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门时打开了灯，现在就让灯亮着。透过雾光玻璃，外头的人顶多只能看到一个侧影，就算他们看得到我，我也不太需要担心，因为这栋大楼大概没人常见到巴里什，而且能记得住他的长相。
我的猜测是，通常“顾问”就是“失业”的委婉语。利兰·巴里什失业了，找工作时租下了这个小办公室，现在他要么就是找到了工作，否则就是放弃了。
说不定他在沙特阿拉伯或新加坡找到了工作，于是就走了，也懒得多此一举回来清理自己的办公室。说不定他几个月前就没再付房租，房东也没急着来把这个房间收回。
不管实际状况是什么，关在他办公室几小时没什么风险。我想到TJ，决定打电话呼叫他，想着TJ打电话来这里绝对安全，而巴里什的电话铃响也绝对没事。我拿起话筒，却没听到拨号音，更证明了我对巴里什先生的猜测。我拿起最近一期的杂志，是十周前的《纽约客》，然后坐在那张舒服的椅子上。头几分钟，我还想猜猜利兰·巴里什的下落，可是没多久，我就被一篇谈长途卡车司机的文章吸引，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电灯开关旁边的墙上有个钩子，挂着一把钥匙。我猜那是男厕的，结果没错。我上了厕所，顺便看看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里面有什么动静，里头还是有人。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去看了一遍，再过一个小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打了个盹，睁开眼睛时，已经十一点四十分。律师事务所的灯火尽熄。我走过去，再度掏出万能钥匙，然后等我钥匙放回口袋时，灯还是没亮。
那个锁比巴里什的门要好，我想着可能得打破玻璃闯进去了。我已经准备好要这么做——我认为附近不会有人听到，就算听到也不会注意——不过首先，我用随身的小刀凿进门缝，把门锁上的滑轮往后抵，门开了。我开了灯，心想对街上的路人来说，黑黑的办公室里头有人影移动，要比亮着灯的办公室要来得可疑。
然后我找到惠特菲尔德的办公室，开始忙了起来。
我离开那儿时，是凌晨一点半左右。我让一切保持原状，把所有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擦了一遍，倒不是我以为会有人来采指纹，出于习惯的成分更大一些。我在门上凿过的地方抹了点灰尘，免得上头的痕迹看起来太新，然后我关上门，听到门锁在我背后咔搭一声关上。
我累得无法思考，而且想到如果要躲过楼下的警卫，就得再去巴里什办公室的安乐椅上睡到天亮。于是我决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下楼却发现大厅是空的，门口有个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牌子，上头写着本大楼从晚上十点到六点上锁。
这不表示我出不去，而是出得去但进不来。对我来说没问题，我走出大楼，走了三个街口才叫到一辆路过的出租车。前后座分隔的玻璃上头有禁烟的标志。不过前座的巴基斯坦司机却叼着小意大利雪茄吞云吐雾。很多年前，我曾和一个聪明的老警察搭档办案，他名叫文斯·马哈菲，他也是成天抽这玩意儿。我想巴基斯坦计程车司机抽这种小雪茄，比爱尔兰裔警察更适合，不过我并没有搭上怀旧的翅膀。我只是摇下车窗，设法呼吸外头的空气。
我到家时，埃莱娜已经睡了。我在她身旁躺下时，她被惊醒。我吻了她一下，叫她睡吧。
“TJ又打来了，”她说，“你没呼叫他。”
“我知道。他有什么事？”
“他没说。”
“我明天早上会呼叫他。睡吧，宝贝儿。”
“你还好吧？”
“很好。”
“有什么发现吗？”
“我不知道。睡吧。”
“‘睡吧，睡吧。’你就只会说这个吗？”
我努力想着该怎么回答，可是还没想出什么，她就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也睡了。
第12章
我起床时，埃莱娜已经走了。厨房的餐桌上有张纸条，说她去参加东二十五街泰柏画廊的一个拍卖会，又提醒我呼叫TJ。我先冲了个澡，然后烤了个英式松饼。保温壶里还有咖啡，我喝了一杯，又倒了第二杯，然后拿起电话拨TJ的呼叫器号码。讯号声响之后，我按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掉。
十五分钟后，电话响起，我抓起话筒。“谁找TJ？”他说，然后没等我回答就又说，“我知道你是谁，大哥，我还记得你的电话。你相信我找个电话要花那么久时间吗？不是坏掉就是有人在打，好像说话越多就可以赚钱越多似的，死霸着不放。你看我该去弄个移动电话吗？”
“我不想要。”
“你连呼叫器都不想要，”他说，“也不想要电脑。你只希望时光倒转，回到十九世纪。”
“说不定是十八世纪，”我说，“回到工业革命夺走生活中的欢乐之前。”
