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对他借钱的谢意,说等到年后挥东京时再把钱还给他,并告诉他,父亲的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眼下还挺好,晕眩和呕吐的现象都没有等等,最后还顺带问候了一句先生的感冒,其实我并没有把他的感冒放在心上。
我给先生写信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先生会回信。信发出去以后,我一边同父母将这先生的事情,一边想象着遥远的先生的书房。
“下次去东京,给他带些香蕈(xun)吧。”
“好的,不过先生能吃这种干香蕈么?”
“虽然不大好吃,可也不是让人那么讨厌的。”
真奇怪,我竟把香蕈和先生想到一起去了。
接到先生的回信时,我有点惊奇,特别时信中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觉得他回信就是表示亲切。这样一想,这封简短的回信是我非常高兴。当然,这毕竟事我接到先生的第一封信。
说到第一封信,会使人觉得我同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一定是很多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应该先说明的。先生生前,我仅仅接到过他两封信。其中一封就是现在这封简短的回信;后一封,则是先生死前特意为我写下的一封很长的遗书。
由于父亲的病情,活动须格外谨慎,所以下地以后也几乎没到户外去过。一次,在一个天气特别和暖的下午,父亲到院里去了。那时我怕万一出事,紧跟在他身旁。我不放心,想让他扶着我的肩,父亲笑了笑没有理睬。
二十三
我常常同无聊的父亲下将棋(近似我国的象棋)。两个人生性都很懒散,下棋还得烧着被炉,棋盘放在被炉的木框罩上,没走一步棋子时才把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我们时常弄丢赢来的棋子,用火筷子夹出来。
“下围棋棋盘过高,还有腿,所以在被炉上没法下。下将棋还是摆在这儿好,怪舒服的,正始于懒人。好,再来一盘吧。”
父亲赢的时候准说再来一盘吧,输的时候也这样说再来一盘吧。总之,他不管输赢,总乐意围着被炉下棋。起初我觉得很新鲜,这种隐居式的娱乐也引起我很大乐趣,然而随着时间一长,这样的刺激便满足不了我那年轻的精力了。我常常把握着“金”和“香车”(都是将棋的棋子)的拳头举到头上,忍不住打起呵欠。
我想起东京的生活。在那充满血流的心脏深处,传出一种活动、活动的持续不断的鼓动声。使我奇怪的是,这种鼓动声似乎从一种微妙的意识状态中,被先生的力量给加强了。
我在心里暗暗把父亲和先生作了一番比较。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两个人都是生死无足轻重的老实人。从被人赏识这一点来说,他们都等于零。然而,这位喜欢下将棋的父亲,即便仅仅做个娱乐的同伴,也不会使我满足。而由于过去在游玩中才有了交往的陌生的先生,竟不知不觉地影响我的头脑并超过了由玩乐的交际中产生的那种亲密关系。只是头脑这个词有些冷漠,应该改说成心。在那时的我看来,哪怕说先生的力量渗进我的肉体,先生的生命流入了我的血液中,也是丝毫不过分的。父亲使我的生身之父,先生担任是个外人。当这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时,我仿佛刚刚发现一个了不起的真理似的,有些惊愕了。
我百无聊赖的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父母眼中的我从这个从前显得宝贵的人,也慢慢变得乏味了。我想凡是寒暑假回家的人,都同样体会过这种心情吧。最初一个来星期还亲亲热热,好吃好喝的,疼爱的很。但是按照惯例,高潮一过,家里人的热情就渐渐冷下来,到了最后,常常时有你没你都无所谓似的,待遇也简慢了,在家期间,我也度过了一个高潮。而且我每次回家,总带回一种父母无法理解的东京习气。正如俗话说的把天主教的习气带进儒家的家里一般,我带回来的额习气都是跟父母格格不入的,当然我尽量的掩饰,但是身上本来就有的习气,怎样掩饰也总会给他们发现的。终于我觉得没趣,想提前回东京。
幸而父亲的病情还是老样子,没有一点恶化的迹象。为了慎重起见,我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请来了高明的医生,经过周密的检查也没有发现其他症状。于是我决定提前在寒假结束的一些时候离开家乡。感情真是奇妙的东西,我一提出要走,父母都反对。
“要回去?不是还早么?”母亲说。
“再住上四五天也来得及呵。”父亲说。
我没有改变自己决定的动身日期。
二十四
回到东京时,过年的门松(日本风俗,过年要在门前装饰松枝,以示祝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街道任凭寒风吹拂,到处不见一点过年的景象了。
我马上到先生家去换钱,顺便把香蕈也带了去。只把东西拿出来,有点唐突,所以我把香蕈放在夫人面前,特意解释说:“这是家母送的。”香蕈装在一只新点心匣里。夫人很客气的道了谢,拿起匣子正要到隔壁去时,大概是觉得很轻吧,诧异的问道:“这是什么点心呀?”夫人的那副亲切的样子,总让人看到她那孩子般极为天真的心地。
两个人对父亲的病情,反复问了许多不放心的问题。这时先生说:
“是呵,照你讲的情况看,好像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不过,病到底是病,不能不谨慎点。”
关于肾病,先生有许多我不懂的知识。
“这种病的特点是,虽然自己已经染病在身,却又感觉不到,便不放在心上了。我过去认识的以为军官就是这样,他死的简直叫人无法相信。睡在旁边的妻子竟连看护的工夫都没有。他半夜叫醒妻子,只说有点难受,第二天早上便死了。可是他妻子还以为丈夫在睡觉呢。”
以前一直乐观的我,马上不安起来。
“家父也会这样么?真说不准哪。”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好是不能好了,不过眼下大概还用不着担心吧。”
“要是这样还可以。我刚才说的是个不注意的人,而且是个非常粗鲁的军人。”
我听着略微踏实了些。先生一直注意着我的变化,随后又补上一句:
“但是,健康也罢,生病也罢,人都是脆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就怎么死了。”
“先生也想这种事吗?”
