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尼。我自己需要那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越来越高，累积的现金值就越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越来越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其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的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不是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为什么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记性一向很坏。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面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叫他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第06章
四十八个小时后，我又去霍雷肖街的那间公寓拜访了两次。我敲了很多门，跟各式各样的人谈话。如果警方没跟所有人谈过，至少也是大部分，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不愿再跟我谈谈，不过他们的确没什么好说的。拜伦是个好邻居，大半都独来独往，据他们所知，他在这世上没有任何敌人。我听了一大堆关于谋杀的不同理论，大部分我都已经想过了。
星期三下午我和TJ碰面交换情报，不出所料，他的收获并不比我多。“埃莱娜要我明天过去帮忙，”他说，“可是我告诉她，我得先问问你。”
“你尽管去替她看店吧。”
“我也这么想。街上打听不出什么了。”
我在第八大道上了公车往北走，到了第四十街陷在车阵中，我就下了车，步行回家，然后去对面的办公室，刚好雷蒙·格鲁利奥打电话来。
“嘿，你这浑小子，”他说，“我想那个独具一格的‘人民的意志’已经知道你参与这个案子了。”
多年前，我缴回警徽辞职不干，而且离开太太和两个儿子后，就在第九大道东边第五十七街的西北旅馆租了个房间。这么些年下来，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但我住的地方不是原因之一。埃莱娜现在和我住在凡登大厦，就在第五十七街靠市中心那一头，西北旅馆的正对面。我搬去跟埃莱娜一起住后，还留着原来旅馆的房间，自我安慰说是用来当办公室的。不过实在没怎么用到。这儿没有地方见客户，我所收集的档案也轻易地可以装进对街的某个柜子或有架子的橱里。
“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雷蒙·格鲁利奥说，“今天稍早时候我在市中心遇到他。事实上我发现当时我刚好没事可做，于是我就坐下来看他工作。他正在办一个案子，相信你已经知道了。”
“我这两天没跟他通过电话，”我说，“他怎么样？”
“看起来没那么红，”他说，“不过就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现在我每次打开电视都会看到他。不是在刑事法庭大楼前面把麦克风凑到他脸上，就是把他弄进电视摄影棚。昨天晚上他上了拉里·金的现场秀，是在CNN的纽约摄影棚连线转播的。”
“他说了些什么？”
“谈刑事司法里那种敌对辩论系统的道德观点。我们能期待一个律师有多宽的眼界，又能要求他负多少责任？他刚刚才谈得有点意思，接着就接听观众电话，所以就像往常，一到这个时候，一切就回到最低标准，通常还挺低的。”
“低得可怕。”
“都是这样的，他今天早上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正常。你知道塞缪尔·约翰逊①说过，‘若一个人知道他两星期后就会被吊死，他的心智会专注得惊人。’”
①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十八世纪英国文坛巨匠，著名的散文家、文艺批评家和辞书编撰家。
“说得好。”
“可不是吗？我很意外那些赞成死刑的人没有提出这句话，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解救全世界疾病的药方是多么有效。”
“你该不会是打算跟我发表演讲吧？”
“不，不过下回我可能会反对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我们的阿德里安好像弄了一群很不错的贴身保镖。我猜是你安排的。”
“不完全是。我给了他一些建议，又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告诉他该去找谁。”
“他说他现在都穿防弹衣。”
“应该是，”我说，“不过我希望他对这件事口风紧一点。如果枪手知道你穿了防弹衣，他就会瞄准你的脑袋。”
“哎，我不会告诉威尔的。当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威尔是谁，不是吗？”
“如果我们知道，”我说，“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你知道，”他说，“我自己也可能是威尔。”
“嗯。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怎么这么确定？”
“从他的信，”我说，“用词太高雅了。”
“你这浑小子。不过他的文笔的确有一套，不是吗？”
“是啊。”
“几乎让人盼望收到他的信。不过有件事情我并不引以为荣，你知道我看到那封给阿德里安的公开信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吗？”
“你觉得这封公开信的对象应该是你才对。”
“该死，你怎么会知道？还是我太容易被看穿了吗？”
“唔，还有其他什么事会让你觉得可耻呢？”
“我没说我觉得可耻，只说我并不引以为荣。”
“我坚持原来的说法。”
“好吧，不过你没猜错。你还记得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演员吗？”
“我听过这个笑话，可是忘了。”
“五个。一个爬上梯子，其他四个在下面说。“在上面的应该是我！’律师也差不多。老兄，就这件事，你可以说我是有点像是在为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参加试镜。全纽约最恨的人是谁？”
“沃尔特·奥马利。”
“沃尔特·奥马利？老天他是哪个……哦，那个把道奇队搬离布鲁克林的混蛋。他死掉了，不是吗？”
“我倒真希望他死了”
“你这浑小子就是不罢休，是吧？别管沃尔特·奥马利。谁是全纽约人最痛恨的律师？”
“如果这是个笑话，那答案就是所有的律师。”
