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保险公司的认定，谋杀是意外死亡，当然还要看他所投保的种类有没有意外死亡赔偿百分之两百的条款。顺带提一下，这种条款真愚蠢。你买保险是因为它的财务保障，从谷仓屋顶掉下来与得硬癣症死掉有什么区别？你希望自己如果死了，能够有一些补偿，意外死亡会给整个家庭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才会需要额外保障。”
“我想自杀并不被认为是意外死亡。”
“嗯，但是也不是自然死亡。可是据我所知，所有的保险都把自杀排除在双倍理赔的范围之外。所以很有可能，一个人如果打算自杀的话，他会故意布置得像是意外死亡，好让他的家人在财务上有利一些。”他吸了口气，“哦，你听到没有？我讲话听起来像个天杀的律师。”
“你的确是律师。”
“可是，”他继续，“要布置成意外很容易，常常有人这么做，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相信。你只要跳上你的车，开到附近那座桥。我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可是一般来说，没有证人的单纯的车祸，有一大堆都完全是自杀，有的是预谋，有的则是临时起意。如果你想自杀，又希望死后在天主教堂有完整的葬礼，这个方法万无一失。而且绝对可以得到双倍理赔。”
我想起常青社团那位认真的女士。“可是很多纽约居民没有自己的车——”
“我们总有地铁啊。你可以失去平衡，摔在进站的地铁前面。不过阿德里安的死有个疑点，比方说他决定要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谋杀，但除非你名叫埃德·霍克①或约翰·迪克森·卡尔②，否则你不会把他的死想成是密室杀人，对吧？因为事情明白简单极了。他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有贴身保镖还有防盗铃，大家都想不透威尔到底是怎么溜进去下毒的。很明显不可能，因此半个纽约都相信阿德里安一定是自己下毒的，而这点却是我们原先假设他应该要掩饰的。你觉得我这样说有道理吗？”
①埃德·霍克（Ed Hoch，1930），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兼编辑，主要作品为短篇传统猜谜小说，创造了许多著名的侦探人物，从一九七五年起，负责编选年度最佳侦探小说。
②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侦探小说史上的“密室大师”，美国著名的迷失解密作家，同时擅长将侦探小说与恐怖小说和历史小说等形式的作品结合。
“不管阿德里安现在身在何处，”我说，“如果他需要律师，我觉得他都该挑一个名叫格鲁利奥的人。”
“不过我是对的，你不觉得吗？没道理嘛。
“我同意。”
“嗯，那让我来给你总结一下吧。所有的报导都在谈保险，可是没有任何保险会针对自杀有双倍理赔条款，就这样可以结案了。”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见过太多人做过太多不合逻辑的事，多到让你无法把任何地球人类的不合理行动排除在外。
同时，还要考虑到威尔。即使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至少也是帮了威尔的忙。有个专栏作家坚持，也许有点滑稽的是，这位匿名杀手每次都越来越有力量。前面三个受害者，他都得亲自到场动手解决，但第四和第五名受害者，他只要点名就行了。一旦成为威尔的目标，他们就会死掉，不劳他亲自动手。干掉拉希德的是他纳为心腹的敌人，而惠特菲尔德则是被一个更亲密的敌人所杀，这个敌人就住在他的躯体中。
“很快，他连公开信都不必写了，”这位专栏作家丹尼斯·哈米尔这样下结论，“他只要用他超强的意念，坏人就会像苍蝇一样掉下来死掉。”
我心想，好玩的是，没听到威尔的消息。
星期二早上我比埃莱娜早起床，她冲完澡出来时，我正在餐桌前吃早餐。“这个哈密瓜真好吃，”她说，“比昨天的好太多了。”
“这是我们昨天吃剩的另一半。”我说。
“哦，”她说，“我猜这是比较好的那一半。”
“我想是因为这一半是我放在盘子上的，”我说，“而且因为我就坐在你面前。”
“对，完全正确，你这只老熊。没人能做得比你更好了。”
“举手之劳罢了。”
“没错。”
“还融合了某种禅宗手法，”我说，“我专心想着其他的事，不知不觉就弄好早餐了。”
“想什么？”
“想一个我忘掉的梦。”
“你难得会记得自己的梦。”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醒来有个感觉，这个梦里有什么想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做过同样的梦。事实上——”
“怎么？”
“我有个感觉，最近常做这个梦。”
“同样的梦。”
“我是这么想。”
“可是你记不得。”
“有那种熟悉的感觉，”我说，“好像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每次的梦是不是都一样，但我觉得我每次都梦到同样的人。他就在那儿，看起来很诚恳，想告诉我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醒来，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就像一缕轻烟。”
