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对于遭到围攻的政府所提出的若干最低限度能同意的和平方案加以声援。
然而，这些构成战后外交政策共识的人士这次却没有出面支持他们的总统。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和平示威运动的第一个目标——他们对这个命运特别感到痛心伤感，因为在和平运动的先锋队里的男男女女，乃是他们敬仰的朋友，也是长久以来被认为他们的核心支持者。他们是新边疆政策的战士，在某一层意义上，也把抗议者视如自己的子孙。约翰逊政府的主要成员，没有赞成和平运动的方法，却实质上与比较激烈的反战人士结成同盟。他们对政府政策不断地以一堆看似温和的反对意见加以阻挠，就是不退让与尼克松取得协议，使得尼克松加重衔恨，认为全国共识可望而不可即，全出于他们中间作梗。
尼克松决心坚持其做法，追求光荣和平。由于我是他这方面的主要副手，我的说法无可避免受到我的角色之影响，也受到我认同其基本前提的影响。
在大选结束至正式就职这段期间，尼克松要我照会北越，他承认以谈判得出的结果。北越的答案让我们初次见识到河内的标准要求：美军无条件撤离，推翻西贡的阮文绍政府。
越战经验
河内根本不想劳心去试验尼克松是否说话算话，是否有诚心。就在尼克松宣誓就职才三个星期，北越就发动一场新攻势（所谓微型春节攻势），此后4个月内，每个月平均有1000名美国人丧生。很显然，尼克松的妥协提议不能在这些强悍的领导人心目中激起互惠心理。河内也丝毫不遵守它在1968年与约翰逊政府达成的“了解”，当时它答应不利用美国中止轰炸行动占便宜。
尼克松政府接管权力时，希望通过理性的妥协方案发展出全国共识，因此能以大体上团结一致的国家立场去面对河内。很快地，尼克松就发觉他和其前任一样，低估了河内的倔强与决心。胡志明越来越肯定，鉴于西贡领导层的无能，以及美国的承诺日益减弱，河内部队必能赢得无条件胜利。胡志明是现实政治的老手，怎会在谈判桌上放弃他预期可以在战场上以血和枪弹赢来的东西！
河内领导阶层这些倔强的战争英雄，哪里听得进妥协、和平这些呼吁。尼克松政府接任之时，发起介入越战的民主党，也爆发激烈内斗。一派持正式的党的政纲，一派是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乔治·麦戈文（Geoye McGovern）、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g）等参议员支持，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未被接受的“鸽派”立场。就职以后不到9个月，共和党的尼克松已经超过民主党的鸽派主张。河内领受美国的每一项让步，毫无回报的表示，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要求，美国要定下无条件撤军的日期，以及西贡政府应该换掉（实质上是由共产党政府取代之）。河内坚持，除非上述两项要求同时达到，决不释放美国战俘。河内的要求等于是要美国不光荣的投降！
然而，总统们不能因为任务比原先预期困难大，就放弃任务。尼克松在正式就职以前就下令幕僚人员有系统地检讨，如何终止越战；当时曾经分析三种方案：美国单方面撤退；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力交互运用，与河内摊牌；逐渐把战争的责任转移给西贡政府，以便美国逐步退出。
第一种方案单方面撤退，后来变成许多修正式猜测的主题。它认为，尼克松就职后应该宣布美国撤军的日期，并且以美国单方面决定来结束战争。
果真如此，历史就和新闻报道一样简单了。虽然总统们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范围，它却必须受到政治环境和实际现实的限制。尼克松1969年1月就职时，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支持单方面撤退，也没有任何民意调查显示这个主张受到支持。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否决的“鸽派”政纲，也只主张美国降低攻势作战，外来军队相互撤离（包括北越部队在内），鼓励西贡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调和的政策。互惠是基本前提，它一点儿也没提到单方面撤退。
约翰逊政府的和平方案以“马尼拉方式”（ Manila Formula）表达出来。它提议，美军将在北越撤军之后六个月才开始撤离，而且暴力程度在撤军之前也必须降低才行。即使如此，美国仍将依照韩国模式，在越南留驻部分军队。民主党正式通过的党纲也主张，在军事作战结束后，在南越举行自由选举。后来共和党的政纲也要求越战“非美国化”（ de Americanization），军事战略改变，不是以“不惜代价求和”或矫饰投降为基础的谈判。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尼克松上台时，两大政党的每一派毫无例外都主张，河内必须先履行某些条件，美国才撤退。这一切代表的是妥协折中，不是投降。