“无论我身体怎么好,也不会完全不想的。”
先生的嘴边浮现出一丝微笑。
“不是常人有人很自然一下就死了么?而且也有人由于非自然的暴力,一眨眼的工夫就完了。”
“非自然的暴力,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自杀的人大抵都是使用非自然的暴力的吧。”
“那么被杀的,也是出于非自然的暴力的啰?”
“被杀的,我一点也没有想过。淡然这样说,也无可无不可吧。”
那天说到这里,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对父亲的病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先生说的自然的死,非暴力的死等等,也只在干事给我留下了一些淡薄的印象,后来便荡然无存,我想起了以前嫉妒要动手有放下了的毕业论文,现在应该正式开始写了。
二十五
本来我要在那年六月毕业,按常规,这篇论文在四月份就应该完全脱离。二、三、四,我屈指算了算余下的时间,有些怀疑自己的胆量。别的同学很早以前就在搜集资料,作笔记,看上去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唯独我还一点没有着手。我原准备过了年就大干一场的,可是写着写着突然写不下去了。以前我凭空画了一个大题目,只构思了粗略的轮廓,现在开始捂着脑袋着急了。后来我决定把论文的题目缩小,为了省去系统整理成熟思想的麻烦,只准备罗列书中的材料,再加上一些适当的结论就算了。
我选择的题目接近先生的专业,我就这种选择曾征求过先生的意见。当时他说可以吧。我慌慌张张,赶快跑到先生家请教我应该看的参考书。他把自己知道的全部知识,都爽快的告诉了我,并说要借给我两三本必要的书籍。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先生对我毫无担当指导的意思。
“近来我不大看书,新的知识不知道。最好去问问学校的先生。”
那时我突然想起夫人曾对我说过,先生有一个时期非常喜欢读书,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我把论文的事抛在一边,不由得开口问道:
“先生为什么不像原来那样喜欢读书了?”
“也没什么理由……总之,觉得不管看多少书,也不会有什么作为的缘故吧。再说……”
“再说,还有什么?”
“也没什么再说的理由。可是以前呵,若是在别人面前或被人家提问,自己回答不出来的时,便羞愧的无地自容。可是近来给人家问住,似乎也不觉得那样羞愧。后来连勉强读书的精神也打不起来了。咳,说的痛快些便是衰老了。”
先生的话倒是平静,并没有背离社会的那种人的痛苦,那我也没有那样的感觉,我虽没认为先生衰老,可也不赞成他了不起,便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给论文害得好苦,像个精神病人似的眼睛都熬红了。我向一年前毕业的朋友打听了很多情况。其中有人告诉我:交卷那天是乘车跑到考场才算没误点的。另一个人说:因为超过五点,迟到了一刻钟才把论文送去,险些被取消资格,多亏主任教授的宽容,总算才接受下来。这些话弄的我其上把下的,心中越发没了底。每日只顾拼命伏案读写,不然就钻进昏暗的书库,寻遍那高高的书架。我的眼睛像好事人发掘古董时那样搜索着书脊上的烫金字。
随着梅花开绽,寒风渐渐转向南方。又过了一些时候,人们谈论着樱花的话语也稀稀落落地漂入我地耳中。然而,我却像驾辕的马那样被论文鞭策着,只能朝前看。直到四月下旬,按预定好歹完成了这篇论文。在此之前,我没有登过先生的门槛。
二十六
我获得解放,已是初夏时节,八重樱凋谢的枝头,再不知不觉中已抽出烟霞般的嫩叶。我怀着小鸟出笼般的心情,一面纵目广阔的天地,一面自由的振翅飞翔。我马上赶到先生家。枳壳藩篱微暗的枝条上,发出鲜嫩的幼芽;在石榴树的枯干上,带着光着的茶褐色叶子,柔和地映着阳光。一路上处处牵惹我地视线,仿佛生来头一次见到这景象似的,觉得那样新奇。
先生望着我这样欣喜的脸色,便说:“论文已经完成啦?好极了。”我说:“多亏了您,总算搞完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真的,当时我的心情轻松极了。好像一切应做的事情都已了结,今后可以尽情游玩了。我对自己完成的论文充满了信心,也十分满意。我在先生面前喋喋不休的讲着论文的内容,他仍用平时的强调应着“对的”、“是么”、却不肯做多一点评价。我有些不满足,更有些扫兴。尽管如此,那天我生气勃勃地还还准备要冲击下先生那种似乎循规蹈矩的态度呢,我想邀请先生到正在复苏转青的大自然中去走走。
“先生,到什么地方散散步八。一到外面,会叫人心旷神怡呢。”
“去哪儿?”