“差不多。”
“就像你一站起来，膝上就没法放东西，自然消失一样。”
“这个嘛……”
“他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我不记得他是谁，而且不论我多么努力试着回想——”
“别想了。”
“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用她的指尖缕着我的头发。“没什么好回想的，”她说，“放轻松。所以不要努力回想，只要回答问题。你梦的是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好。想想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不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当然不是，反正你就想着他吧。”
“好吧。”
“现在想想沃尔默。”
“谁？”
“杀掉一堆小孩的那个恶棍。”
“噢，沃尔默。”
“很好，沃尔默。想想他。”
“不是——”
“我知道不是。就算是讨好我，好吗？想象他的样子。”
“好吧。”
“现在再想想雷蒙·格鲁利奥。”
“我没梦到雷蒙，”我说，“而且你这招不会有用的。我很感激你的尝试——”
“我知道。”
“可是不会有用的。”
“我知道。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应该可以吧。”
“请问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
“你太太的名字呢？”
“埃莱娜·莫德尔。埃莱娜·莫德尔·斯卡德。”
“你爱她吗？”
“这还用问吗？”
“回答就是了。你爱她吗？”
“是的。”
“你梦见了些什么？”
“尝试精神可嘉，可是不会有——”
“怎么样？”
“我是个浑球。”
“怎么？你要告诉我原因吗？”
“别吵我了，好吗？”
“别犹豫了，现在别再想了！”
“我只想思考一下而已。”
“说出名字好吗？免得又从你的脑海里溜走了。”
“不会的，”我说，“现在我想问，我究竟为什么会梦到他？”
“很好，继续让我猜吧。”
“格伦·霍尔茨曼，”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帮助你回忆而已。”
“好像有用。格伦·霍尔茨曼。老天，为什么是格伦·霍尔茨曼？”
想了一个小时后，我下楼买报纸，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任何进展。然后看到报纸时，我忘掉了格伦·霍尔茨曼。
报上又出现了威尔的公开信。
第09章
“给纽约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是威尔的标题。就像其他信一样，这封信是写给并寄给《每日新闻》的马蒂·麦格劳的。而《每日新闻》也独家刊登了这个消息，放在头版，与麦格劳署名撰写的报导在一起。他的专栏“答客问”放在边栏，而威尔的公开信全文则放在第二版。这封信按威尔的作风来说相当长，几乎有八百字，和麦格劳专栏的长度一样。
信的一开始，他宣称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被谋杀是他的功劳（或是责任）。他以夸耀的口气，先叙述那套用来保护惠特菲尔德的复杂设计，有防盗铃，有三班保镖，还有装上防弹玻璃的装甲钢板加长型轿车。“可是没有人能成功的阻挡人民的意志。”他宣布，“没有人能逃得了，也没有人能躲得开。看看罗斯韦尔·贝里，他逃往奥马哈。看看朱利安·拉希德，他躲在他圣·奥本斯的围墙内。人民的意志无远弗届，可以穿透坚固的防御设施。无人能挡。”
威尔继续说，惠特菲尔德绝不是全世界最坏的律师。替无法根除的恶人当法律代表，只是他的工作而已，但为了服务于他的当事人，他却乐意做任何事，不管有多么可憎、多么不道德。“当一个律师为站不住脚的事情辩论时，我们点头认可，甚至容许他们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做，这更助长了他们的狂妄。”
然后威尔又批评司法系统，质疑陪审团制度的价值。他没有举出什么令人惊异独创观点，不过他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几乎让人忘记，你是在读一个连续杀手的信。
信的末尾，是一段个人感想。“我发现我已经厌倦杀人了。我很高兴曾经被选中来作为这几次社会治疗行动的工具。但为了大善而被召唤出来作恶，我个人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现在要休息了，直到我再度被召唤出来行动的那一天为止。”
我有个疑问，于是打了六个电话，希望能得到答案。最后我打电话去《每日新闻》，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接电话的那位女士，说我想和马蒂·麦格劳谈话。她留了我的电话，过不到十分钟，电话铃响了。
“我是马蒂·麦格劳，”他说，“马修·斯卡德，你是惠特菲尔德雇的那个侦探，对吧？我想我们见过一次面。”
“好几年前了。”
