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讨论军事整合，有若干神学性质在内。在和平时期，所谓北约组织总司令部主要是作战策划参谋本部：在作业方面，各个盟国的兵力还是由各国司令部节制，撤出军力之权也说得含含糊糊，从来也没人去质疑它。例证不少，如法军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美军在一系列中东危机时也抽调兵力投入干预，如1958年黎巴嫩事件，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争辩“整合”的神学性与利弊得失时，美国与法国都未曾界定清楚，在“整合”的招牌下能采取的共同行动，为何在法国居下风的“合作”概念下就不能做。没有任何一种指挥体系的安排能够解决戴高乐如此分析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盟国和友人，美国人，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单独拥有核武力。只要他们单独拥有此一核武力，只要他们表示一旦欧洲遭到攻击他们有心立刻运用此一武力，美国人若是照这样做，法国就几乎不会提起侵略与否的问题，因为攻击已经超乎所有可能性。但是后来苏联也获得核武力，而且其核武力也强大到足可危害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当然，我不是在做评估——好似可能在某种程度的死亡和另一种程度的死亡之间，可以找出关联——但是这个崭新、巨大的事实已在眼前，不容我们不正视。”
天雷导弹事件令人想到这些种种可能的冲突，戴高乐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反对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在他观念里，这正好象征英国具有与美国同等的大国地位，却把法国贬抑到次等地位去。肯尼迪提议给予法国导弹计划的援助，与他给英国的援助完全一样，但是，在戴高乐看来，美国的整合论和他的合作论之间差异虽不大，却界定了真正独立政策的本质。何况拿骚协定是美、英领袖去磋商洽定，然后通过媒体公开传讯给戴高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然不会接受它。他也不可能把法国的核力量结合在一种随时可能遭到取消的技术（如天雷导弹）之上。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肯尼迪的建议。他以同样公开的姿态冷冷地答说：“当然，我只就这项提议与协定发表谈话，因为它们已经公布了，也因为它们的内容大家都晓得。”
一方面划定界限，戴高乐同时也利用这个场合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且驳斥了肯尼迪认为两极的欧洲这一端，必须以超乎国界的方式去组织起来：
“任何制度若是包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高高在上的国际组织，就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与责任不合。而且，这样的制度毫无疑问会发现，没有力量去驱使人民——法国人民不会答应——进入令其灵肉受考验的领域。”
戴高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在几天后达到高潮。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一份共同友好条约，规定在所有的主要议题上固定地咨商：两国政府就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攸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在任何决定之前将互相咨商，期待能尽可能获致相同的立场。
这项条约的实质内容并无可观之处。事实上，它只是一艘空船，法、德领袖日后可以视形势发展予以填充。然而，在象征意义上，它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自从1890年俾斯麦告老退隐以来，法国与英国在一切国际危机上都与德国作对，可是，当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强大压力，力阻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却是由一位德国总理出面，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法国或许不够强大到足可让别人接受它的方案，但是在德国支持之下，它却强大到足可阻止他人的方案得以遂行。
归结到底，问题乃是国与国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为当然，所以重点摆在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这种信念正是20世纪60年代核管制问题的争议重点；也是戴高乐不接受超国界欧洲主张的根本重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是否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而激辩时，它又出现了。没错，戴高乐还有比较不具哲学意义的动机。身为黎塞留的信徒，他认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霸主地位，将因英国人会受到威胁，一则是因为英国的分量，一则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关系太亲密。
然而，不论戴高乐如何私心自用，他的问题直扣美国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核心。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肯尼迪的大西洋伙伴观是以美国和欧洲做两根支柱，撑起一片共同的屋顶，它受到戴高乐的抵拒。戴高乐另提一套更加复杂的主张。这两套观念各自反映出其国家的历史与价值。肯尼迪的主张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主张的现代版；戴高乐的主张则是传统欧洲均势的复杂版本，它的立论基础是：德国分裂，西德经济占优势，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占政治主导地位，并且以美国的核保护做保险。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最后却栽在他自身强力鼓动的旧式国家利益之上。聪明的政治家不做力不从心之事，戴高乐的睿智分析遭挫，因为他没有计算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容许它与美国唱反调，以致美国可能退出欧洲——起码在实力未减损之前，但是法国从来未曾强大到能号召各国接受它的方案。
姑且不论戴高乐昧于事实，或是过分骄傲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经常把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主张转换成对美国用心之抨击，仿佛在大西洋同盟中播下系统性不信赖的种子，乃是法国政策的根本要旨似的。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自己毁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战与和的决定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的确有道理；他建议成立政治理事会，也正确地让盟国注意到调和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大西洋同盟不包括的地区之政治目标，迫切需要。
戴高乐却有倾向把有力的立论弄得太极端，以至耽误了目的。排斥使得协定具约束力的结构，并且设法不使程序手段阻碍自主行动，固然是一件大事，以欧洲和美国永久对峙的方式展开大西洋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强硬作风与美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尤其是看待盟国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与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不相吻合，一旦这些会员国被迫要在华府和巴黎之间做选择，肯定会偏向华府。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