“总有一天你可以告诉我，骑马乘马车的时代有多么美好。我为什么不想要移动电话，因为太贵了。你打给别人要钱，别人打给你也要钱。最重要的，你就没隐私了。有人会戴随身听，其实可能是在窃听你讲电话。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知道。”
“连随身听都不用，有人会在牙齿里头装窃听器，然后你觉得那是中央情报局，叫你应该去邮局把大家都射杀光。”
“你不是认真的。”
“该死，你没说错。”他笑了，“我坚持用我的呼叫器。嘿，大哥，我发现那家伙了。
“哪个家伙？”
“你叫我找的那个家伙。有个家伙射杀另一个家伙时在场的那个家伙。”
“你这句话里有太多家伙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个。”
“我说的是麦伦那事情。”
“麦伦？”
“在小公园被射杀的那个家伙？得了艾滋病的那个家伙？我想想，叫麦尔吗？”
“拜伦，”我说。
“拜伦·利奥波德。我刚刚怎么说的，说麦伦？我脑袋里一团浆糊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听过有谁叫拜伦的……你还在吗？”
“我在听。”
“你不吭声，我就开始犯疑心了。”
“大概是因为没什么好说吧。”我说，“我不知道你还在找目击者。”
“没人叫我别找了啊。”
“对，可是——”
“而且叫我去查这件事的人，大家都说他就像狗追骨头一样。只要咬住了，就别想让它松口。”
“大家是这么说的吗？”
“所以我也奉行这样的精神，像条狗在追骨头似的。而且，反正也没别的事可做。”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家伙了。”
“只是碰巧而已，”他说，“他不能算是我找到的，不过他看见了整件事，不过应该说是听见比较恰当。一开始他没看到，后来转头去看，只看到后面。所以他看到凶手的背面，而且他没看到枪，只听到枪声，你知道，砰砰。”
“他就只听到这个，砰砰？”
“他听到的是枪声。有人开枪时，你还能听到什么？”
“当时每个公园里的人都听到了枪声，”我说，“而且就算没听到，利奥波德尸体上的子弹也是证明开了两枪的有力证据。所以如果这家伙只是听到枪声——”
“不光是听到枪声而已。”
“哦。”
“如果他只是听到枪声而已，你想我会拿这个去烦你吗？”
“抱歉。他还听到了什么？”
“听到那家伙说。‘利奥波德先生？’然后就再没听到什么了，所以拜伦只是点点头，或小声讲了些什么。然后他听到那家伙说。‘拜伦·利奥波德？’接着也许他抬头，也许他没有，但接下来他就听到那家伙开枪了。”
“砰砰。”
“就像这样。”
“我能见见这个证人吗？”
“他可能不太愿意跟你谈。他已经躲掉好几次跟警察谈的机会了。”
“我想这家伙不会是IBM的副总裁。”
“他在那个公园卖东西，”他说，“那个家伙一开枪，他就打算装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也许可以安排你们见个面，可是这不表示他会告诉你什么。何况，你打算问他什么我没问过的问题呢？”
“‘利奥波德先生？拜伦·利奥波德？’”
“不要说得一副他是编出来的样子。”
“不，”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一个小时后，我在十四街一家咖啡店看着他吃薯条。他的奶酪汉堡早已经吃下肚了。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斜纹厚棉布夹克，上头还有补丁。铁路工人帽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我告诉他，我都快把拜伦·利奥波德给忘了。
“为什么？”他很好奇，“你的结论是，他是死于自然因素吗？”
“我没有太仔细想过，我只是猜想他是被人误杀的。或者他是因为坐错了地方或说错了什么话，不经意地触怒了某个在那一带混的人。另外他有艾滋病，而且已经发病很久，从外表也看得出来。也许有人对艾滋有恐惧症，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把病人杀死。”
“就像那些在游民区纵火的人。”
“要迅速解决游民的问题，这会是个方法。但是我认为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动手的人不是那种只做一次就罢手进修道院的人。”
“他会一做再做。”
“通常都是这样。”女侍者过来，没问就替我把咖啡加满。这里的咖啡不是很好，但是给得很大方。我说：“‘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就像这样。”
“好确定他没找错人。”
“要找他打算射杀的人。他好像只知道名字，可是从没见过。现在我们来随意地想，对吧？满脑子想法跑来跑去。”
“差不多是这样，”我同意。“听起来好像是雇来的，对吧？”
“那个凶手？你的意思是他是职业杀手？”
