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法官，”我说，“如果人民可以投票让他当法官，只要真的愿意，也照样可以投票让他丢官。说不定最近就会了。”
“还不够快。”
“那彼得·塔利呢？”
“他是个自大狂妄的痞子，”他说，“威尔怎么说他？‘你威胁说要瘫痪市区交通的枢纽，为了自我权力的欲望而将全市挟为人质。’你知道，也许威尔二号模仿的本领一点也不伟大。我难以想象威尔一号会这样写。”
“听听他反对里吉斯·基尔伯恩的理由。‘你几乎对百老汇舞台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引致你绝对的腐化。你因而昧于现实，重形式而轻内容，重风格而轻实质；拥护那些随意晦涩的作品，而鄙弃言之有物制作良好的戏剧。’这比较像是指他会去批评一个演员长得不讨喜，而这种批评又是多么不公平。”
酒吧女郎把酒端来时，他想了一会儿。“不光是因为异国风情而已，”她一走开，他就说，“也因为她刚好长得很漂亮。”
“你和里吉斯·基尔伯恩，”我说，“都对别人的外表太过重视了。”
“我们是两个肤浅的混蛋，”他同意道，“到底谁会想去杀一个剧评家？”
“任何曾写过剧本或在戏里露过一面的，”我说，“本市至少有半数的侍者和三分之一的酒保符合这个资格。不过他们会比较喜欢用枪射死他，就像你欢迎有人这样干掉‘释放法官’罗梅一样。你或许比较喜欢离奇情节，而如果一片石檐从高楼上掉下来砸死他，你也不会伤心的。可是你自己不会想杀他。”
“对，而且要是有人杀掉他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欢欣雀跃。当人民开始干掉法官时，对整个系统不会有好处。”
“或者干掉评论家，”我说，“或者是劳工领袖。你知道这两个威尔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吗？第一个威尔反对的是那些法律也拿他们束手无策的人，反对他们破坏整个系统。但现在这三个都不是法律治不了的人。马文·罗梅迟早会被换掉，下回改选时，选民可能就会把他踢下去。”
“但愿如此。”
“而彼得·塔利可以让全纽约的交通瘫痪，但州长可以对付他。根据泰勒法案，他可以逮捕任何命令公务员罢工的人。基尔伯恩也许会在《纽约时报》工作一辈子，但他可能早晚会被调职，就像他的前任一样。这三个人都不是治不了的人，而新威尔的动机也不是要实现正义。他是怨恨这个名单上的人所拥有的权力。”
“权力？怎么说？”
“塔利可以下令就让全纽约市动弹不得。罗梅可以打开监狱的门，让罪犯回到大街。”
“而里吉斯·基尔伯恩可以告诉一个女演员说她的鼻子太大、乳房太小，让她哭着跑去找整容医师。这就是你所谓的权力。”
“他几乎可以决定哪出戏可以演下去，哪出戏演下不去。”
“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差不多。不是他个人，而是他的职位。谁替《纽约时报》当剧评人，就可以有那样的影响力。他对一出戏的恶评，不能保证那出戏垮掉；而如果大家都很讨厌一出戏，那么他的喝彩也不见得能救得了。但通常他讲的话就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这表示他是那个人。”
“没错。”
“‘什么人？’‘掌握权力的人。’还记得这个台词吗？”
“有点印象。”
“‘什么权力？’‘巫毒的权力。’”
“我现在想起来了。”
“‘谁赌？’‘你赌。’马修，现在的戏都没有这类双关语台词了。”
“的确，而且我明白为什么。他一定觉得自己没有权力，你不觉得吗？”
“谁？掌握权力的人吗？”
“写这封信的人。”
“我来看看。”他拿着那封信，扫视一遍，“没有权力，是吗？”
“你不觉得吗？”
“不知道，”他说，“我想联邦调查局的人会先去查内部有没有他的档案。他恨其他人的权力影响到他，想借着威胁他们的生命来报复。而且他小时候还尿床。”
“可笑，那些专家总这么说。”
“就好像发现他尿过床会有助于找到那个狗娘养的。‘嘿，联邦调查局说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小时候尿过床，所以你们去街上给我找一个成人小尿壶。’在追捕犯人的时候，某些资料会很管用，不过总不免会夹杂尿床这一类的玩意儿。”
“我知道。”
“根据资料，他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耶稣，真有用，不是吗？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狗屎，谁听过这个说法？”
“如果你来自一个机能不良的家庭，”我严肃地说，“那么你就会尿床。”
“说不定还会杀几个人。老一套了。”他对着那封信皱眉，“没有权力，而且怨恨其他人的权力。没错，我想是这样。这个理论很有力，无可辩驳。可是你知道这个威尔二号让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就像你会在高中毕业纪念册上面写的牢骚话一样。‘真正让我恼火的是那些没有诚意的人、代数课上的嘲笑，和没捣碎的土豆泥。’”
“哦，谁会喜欢没捣碎的土豆泥？”
“反正不是我。这些会让我想去把教皇杀死。不过看起来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以下是真正让我不痛快的人的名单。’”