“我大半辈子都是在好几年前。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问你一个问题。那封信是全文一字不漏地照登吗？”
“当然。怎么？”
“没有任何删改？没有应警方要求保留任何句子？”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苦恼，“我只知道，你也可能是威尔。”
“完全没错，”我说，“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或许就会知道你有没有删我的信了。”
“耶稣啊，”他说，“我根本不想负责做这种事。编辑台那个混蛋删我的稿子时，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但我可不是个杀人狂。”
“噢，我也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并没有驳斥自杀的理论。”
“威尔信里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是他杀的。”
“他以前没跟我们撒过谎。”
“据我所知，”他说，“的确没有。罗斯韦尔·贝里在奥马哈遇害的事情，他拒绝证实或否认，但是很巧妙地暗示是他动手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提到过贝里是被刺死的。”
“没错，可是警方封锁了这个消息，所以从这点可以确定是他动手的。”
“那么最近这封信有类似的内容吗？因为我没看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知道信的内容有没有被删改。”
“没有，我们全文刊登了。老实告诉你，我可不喜欢去当那个删稿子的人。我已经因此得到删稿那家伙过多的关注了。”
“我可以想象，你要得到那么多读者，代价一定不会小。”
他的笑听起来像小猎犬的吠声。“就这个角度来讲，”他承认，“那是他妈的天赐好运。我唯一后悔的是他没在我前阵子签约谈判之前开始行动。同时，作为威尔面对世界的窗口，实在令人紧张。我难免会想着他一个星期会看我三次文章。要是他不喜欢我的文章怎么办？我最不想激怒的，就是他这种原创思想家。”
“原创思想家？”
“只是一个名称罢了。不过我心里原来想说的是‘疯狂任务’。而且我刚刚想着，说不定他窃听了我的电话，而且他会怨恨我对他的心理状态进行诽谤。所以我讲到一半就进行编辑的改稿工作，把‘疯狂任务’删掉，改成了‘原创思想家’。”
“记者的职业病。”
“可是紧接着我又并不真的认为他会窃听我的电话，而且他在乎我怎么称呼他吗？这些名称绝对不会伤害到他。我想棍子和石头也伤不到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说自己杀了惠特菲尔德是撒谎？”
“他隔了这么久才又写信。惠特菲尔德已经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正可以证明。”
“证明什么？证明是他干的？我不明白。”
“我们正在讨论这了点，”他说，“说不定明天的报纸就会登出来。所以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因为明天这些事情会见报。你在纽约吗？你知道《每日新闻》在哪里，对不对？”
“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三十三街。不过如果你没问，我说不定会跑去东四十二街的老地址。一想到《每日新闻》，我脑袋里面浮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那儿。”
“邮递区号是多少？”
“邮递区号？你要我写信给你吗？”
“不，不是。嘿，你对乳头不反感吧？第九大道和第三十二街交口有个叫兔女郎无上装酒吧的地方，白天这个时候，那儿比阴郁的教会还安静。半个小时后在那儿碰面如何？”
“好。”
“要认出我很容易，”他说，“我身上穿着衬衫。”
我不知道兔女郎无上装酒吧到了晚上是什么景象。一定更为活色生香，有更多年轻女郎展示她们的胸部，也有更多男性盯着那些胸部看。而此处在任何时候也可能是哀伤的，那种深沉的哀伤存在于绝大部分为我们并不高贵的原始本能提供娱乐的商场。赌场也因而有哀伤的气氛，布置得越俗丽，哀伤就越明显。那儿的空气有一种卑微的梦想与破碎的誓言的腐坏气味。
白天稍早时，那个地方毫不起眼。那只不过是个洞窟般的房间，门和窗户涂上黯淡的黑漆，内部没什么装潢，家具是前任屋主遗留物与廉价拍卖品的组合。两名男子占据了吧台的两端，注意力分散在电视（播放着CNN，声音关掉了）和酒保之间。酒保的乳房（中等大小，略微下垂）看起来比她的明亮红发要来得货真价实得多。
酒吧里还有个小舞台，晚上也许有舞者表演，但现在却是空的，只有收音机里放着老歌。一名女侍者像酒保一样，穿着有兔尾巴的短裤，头戴兔耳朵，脚蹬高跟鞋，除此之外全身赤裸着，在吧台和桌子间服务。也许午餐时间人会多一点，但现在前头只有两个男子各占一张桌子，还有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的吧台凳子上。
独自坐着的那个是马蒂·麦格劳，任何人都能认出他来。他一张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