“不像职业杀手，”我说，“整件事相对职业的而言说太拖泥带水了。这个下手的对象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一人，生活有规律，没有任何保安系统，要杀他一点也不难。想私下接近他非常容易，如果是职业杀手的话，为什么要在一群目击者面前杀他？”
“大哥，我说职业杀手，那是因为你说他是雇来的。”
“他是业余的，”我说，“雇他的也是业余的。一般来说，要雇职业杀手的话，雇的人本身也得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这不可能去商用电话簿里查。很多普通人会雇杀手，可是雇来的没有什么专业精神可言。”
“所以不见得能杀得了人，”他说，“就像前几天华盛顿高地那样。”
我知道他讲的那件事，这几天报上都在登。一个十来岁的多米尼加裔小女孩，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就找来了当地的两个狠角色想把她爸干掉，而且用她父亲藏在保险箱、认为比银行还安全的那两万块钱来当诱惑。
所以有天晚上，那两个流氓就去她家。她让他们进来，把钱给了他们，他们原本应该乖乖等她父亲回家的，但他们觉得也许她父亲会带枪，那要解决整件事就更简单了，于是他们就朝那个引起整件事的女孩头部开了两枪，然后又同样干掉她熟睡中的母亲和弟弟，就回家了。父亲工作回来后，发现家人都死了，钱又不见了。我猜想他的车也不见了。
“在华盛顿高地，”我说，“每个人都有理由。那个女孩是气她爸爸，两个凶手则是想要钱。”
“那谁有理由杀拜伦呢？”
“我也想不透。”
“他没有钱，对吧？”
“事实上，”我回忆着，“他的钱比应有的多。他领到了保险金，死时银行里还有四万元左右。”
“那不是动机吗？”
“他的遗产都捐给一些艾滋防治慈善机构。其中一些组织募捐时的确有些太过积极，可是我还没听说过他们因此杀人的事情发生过。”
“此外，他们只要等就行了，不是吗？因为这家伙已经快死了。”他皱皱眉，“你猜现在该怎么办吗？应该吃一块馅饼。”我叫了女侍者过来，TJ问他有什么馅饼，认真考虑后说：“山核桃的，”他决定，“上头还要加一些流行的口味，巧克力怎么样？”TJ话里乱夹杂了几个法语，女侍者看着TJ，很茫然，于是TJ又恢复平常讲话的用词，“我要一块山核桃馅饼，”他说，“外加一球巧克力冰淇淋。”她点点头离去，然后TJ眼珠骨碌碌地转，“现在她以为我是博士了，赶快回去查字典。”
“跟她说你拿的是植物学博士。”
“大哥，那还不是一样糟，她会跟我谈她的盆栽。如果杀拜伦不能从他身上拿到钱，那谁会雇人杀他？”
“我不知道。”
“他得了艾滋病，对吧？可是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因为共用针头感染。”
“他是到自己为止了吗？还是又传给别人了？”我的表情大概很疑惑，TJ继续说，“病毒啊，有人让他传染到吗？”
“他有可能到处传染，”我说，“好几年前了，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已经感染了。”
“所以他传染给某个女人，然后她丈夫或男友或哥哥想知道她怎么感染的，‘除了拜伦·利奥波德那个没用的废物之外，不可能有别人了。’她这么说。”
“于是那个丈夫或哥哥或随便谁，就出去雇人杀掉拜伦。”
“搞不好是她自己。无论是哪种方法，凶手都没见过拜伦，也许先问问他的名字，好确定没杀错人。‘利奥波德先生吗？你是拜伦·利奥波德吗？’”
“砰砰。”
“就这么回事。”他表示同意。
“那‘这枪是为了希拉，你这个混蛋，’这句台词如何？照原来的说法，拜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如果希拉的哥哥是自己动手，他可能就会说些有意义的话。可是如果那个凶手是雇来的——”
“那凶手就不会花工夫去啰唆了。就算是她哥哥自己动手，他也可能准备好要讲些话，却一时紧张忘了说。”我喝了口咖啡，“不过这些我都不相信，”我说，“他一只脚都踏进坟墓里了，谁来会找他报这种仇呢？拜伦·利奥波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对他来说，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坐在太阳底下看报纸。不论他跟你有什么仇，只要好好看看他，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
“那不然是怎么回事？自杀吗？”
“我想过。”
“怎么样？”
“比方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可是他没法自己动手。所以他雇人替他动手。”
“他害怕把头伸进烤箱里，可是倒是有办法坐在那儿等个人偷溜过来射杀他。”
“我说我想过，但并不觉得可能性很大。”
“何况，他要雇人，难道没跟那个人见过面吗？要是你雇我去杀你，我根本不必问你的名字。”
“算了吧，”我说，“一开始就没什么道理，现在越讲越没道理了。拜伦·利奥波德是被某个有理由杀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