“你说得没错。”
“可不是吗？”他推开凳子站起身来，“那狗娘养的所讲的话不像个杀人狂。而是个自寻烦恼的怪胎。”
第18章
接下来的几天新闻媒体热闹非凡。马蒂·麦格劳在报上刊登了威尔刚写来的信，外加头版上的《威尔—回—来—了！》的大标题，各路记者跑遍全市，访问被他列为目标的三个受害者，他们三个人好像都觉得此事比较像个侮辱，而非威胁。
彼得·塔利选择不把威尔当成个人的敌人，而是全工会的敌人。他发表一份声明，说那位匿名作者的出现，正是市长与州长再度镇压工会的例证。他的声明中带有老式左派修辞的铿锵韵律。你几乎可以听到合音天使在后面和谐地唱着《清洁女工大团结》和《保障矿工生命》，歌声将不满的火焰煽动得更加炽烈。
马文·罗梅法官则把威尔的抨击视为对市民选择自由与控告之权利的攻击。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新闻里，他把威尔跟检察官、警方联系在一起，说他们想终止权利法案，以便速审乱决，把“通常都很穷，而且往往是黑人”的被告送进监狱。他向新闻界保证，威尔的威胁不会逼他放弃原则，就如同过去多年来他饱受检察官、警方，还有这两者在新闻界的跟班的诋毁，也绝不能让他妥协。他会继续正义执法，同时不失慈悲。
里吉斯·基尔伯恩把这整件事变成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哀叹这座城市让评论家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继续表示，最糟的限制不是来自政府检查制度或报纸编辑政策，而是来自“种种与人为善的想法”，友谊、怜悯，以及要求公平的感觉，似乎扮演了最恶劣的犯罪者，促使人们做出较仁慈、温和的评论，而非被评者真正应得的评价。“如果我敢于承受痛苦，摧毁我珍惜的人际关系，毁掉或许是前途大好的事业，只为了更高的真理，那么区区的肉体威胁有可能使我让步吗？没错，不能，也不会。”
他们三个人都勇敢地接受挑战，但不表示他们愿意轻易让威尔得手。彼得·塔利拒绝了警方的保护，但从工会中选出几名杀气腾腾的壮汉，全副武装当他的贴身保镖。罗梅法官接受了纽约市警局所提供的保护，另外夜里还雇了几名保安公司的保镖。（此举引起大家的好奇，一名《邮报》的记者引述某未署名的消息来源说：“如果威尔真想杀掉他的话，除非他自己就是警察。”）里吉斯·基尔伯恩也接受了警方的保护，而且每逢出席首演戏预演仪式，他身边的同伴都不是他所喜爱那种眼睛亮亮嘴唇翘翘的年轻女郎，而是一个站在右后侧的高大便衣警察，一脸无聊呆滞的神情。
威尔的信把目标指向三个纽约名人，这件事就足以炒作了一个星期了。可是新闻热潮还没有机会冷却，麦格劳就在报端爆出惊人内幕，说警方侦查小组目前已经十分确定，大家所熟知的威尔前一个被害人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自己就是威尔。（《新闻日报》还没送出前，一个电视新闻节目抢先报道了这则新闻，但马蒂是第一个披露所有细节的记者。）
虽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继续跟踪这条新闻，但都一致决定要尽力炒作。我原本希望警方不要把我扯进去，他们可能也的确保守了秘密，可是这件事引起媒体太多的关注，任何人都可能无意间走漏消息。自从接到第一个采访电话后，我们就开始用应答机过滤所有的电话。我从后门离开大楼，这样可以避开大部分守候的记者。可是进门还是得经过楼下大厅，那些记者们就设法困住我，有时用麦克风和摄影机，有时用笔记本。可是我对任何记者都不予理会，只是一语不发的用肩膀挤开他们往前走，什么也不说，连个笑容或皱眉的表情都没有。
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只露了一下脸，镜头外的声音指出我是曼哈顿的私家侦探，曾受雇于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在调查前任雇主的命案时，揭开了惠特菲尔德的身份。“了不起，”埃莱娜说，“一般人不想跟记者说话时，很容易会露出生气或不耐烦或内疚或困窘的表情。可是你没有，看起来一副被阻拦却不在意的表情，好像在地铁车厢里努力挤过人群，想在车门关上前赶下车似的。”
过去多年来，我也曾被聚光灯所照射，成为大众目光的焦点，可是以前打在我身上的灯光从没像这次这么亮，也从没这么久。以前我就不在乎，这次也不会更喜欢。幸好这事对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几个匿名戒酒协会的人曾私下提到我最近大有名气。“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他们可能会说，或者是“前几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你。”我会报以微笑或耸肩，也没人会继续追问这个话题。我在匿名戒酒协会里面的熟人，大半都无法将那位揭发威尔身份的私家侦探斯卡德和老坐在后排那个叫马修家伙连在一起。他们也许知道我的故事，但很少人知道我姓什么。匿名戒酒协会就是这样。