我去哪儿都无所谓,只想陪先生到郊外走走。
一小时之后,先生和我按照预定离开市区,信步走在区别出是村还是镇的僻静之处。我从光叶石楠藩篱上掐了一片嫩叶,吹起了叶笛、我有一个朋友是个鹿儿岛人(九州岛的南端),我不断地模仿他,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吹这种叶笛,已经吹得很好了。我得意地不断吹着,先生却若无其事地向别处走去。
走了一会儿,有一条小路通到一所仿佛被郁郁葱葱的绿叶封闭了的低矮的房舍下。门柱上钉着一个牌子写着某某园。一望而知,这不是私人住宅。先生望着小满坡上的门口,说:“进去看看么?”我马上答道:“是花匠吧!”
我们在树丛中转了一遭,沿着坡路走到深处左面有一所房舍。在敞开的拉门里,空荡荡地连个人影也不见,房檐前摆着一只大鱼缸,饲养的金鱼在里面游动着。
“真静呵,不大招呼就进来,没有关系吧?”
“大概没有关系?”
两个人又向深处走去。可是那里依然不见人影。怒放的杜鹃花像燃烧的火焰一般。先生指着其中一颗很高的橘红色的杜鹃花说:“这大概是雾岛。(杜鹃花的一种)”
芍药也种了十多坪地,可是没到季节,一株开花的也没有。在这片芍药花旁有个旧长凳似的台子,先生撒开手脚躺在上面,我坐在余下的一端,点上一支烟。先生望着蔚蓝清澈的天空,全哦却给包围着的嫩叶的颜色吸引着。细细的品去,那嫩叶的颜色每株都不一样,即便是同样的枫树,枝上叶子的颜色也没有一片是相同的。一阵风刮来,吹掉了先生挂在细杉树苗顶上的帽子。
二十七
我赶忙拾起那顶帽子,用指甲弹掉上面的红土,向先生招呼道:“先生,帽子掉了。”
“谢谢。”
他半抬起身接过帽子,似起似卧地,为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可能问得有点唐突,你家财产很多么?”
“不怎么多。”
“大概有多少呢?请原谅。”
“要说有多少?只有点山和天地,钱可一点没有。”
先生正式问起我家的经济状况,这还是第一次。可我还从来没问过他的家计。从结实先生时起,我就猜不透他为什么不做事。后来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在心中,但是我又觉得在先生面前这么直愣愣地提出问题,未免有点冒失,所以一直等着机会。为了休息下给叶色搞的疲惫的眼睛,我的心思又忽然触到了这个问题。
“先生怎么样,您有多少财产?”
“你看我像个财主么?”
先生平时总是衣着朴素,家中人口又少,住房也不大宽敞。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很富裕的,就连我这局外人的眼睛也看得很清楚。总之,先生得家计虽说不上奢侈,却也不是吝啬、节俭。紧巴的。
“大概是的。”我说。
“我是有些钱,但决不是财主。要是财主的话,就会造更大的房子喽。”
这时先生抬起身,盘腿坐在台上,说完便用竹杖在地面上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似乎要把它刺穿似的将竹杖笔直地戳在那里。
“但是,原来我可是个财主哪。”
他的话一半像是自言自语,所以我没能马上接下去,便没有做声。
“但是,原来我可是个财主哪。你知道么?”他又说了一遍,然后瞧着我的脸露出微笑。可我还是没有回答。因为想不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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