美国立即、无条件、单方面撤军，也会造成难以克服的实际问题。美国有50多万大军与南越70万部队并肩作战，对付至少25万名的北越正规军部队，以及相同数量的越共游击队。尼克松就职初期就立刻承诺单方面撤军，将庞大的美国远征部队置于遭到美国背弃的盟友南越的怒火，以及北越的猛烈攻击下。
美国国防部估计，不可能在15个月以内组织好美军有秩序的撤退，在这段期间内，美军的地位将逐渐减弱到某一地步，而使残余部队变成南、北越的俎上鱼肉。即使有人假设，南越部队不会攻击美军，只会很快土崩瓦解，结果也会是在难以形容的大混乱之中撤退，尤其是河内必然会利用其日增的强势地位，提出更严苛的和平条件。单方面撤退只会造成可怕的血腥惨剧。
最重要的是，尼克松政府相信单方面撤离将造成地缘政治上的大灾害。花了20年时间才辛苦建立起对自由世界美国的信赖感，是自由世界结构的关键成分。由一位原本认同保守外交政策的总统，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美国历经四位总统的重大承诺，势必在美国盟国间产生深远的幻觉醒悟，尤其是那些最依赖美国支持的国家，必会另有盘算，与他们是否认同美国的越南政策之细节毫无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尼克松政府认为需要有一项策略，可以影响河内重新评估其是否必能获得全面胜利，以及是否有能力迫使美国单方面撤军。因此，第二项方案就是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措施双管齐下，迅速求个结果。这项策略我本人相当支持，因为我认为它可以中止耗竭精力的国内斗争，也可以让政府转而做些团结人心的工作。这个方案有三大成分：一、国会支持继续作战下去；二、努力谈判，美国可以做出任何让步，但决不能串谋让共产党占领南越；三、修正军事战略，在南越境内集中防卫人口密集北区，同时截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肃清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基地地区，以及对北越港口布雷封锁，以破坏河内的补给供应线。在四年内，这些措施全都获得推行，也逼得河内在1972年接受了它过去十年一直拒绝的谈判条件。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全部在美军仍在越南拥有庞大地面部队的同时推动，其影响更具有决定性。
尼克松在他接任伊始，可以亲赴国会，陈述他对越战光荣结束的构想，要求国会支持，并且强调若国会不支持其做法，他别无选择，只有不顾结果可能有多可怕，都得单方面撤军。尼克松基于两点理由没有这么做。第一，他认为这等于是总统放弃职责；第二，他本人曾在参、众两院担任过六年的国会议员，他相信——而且正确——国会将回避做出清楚明白的抉择，最多只会给予他一些含含混混的支持，还要附带许多条件，只会让问题更扩大，于事无补。
起先，尼克松很踌躇要不要攻击北越的后勤补给系统。美国对苏联、中共的关系依然很不稳定，或许可能更加恶化，日后对美国弹性外交，政策贡献颇大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可能会迟滞或受挫。大众希望越南局势可趋缓和，一旦受挫，或许反倒进一步替和平运动煽火。军事后果会如何，太没把握，国内的代价都可能高到无法掌握。“前瞻策略”可能在尼克松的亲信顾问群中遭逢重大阻力，唯有改组内阁才能推动它，这一来要消耗掉总统太多精力，又可能伤害到其他重大、远程方案的成功。
美国人民似乎是要求政府同时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他们要结束越战，但是美国不能投降。尼克松和他的策士顾问也有这个两难心态。为了导引美国政策走出这些矛盾，尼克松选择第三方案，即所谓的越战越南化（ Vietnamization），不仅因为他认为这是精心规划的妙计，也因为在他的判断里，它能维持美国从越南脱身的三个方面相对地最安全的平衡，这三个方面即：维持美国国内士气，让西贡有机会可以自立，并且给予河内诱因来和解。让政策的这三方面间彼此保持某种可以掌握的关系，成为美国退出越南最大的考验。
美国民众要以美军撤离和认真谈判去担保；南越也要通过大规模的美援和训练，给它一个真正的机会去自保；美国也得用和平方案做胡萝卜，以及定期报复行动的棍棒，向河内警告：美国的自制与宽容是有限度的。越战越南化是非常复杂的一项策略，它有极大的风险，使得策略的三大因素不能同步发生；时间可能不够，政策也可能两头落空。它只能说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每次撤军都会鼓励河内蠢动，每回临去一击都会激起和平运动。