我没被媒体追逐太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避免火上浇油的关系。新闻界不需要我帮忙他们指控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他的罪证已经一天比一天确凿。就算有任何漏洞，警方也都能随时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补充。航空公司和饭店的职员都已经指认了他的照片，NYNEX电话公司的通话记录中有几个也相当可疑，其中两个是打到上百老汇的一家住宿旅社。他通话的对象查不出来，但里奇·沃尔默曾用假名住在那儿，而那两个电话都是在里奇遇害之前一天打的。
阿德里安是原版威尔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威尔二号的话题却越来越模糊。一连串的死亡都让第一个威尔具有不祥的可信度。毕竟，当一种威胁借着某人双手的鲜血来表达之时，就具有某种无可否认的权威性。
可是当这个威胁是来自一个模仿者，而且大家又都很清楚他是模仿的，这样的威胁能有几分可信度呢？这个问题不断在电视和报上被提起，我只能确定，警方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任何人都知道，那个对塔利、罗梅和基尔伯恩这个奇异的组合发出死亡通缉令的人，从来没杀过什么，只会杀时间。事情就是这样，他能有什么危险？而你又会如何应付呢？
总得做点事情。某个小丑打电话威胁放炸弹时，你还是得把人全都撤离某个学校或办公大楼，甚至警方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个骗局。警铃响起时，救火车还是会出动，尽管大部分的警铃声到头来都是假的。（纽约市警局已经开始拆除大部分的街角红色警铃箱，因为统计数字显示实际上大部分的来自那些警铃箱的报警，都是恶作剧。可是他们得拆除箱子，不能让箱子照样立在街角，却无视那些报案的警铃。）
同时，每个人都等着看接下来会如何。那三个列在威尔名单上的人，或许等得比其他人要焦急一些，可是连他们自己大概都发现，随着时日的消逝，没有任何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越来越松懈了。
就像手提箱班尼，他觉得每天早上替托尼·富里罗发动车子很烦。抱怨说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有天我去参加花旗银行总部的一个中午聚会，然后花了一两个小时逛街，想提早买圣诞礼物。我没看到什么想买的东西，最后只是觉得被圣诞节的气氛给压垮了。
这种情形每年都会发生。甚至在救世军的圣诞老人上街跟流浪汉抢着讨钱之前，我就发现自己被过往的圣诞节鬼魂纠缠着。
我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原因大半是因为我当丈夫和父亲的种种缺点。匿名戒酒协会里称这种仪式为“清理旧日残骸”，这是一种让你甩掉危险的方式。
这些仪式我都做过，悔过自新，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有系统地把那些鬼魂留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不像某些人那么急，但慢慢的、一直持续在努力。我跟我的辅导员做过一连串长谈，还有一些心灵探索，还有无数的思考与行动。如果说过去多年有些什么始终纠缠着我，现在都不见了。
只不过它们偶尔还会回来，尤其往往发生在十一月底。白昼越来越短，阳光越来越淡，我也开始回忆起我没买的每一件礼物，吵过的每一次架，讲过的每一句刻薄话，还有我找借口留在纽约而不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长岛赛奥斯特的那些夜晚。
于是当我采购无功而返时，我没回凡登大厦，而是到对街的旅馆。我告诉自己，我无法面对凡登大厦大厅里的媒体轰炸，但其实我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在那儿遇到任何一个记者。他们都已经很体谅地对那个像是要挤出地铁车厢一样走过他们面前的家伙失去兴趣了。
我向柜台后头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个醒着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坐在西北旅馆破落大厅里的家伙点点头。那个可怜的混蛋比我早几年搬来这里，早晚也会死在这儿。我想他没什么机会娶到一个美女，然后搬到对街的大厦里。
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视，迅速搜寻了一遍频道，然后又关掉了。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看着眼前一切，却视而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拿起电话，拨了号。吉姆·费伯本人接的，从他说“费伯印刷公司”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