大自己的争夺战中，却渐渐
出现一种平衡。这并非各国自我节制的结果，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国
强大到足以让其他国家屈服、从而建立帝国的地步，即使法国也办不
到。每当有某一国可能占上风时，其邻国便会联合起来，不是为了实
践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是纯为防范最强国家的野心，保护自身的利
益。
这连年不断的争战并未像前面的宗教战争如此惨烈，原因有二。
18世纪的统治者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反而不及宗教、意识形态或民
选政府所能激起的同仇敌忾的情绪。他们受制于传统，或许也因为不
敢课征所得税和其他现代的苛捐杂税，使之能够用于作战的国库财富
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的出现。英国的外交政策明白支持维持均势。
这强化并维持着欧陆的均势。英国的政策是衡量情势，然后站在较弱
或受威胁较大的一方，以为制衡。首倡这个政策的是英王威廉三世
（ King WilliamⅢ），他是个果决而有世界观的荷兰人。在祖国荷兰，
他曾备受法王路易十四的野心所苦，即位为英王后，便利用每一个可
能的机会，联合他国来对付路易十四。英国是欧洲各国当中唯一不需
在欧洲扩张便可维持国家最高利益的国家。有鉴于欧洲的均势对英国
有利，因此她成为对欧陆仅求其不出现独霸的强权，此外别无他求的
唯一一国。为达成这个目标，英国愿加入任何反对独大势力的组合。
威廉一世：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
经由在英国领导之下频频变换的各种对抗法国野心的组合，欧洲
的均势渐次成形。几乎18世纪的每一场战争，还有以保卫自由为名，
一如黎塞留最初在德国所号召的对抗哈布斯堡的理由，在英国领导下
组成的每一个对抗法国的联盟，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平衡。各国得以
保持势均力敌，正是因为反对法国霸权的力量大到无法压制，也因为
一个半世纪来的对外扩张逐渐耗尽了法国的国力。
英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乃是反映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像这样一
个位于欧洲外海的小岛，设若整个欧陆的资源全部汇集在一个统治者
之下动员起来，则其生存势必受到威胁。因为如此一来，（在1707年
前尚未与苏格兰合并的）英格兰所拥有的资源及人口均远远有所不
及，迟早会落人某个欧陆帝国的统制之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使她与法王路易十四产生直接冲突。光荣
革命罢黜了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 JamesⅡ），并在欧陆寻
找信仰新教的继任者，最后选中荷兰君主奥兰治亲王威廉（ William of
Orange）。他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相当薄弱，只因为他娶了詹姆士二
世的女儿玛丽。威廉一世人主英国后，也带来了他正与路易十四进行
的战争，争夺的目标即后来的比利时，那里有成群的要塞及港口，要
接近英国的海岸是易如反掌（虽然这层顾虑是渐渐才显现的）。威廉
深知若路易十四成功地占领这些要塞，不但荷兰的独立地位不保，法
国称霸欧洲的可能性大增，而且英国也会直接受到威胁。于是他决定
派遣英军为今日的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可算是1914年德国入侵比
利时时，英国也决定派兵的滥觞。
自此威廉一世成为对抗路易十四的先锋。身材矮小、驼背、又有
气喘的威廉，乍看之下实在不像是注定要挫太阳王威风的人物。但这
位君主有铁一般的意志，再加上不同于常人的敏捷机智。他自己的看
法，而且是相当正确的见解，是认为路易十四已是欧洲权势最大的国
君，倘若听凭他征服西班牙统治下的尼德兰（herlands，即今日的
比利时），那英格兰便岌岌可危。因此务必要结成一个能制得住法王
的联盟，这不是为了抽象的均势理论而做，而是基于维持英国及荷兰
独立的实际需要。他意识到路易十四对西班牙及其属地的图谋万一实
现，将使法国成为超级强权，其他国家再怎么组合也无法向其挑战。
为防患于未然，他积极寻求盟友，很快便有了结果。瑞典、西班牙、
萨瓦（ Savoy）、奥国皇帝、萨克森、荷兰共和国与英国结成了大同盟
（ the Grand Alliance）。这是近代欧洲史上，针对单一强权所形成的规
模最大的大结合。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1688~1713年），路易十
四对这个同盟所发动的战争几乎不断。但是到最后，法国对国家至上
权威的追求，仍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基于本身利益而采取的抵制。法国
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无法独霸。这正是说明均势如何发挥作用
的最佳实例。
威廉对路易十四的敌意既非出于个人的好恶，亦非源自反法的情
绪，却反映着他对太阳王的权势及无穷尽的野心冷静的评估结果。他
曾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
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
个反法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对
别人指责他反德的回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
样可能亲德而反法。”
威廉一世若觉得与路易十四谈判对维持均势最有利，那他会百分
之百地愿意这么做。对他而言，这很简单，英国要设法维持哈布斯堡
与波旁王朝（ the Burbons）之间大致的平衡，好让较弱的一方在英国
协助之下，维持着欧洲的平衡。而自黎塞留以来，较弱的一边始终是
奥地利，因此英国与哈布斯堡结盟，反抗法国之扩张。
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这个构想刚提出时，英国的舆论反应欠佳。17