“答案你已经猜到了，是雷蒙·格鲁利奥。”
“硬汉雷蒙。”
“你说的没错。我有一堆最惹人厌的客户，是那种你很乐于去痛恨的人。是谁说他从没碰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威尔·罗杰斯吗？”
“管他是谁，反正我看他碰到的人还不够多。”
“而且他一定从没见过我客户名单上的人。阿拉伯恐怖分子，黑人激进分子，精神病杀人狂。沃伦·麦迪逊，他只杀了六名纽约警官。惠特菲尔德所接过的客户中，有谁比得上沃伦·麦迪逊？”
“里奇·沃尔默，”我说，“这个是最大的。”
“沃伦·麦迪逊跟里奇·沃尔默一样坏。你可以怪罪司法系统造成沃尔默被无罪释放。至于沃伦，你就只能怪罪律师。”
“真谦虚。”
“别管谦虚不谦虚了。谦虚在这一行是吃不开的。老兄，你听过那句中国诅咒吗？‘祝你找到一个谦虚的律师。’你看我们的朋友阿德里安怎么样？会不会有事？”
“我不知道。”
“威尔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等得最久的一次，不是吗？我指的是从写公开信到动手之这段时间。也许是阿德里安的防护措施做得比较好，要杀他比较难。”
“也许吧。”
“或者他可能厌倦了这个游戏。或者他可能在跳到公共汽车前被撞死了。”
“或者他可能坐在公园板凳上，”我说，“然后很可能遭到某个人误杀。”
“杀他的人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会？”
“怎么不会？你不是正在想你提过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吗，在霍雷肖街被枪杀的那个。”
“哦，我大概因此才会联想到那个公园板凳的说法，”我承认，“不过我想我们可以把拜伦·利奥波德排除在外。他一整天的唯一活动，就是走到对街，挑一张板凳坐。”
“所以你已经有点进展了，我的朋友。你已经排除一个人了。”
“我把你也排除了。”
“好极了。”
“还有我自己，”我说，“因为如果我是威尔的话，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埃莱娜，因为如果她做了这类事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跟我说的。”
“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公开而诚实的关系。”
“完全正确，”我说，“还有马蒂·麦格劳。”
“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说，“不过我也把他排除嫌疑。帕特里齐奥·萨莱诺在布朗克斯被干掉的时候，他正在警察运动员联盟的一个晚宴上致词，而且罗斯韦尔·贝里死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在纽约。”
“功败垂成，”雷蒙说，“他在专栏里写的吗？我一定没看到。”
“我自己查的。”
“真的？”
“阿德里安曾说过，马蒂想给他做个独家专访，”我说，“但他接着又说他只想在电话里采访，而非当面采访。但我因此有了个想法。警方应该已经用各式各样方法检查过，排除了他的嫌疑。但我想自己去查查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整件事对麦格劳有好处，不是吗？我可以了解他有多么希望一直维持热度，然而不是他干的。”
“恐怕不是。”
“也不是你或我或埃莱娜，或那些刚接受了动脉绕道手术的人，或者你那个被射杀的朋友，但可能是其他某个已经被射杀或刺死或跳楼的人。全世界最厉害的匿名杀手威尔，现在很可能被某个连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给冰冻起来。”
“对你来说很讽刺。”
“他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谁。阿德里安可就惨了，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一来他不就解脱了吗？”
“你再想一想。”
“哦。”
“得你知道自己已经解脱了，那才算数啊，”他说，“你要坚持多久才会取消那些保镖措施？还要花多久时间才能真正放松？”
我想着惠特菲尔德，晚餐后打了个电话给他，在他的应答机里面留了话。没什么急事，我说，而显然他也听进去了，因为我没再接到他的回电。
不过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了他。整件事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媒体照样逼他发表看法。同时威尔的名字也还是照样登在《邮报》的头版上。
次日晚上他又上了电视新闻，但这回有个报导。他的案子原本在一个星期到十天之内就要开庭由陪审团审理，但忽然就因为他的当事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认罪而解决了。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匿名戒酒聚会。我依然随身带着那个小象，结果碰到金尼，便交给了她。我本来打算中场休息时离开，可是决定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留下来拖到结束。到家时想必是十点半左右，电话响起时，我正在倒咖啡。
“马修·斯卡德，”对方说，“我是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真高兴你打来，”我说，“两三个钟头前，我刚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
“哪个台？”
“不知道，我是两三个频道换来换去。”
“逛频道，嗯？很普遍的室内运动。哦，我想如果进入陪审团程序的话，我们会赢这个官司的，可是我不能劝我的当事人赌赌看。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坐牢，可要是陪审团最后不这么想，那不就糟糕了吗？”
“这种事不是不可能。”
“是啊。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会怎么判。你可能以为你知道，可是永远无法确定。我以前原以为他们会判里奇·沃尔默有罪的。”
“怎么会？判决说明书中规定不能这样的。”
“没错，但他不再缺乏无罪开释的条件了。他们想让他坐牢，而总会有陪审团会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判有罪不会成立的。”
“哦，是啊。扬西法官可以轻易驳回判决。如果他不驳回，我会在上诉的时候推翻的。”
“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做，里奇都会重获自由。”
“嗯，不见得马上。不过我当初所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你想听