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
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
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
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7 跟我所学的
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
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
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
标？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
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藉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
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
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
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归根究底，当然要问：
是谁作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
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
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
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
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
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作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
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
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
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
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
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
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
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
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
笑话，在中国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
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
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
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
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
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
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
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
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
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
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
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导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
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
轻轻就上丁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
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
教育土壤有问题吗？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
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
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
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
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
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
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
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
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
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
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
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
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
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
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
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
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
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
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
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
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
“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
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
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
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
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
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
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原载一九八五年
六月廿六日《中国时报？人间》？回应与挑战？“不干涉”为什么可贵？何怀
硕复兴高中“吻颊记过”的事件，我曾于六月四日在《民生报》，六月十一
日于《联合报》各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我的看法。我认为姑不论复兴中学校方
处分学生，记两个“暗过”一事，是非对错如何，教育部长与教育部能尊重
该校的决定，不予干涉，是正确的，也是比较以前为“进步”的。另一方面，
我也曾对复兴中学校方的处理方式，对我们教育某些虚伪、敷衍和落伍，对
校长、训导与教师对学生教育上的不人道、不合理处提出了批评。最后我曾
说：“学生行亲颊礼而被记过，教育部长尊重校方的决定，不加干涉，这种
领导作风，令人激赏。但对学生施行惩罚的校长与教师，其荒谬与错误，谁
来惩戒呢？”我并不主张放任。
今（二十六）日读龙应台教授《机器人中学》大文，末段说“吻颊事
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
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
‘不干涉’？？ 。”我觉得在该事件的“舆论”里面，我曾有两篇文字参与
其间，有必要说几句话，表示回应。
龙应台与胡美丽的文章，观察敏锐，析理深入，常有独到见解，发人
之所未发。她的社会批评，比长期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见更广，
更深，虽然她是回国客座的学人；她的头脑清晰，文字锋利有力，有一股清
刚之气，也有热情与魅力。她狂飚野火一般的批评，大多数我都非常钦佩。
可能百密一疏，这回她认为教育部应该干涉才对，但她没有想到教育部长久
以来对各级学校事事干预，使学校（尤其是各大学）只能成为教育部的伙计，
毫无自立的权限与独立的精神，学校岂不也变成操纵于教育部手中的机器？
而龙应台是反对中学制造机器人的教育方式的，而学校既成制造机器人的机
器，如何能期望学校不制造机器人？学校没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有校风可
言；自校长到教师，都应是教育家，而不能有创造性与自主权，便变成教育
部办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窳败，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一位教育部长尊重校
方的决定，不加干涉，我们如何能不赞扬支持？至于学校的校长教师所推行
的教育是“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我认为我们要检讨、追
究的是这样的校长、教师是如何委派或遴聘来的？通过什么管道，认定什么
资格，引来这样的一批“教育专家”？而高中可能是直属省教育厅，也不应
直接由教育部来干预。我所担心的问题是某些荒谬错误的校长与教师，谁来
惩戒？我还是不赞成由部长、厅长、局长来惩戒，所以对“长”字辈的人能
尊重各级负责人的决定，总是首先表示激赏，而认为这是开明进步。赞美不
干涉，但并不赞成放任。我觉得，教育方面应有一个评鉴委员会，由教育当
局召集各级教育界、学术界有关的权威人士组成。（不是由校长、院长、系
主任、训导长等“学官”来组成表决部队，因为现在的不少“学官”太政治
化，承恩奉旨的话，决议就不容易做到公正。）只有在超然的，有专业知识，
有声望，有独立学术身份的权威人士所组成的评鉴委员会，才可能有正确（或
比较正确）的评断。教育部长虽然没有进一步表示应如何纠正教育人员的偏
弊，但他不干预的表示，难能可贵；教育的逐步革新，留下希望。如果直接
干预，那么教材、教法、学分、课程？ 。连教育哲学都要唯教育部是赖，不
啻将教育部视为“至圣导师”，教育还有希望吗？我相信龙应台教授深思明
辨，绝无这个意思。不过社会上其他人或许会有误解，责怪舆论为什么称赞
教育部不干涉呢？我们要知道集权很有力量，但很可怕；开明似乎无力，但
能使生机活泼，希望无穷。我们不能既不喜欢集权，又埋怨开明。事实上，
容许大家公开讨论批评，虽然没有力量马上制止弊端，但一点一滴的进步必
可积成丰硕的收获。最怕的是不容许讨论批评，某些进步就令人痛心的退缩
回去。藉此小文对前此浅见加以一点补充；也表示对龙教授《机器人中学》
一文基本论点赞赏钦迟之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的过去在哪里？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
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
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
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
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
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
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
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
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
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
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
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国民人权获得保
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
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
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
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
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
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
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
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
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
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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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
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
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
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
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卖荼的老头大
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
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
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
“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
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
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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