我在1969年9月10日，呈递一份备忘录给尼克松，这份备忘录的起草人莱克（ Anthony Lake）当时担任我的执行助理，目前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在这份报告中申论越南化的风险，如果越南化拖得太久，群众的纷扰可能不降反升。届时政府可能陷于鹰派和鸽派之间两头为难——对鹰派而言，太宽容；对鸽派而言，又太好斗。预备用以安抚这两派的政府声明，“可以让河内搞不清，但也会使它确信可以撑下去”：
“越南化”进行下去，将遇上日益严重的问题。
——美军撤退将变成美国群众爱吃的加盐花生：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美军撤回国越多，就会要求更加速撤军。事实上，这将导致要求美方单方面撤军，说不定一年之内就会出现。
——美军撤得越多，河内就越发受到鼓舞。
——每撤走一个美国士兵，就使美国留在南越的士兵的作为相对地增加一分重要性；因为他将较前者代表更高的百分比。
——还留在南越的美军，士气恐将越来越难保持，还不用提他们的母亲。
一“越南化”不一定会使得美军伤亡人数减少，除非是到了最后阶段。我们的伤亡率或许也与总共有多少美军驻在南越无关，敌人只需要攻击一小部分美军就可以每周杀害一百五十名美国士兵。
备忘录指出，如果以上推论成立，河内将专心在心理上击败美军，而不是在军事上求胜；它会拖延战争、阻滞谈判，等候美国国内局势转坏——这个预测后来大体上都成了事实。
这份备忘录预见到许多日后我们遭遇到的困难；它却注定派不上用场。首先，它虽然指名呈送给总统，我却没有盯紧它送进椭圆形办公室。在华府，有好主意，并不能就必然有识货人。撰写备忘录，又不愿为它们而力争的人，很可能发现它们被束诸高阁，而不是用作行动的指南。一则是遭到激烈反对，再则是担心强力与河内摊牌恐会激起国内骚动，我从来没有强烈要求有系统地考虑此一方案。尼克松总统也不曾调查其可行性，几乎必定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只要任何一个涉及越南事务的政府机关没有表示保留意见，尼克松没有理由去推翻自己赞成越南化的决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关表示保留意见，主要原因是他们慑于反战示威的声势，不想惹火上身。
我曾评估过此一抉择的痛苦，以便证明尼克松就任时，针对越南局势能做的抉择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越南化将非常痛苦艰巨，并不能使得其他选择就较有吸引力。此一中心事实使得批评越战的美国人困惑，就和它在其他事例上令许多美国群众困惑一样：外交政策经常要在不完美的抉择中做决定。尼克松在越南局势上面临的抉择，可谓几乎都是不受欢迎的选择。经历20年的遏制之后，美国为过分扩张付出代价，已经别无简单的选择。
虽然越南化是一条有风险的路线，就大体而言却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最好的方案。它的好处是让美国人和南越人民，能接受美国最终将不能不撤退的事实。如果在无可避免地减少美军兵力的过程中，美国能够成功强化南越兵力——尼克松政府确实有心如此做——美国就可以达成其目标。如果此计不成，不得已只剩单方面撤军一途，则最后的撤出可以在美军已缩小到某一程度，混乱与羞辱的风险大减之情境下才进行。
此一政策展开之际，尼克松决心争取谈判，并要求我去执行此一任务。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办公室替我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的秘密谈判做事务性安排，几乎每次谈判完毕，我都会对他简报经过情形。有一回，我对似乎无法克服的僵局感觉特别沮丧，蓬皮杜以他务实的口吻，简洁地道出我的方向，他说：“你被判定非成功不可。”
公职人员没有权利挑选报效国家的时机，也没有办法挑选任务。如果我可以挑选，我一定会挑选一位比黎德寿更好相处的谈判对手。经验强化了他和他在河内政治局里的同僚的意识形态教条——游击战只有胜与负，没有妥协与折中。谈判初期，越南化打动不了他们。自信十足的黎德寿在1970年问道：“既然南越在50万美国大军援助下无法获胜，你又怎能期待单凭南越兵力就可占上风？”这也是我们一直挥之不去的大难题。经过四年的强化西贡、挫弱河内，双管齐下，使得成功希望似乎在望；即使如此，我们还得加上施行封锁，北越攻势失败，以及密集轰炸河内，才能迫使河内来签订协定。
美国人的经验里从来没有遇过一位敌人，夙怨难解，完全没兴趣妥协——甚至，设法把僵局化为武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渴望妥协，但是河内领导人发动战争是为求胜，不是要谈判交易。因此，美国人争辩的种种议题，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