世纪末，英国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颇似200年后的美国。当时普
遍的观感是，即使万一英国真的遭到威胁，也总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
对。因此不必为了别国日后可能有的行动，而对想象中的危险先下手
为强。
威廉一世所处的地位就如同后来老罗斯福在美国的角色，他警告
基本上不愿涉外的英国民众，他们自身的安全有赖参与海外的均势以
获得保障。英国人民接受其号召比美国人接受罗斯福的号召要快得
多。威廉一世死后约20年，一家通常代表反对言论的报纸《工匠》
（The Craftsman）报指出，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
原则”之一，而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
因此应当有某个英国部门自行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
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
英国人民虽认同均势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行这个政策的最佳策略
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两派分别代表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学说，颇类似
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现的争议。辉格党（ the Whigs）认为，英
国只有在均势确实遭到威胁时才应介入，且一待威胁消除便应抽身。
相反的，托利党（ the Tories）主张，英国的主要职责是主动塑造而非
仅是保护均势。辉格党的看法是，一旦各低地国家真正遭到侵犯，一
定会有很充裕的时间进行抵抗；托利党的论点则是，作壁上观的政策
可能导致侵略者对均势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英国若想避免在沿
海的多佛（ Dover）作战，就必须在莱茵河沿岸，或任何欧洲均势可
能遭到威胁的其他地方，抵抗侵略。辉格党认为结盟只是权宜之计，
一旦赢得胜利，结盟的目的达成，就应中止，托利党则拥护英国参与
长期的合作协议，以便于主导情势发展，维持和平。
1742—1744年任外相的托利党人卡特雷（Lord Carteret），对长期
参与欧洲事务曾有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辩解。他指责辉格党倾向于“不
理会欧陆一切的问题与动乱，不走出国门发现可能的敌人，却只顾本
身的生意及快乐；不在意外国发生的危险，高枕无忧，要到我国的海
岸发出警讯时才被惊醒”。但他表示，英国需要面对支持哈布斯堡制
衡法国符合其长期利益的这个现实：
“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
稳稳守住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
堡，解散部队；但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
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
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唯一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
力量。”
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外交策略上的歧义是实务上而非理念上，是战
术而非战略，也反映出各党对英国安全地位不同的评价。辉格党静观
其变的政策反映出该党相信，英国所保持的安全距离够广够宽。托利
党却觉得英国的安全不是如此万无一失。20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
际主义论战，其分野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但不论是18、19世纪的英
国或20世纪的美国，要说服其国民相信，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做长
期承诺，不能闭关自守，均非易事。
这两国不时会出现某位领袖人物，向人民提出长期介入的必要
性。威尔逊倡议国际联盟，卡斯尔雷数度倡言长期参与欧陆事务。
1812~1821年任外相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赞同有系统地召开欧
洲会议；19世纪末的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提出最早的集体安全
构想。但他们的提议最后均未实现，因为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英美
两国人民在国家安全未明显受到挑战前均不会接受这个事实。
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
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著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
几乎无疑地会在18或l9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
欧洲盟主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丘吉尔在200年后宣称英国“保住了
欧洲的自由”，实非虚言。
19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做法，转变为精心
设计的策略。在此之前，英国一贯奉行符合英国人天赋的务实政策，
对抗任何威胁破坏平衡的国家，在18世纪那无疑是法国。战争多以
妥协收场，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