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 第7部分

人之止，难于久终，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或废于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于终，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变也。”《传》曰：当信之始，志未有所从，而虞度所信，则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从，则是变动，虞之不得其正矣。

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

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有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舍，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

门人有居太学而欲归应乡举者，问其故，曰：“蔡人鲜习《戴记》，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尧、舜之道矣。夫子贡之高识，曷尝规规于货利哉？特于丰约之间，不能无留情耳。且贫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间，多见其不信道也，故圣人谓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与语也。”

人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则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须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须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为不见实理。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凡实理得之于心自别，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若见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尽有所不肯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虽杀之使为穿窬，必不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执卷者，莫不知说礼义。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轩冕外物，及其临利害，则不知就义理，却就富贵。如此者，只是说得，不实见。及其蹈水火，则人皆避之，是实见得，须是有“见不善如探汤”之心，则自然别。昔曾经伤于虎者，他人语虎，则虽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终不似曾经伤者，神色慑惧，至诚畏之，是实见得也。得之于心，是谓有德，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须勉强。古人有捐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则乌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成仁，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恶，识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须渐好。

赵景平问：“‘子罕言利’，所谓利者，何利？”曰：“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如释氏之学，皆本于利，故便不是。”

问：“邢七久从先生，想都无知识，后来极狼狈。”先生曰：“谓之全无知则不可，只是义理不能胜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谢湜自蜀之京师，过洛而见程子。子曰：“尔将何之？”曰：“将试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尝买婢，欲试之，其母怒而弗许，曰：‘吾女非可试者也。’今尔求为人师而试之，必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讲筵，不曾请俸。诸公遂牒户部，问不支俸钱。户部索前任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莱，无前任历子。”（旧例：初入京官时，用下状，出给料钱历。先生不请，其意谓朝廷起我，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遂令户部自为出券历。又不为妻求封。范纯甫问其故，先生曰：“某当时起自草莱，三辞，然后受命，岂有今日乃为妻求封之理。”问，“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人皆以为本分，不为害。”先生曰：“只为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

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者，犹强起之，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乃自求举尔。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亦可尚已。若志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志则便放旷与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问：“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曰：“在己固可，为亲奈何？”曰：“为己为亲，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苟不知命，见患难必避，遇得丧必动，见利必趋，其何以为君子？”

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馀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

横渠先生曰：世禄之荣，王者所以录有功，尊有德，爱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穷也。为人后者，所宜乐职劝功，以服勤事任；长廉远利，以似述世风。而近代公卿子孙，方且下比布衣，工声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义，而反羞循理为无能；不知荫袭为荣，而反以虚名为善继，诚何心哉！

不资其力而利其有，则能忘人之势。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养车马，食粗衣恶，居贫贱，皆恐人非笑。不知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

　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凡二十五条）

作者：朱熹；吕祖谦；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

明道先生尝言于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则万世幸甚。

伊川先生曰：当世之务，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今虽纳嘉谋，陈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听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责任宰辅，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协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传》曰：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泽，是人君亲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亲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违道干誉，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狭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驱，禽之去者，从而不追，来者则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于君言之，竭其忠诚，致其才力，乃显其比君之道也。用之与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诚意以待之，亲己与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从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于乡党、亲戚，于众人，莫不皆然，“三驱，失前禽”之义也。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冯河。”《传》曰：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传》曰：君子居上，为天下之表仪，必极其庄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诚意少散。如既荐之后，则天下莫不尽其孚诚，颙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于一国一家，至于万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间也；无间，则合矣。以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皆合而后能遂；凡未合者，皆为有间也。若君臣、父子、亲戚、朋友之间，有离贰怨隙者，盖谗邪间于其间也；去其间隔而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传》曰：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传》曰：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自古圣王救难定乱，其始未暇遽为也，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以下，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盖不知“来复”之义也。“有攸往，夙吉”，谓尚有当解之事，则早为之，乃吉也。当解而未尽者，不早去，则将复盛；事之复生者，不早为，则将渐大。故夙则吉也。

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兑，说而能贞，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苟说之道，违道不顺天，干誉非应人，苟取一时之说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之于心而说服无斁。

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济》之终，不进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乱至矣；盖其道已穷极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

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书，其所兴作，不时害义，固为罪也。虽时且义，必书，见劳民为重事也。后之人君知此义，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书者，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宫，复閟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书。二者，复古兴废之大事，为国之先务，如是而用民力，乃所当用也。人君知此义，知为政之先后轻重矣。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为政须要有纪纲文章，先有司、乡官读法、平价、谨权量，皆不可阙也。人各亲其亲，然后能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唐有天下，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君臣、父子、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汉之治过于唐。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

教人者，养其善心而恶自消；治民者，导之敬让而争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